-
博弈论与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包罗·萨缪尔逊如是说： 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个有价值的人,你就必须对博弈论有个大致的了解。 也可以这样说,要想赢得生意,不可不学博弈论;要想赢得生活,同样不可不学博弈论。 博弈论很深奥吗？通过本教材你将发现深奥的博弈论原来也可以这么生动、通俗和易懂。大量的案例、平实的语言，将帮助你轻松掌握博弈论这个今天最时髦的工具。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假定“经济人”假定。这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基础。布坎南以“经济人”这一假定为分析武器，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的，特别是对公共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并由此证明政治领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为“经济人”？微观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并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特点。根据这一假定，布坎南认为，通过类似的行为假设，也能够对集体选择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些基本的预测。他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证了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采取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标准，在市场选择领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选择领域，自利的人又变成了“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二是作为进行制度分析比较的理论前提。制度比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么体制下，可能产生最坏的政策结果及避免产生最坏政策结果的方法，并且探讨什么样的体制会是最好的。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就不存在坏的体制，同样也无法解释现实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坏的政策产生的原因了。 基于“经济人”这一假定，布坎南进一步提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方面 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将公共选择学科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归纳为三个方面，或称为研究政治问题的公共选择方法或公共选择思路。 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布坎南强调，无论是在集体活动还是在私人活动中、在市场过程还是政治过程中，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而不管产生总体结果的过程与结构有多复杂。 2、经济人理性原则与利己主义本性 布坎南认为：理性原则并不总是意味着利己主义或一味追求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在理论分析中又实际上把利己主义因素放在主要地位，认为个人即使在公共选择活动中也主要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只是可能比在私人市场活动中要弱一些，但决不是像传统理论中认为的那样，只存在公共利益而不存在个人利益，不过，布坎南也指出理想行为假设有其局限性，第一，与经济活动相比，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难以做到行为理性化，甚至连理性行为的定义都难以给出，第二，与经济活动相比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对活动的结果承担的责任要轻的多，因而不大会进行理性的比较计算。 3、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 布坎南认为民主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活动也具有交换的性质，人们在政治活动达成协议、协调冲突、制定规则无不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因而类似市场中的交换，另外，布坎南也特别强调把政治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理解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
-
吉本斯博弈论基础中第二章习题2.4与2.14哪位能帮我解答吗？我看了几遍还是不会做？
吉本斯博弈论基础中第二章习题2.4与2.14哪位能帮我解答吗？我看了几遍还是不会做？http://www.pinggu.name/attachment/200906/16/894621_1245171630580a.jpghttp://www.pinggu.name/attachment/200906/16/894621_1245171629KhaP.jpg
-
求教！学习博弈论基础遇到的貌似简单的经济问题。
令q1,q2分别表述企业1、2生产的同质产品的产量，市场中该产品总供给Q=q1+q2，令P(Q)=a-Q表示市场出清时的价格（更为精确一些的表述为：Qa时，P(Q)=0)(摘自博弈论基础-吉本斯)提问，a代表的是什么啊。这里的总供给是指总供给产量？不应该是产量*价值么。
-
关于《博弈论基础》第四章，为什么PBE要求4对信号博弈没有意义？
恳请大神解惑。最近看到信号博弈一节，说PBE要求4（对于不在均衡路径上的信息集，其概率推断由可能的均衡和贝叶斯法则确定）对信号博弈没有意义，感到难以理解。考虑信号博弈中混同战略均衡的情况，信号发出者没有选择的信号类型的后续博弈不是在均衡路径以外吗，难道不需要考虑么？
-
吉本斯博弈论基础课程讲义
正在学博弈论，把我们的讲义共享给大家啦~吉本斯的教材，感觉老师总结的还不错。刚逛论坛，囊中羞涩，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留下邮箱我也可以发给你~先谢过各位啦！
-
生活中的博弈论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博弈论同样来源于生活，却能在生活中灵活的实践应用，理论家总能在繁琐生活中发现发现某些规律，升华成理论。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他们的理论照亮我们生活的路
-
法治：一种博弈论的解释
法治：一种博弈论的解释近日来，法治取代了反腐成为焦点词汇，这代表着可喜的变化，大家关注的东西从表面的转向深层的思考。法治社会，与公民社会一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制度术语。是一个长久的考虑，我想大家应该记得的是一个法治名言也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在大历史背景下，我想再重温一下这个故事：穷人的草屋（也叫做磨坊主和皇帝的故事）这是一个现代拆迁的故事，我们可以认为磨坊主是个钉子户！威廉一世在19世纪后期担任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喜欢走遍祖国大地，到处去视察。每到一处总要居住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比较舒服比较安逸。威廉一世想在波斯坦建一个行宫，建的时候没发现行宫前面有一个磨坊，建好后，皇帝站在自己的阳台上发现这个磨坊特别碍眼，特别让他心里不爽，然后就派手下的人去看看，能不能把磨坊买下来，算国家征用这片土地。殊不知磨坊主不答应，然后内务大臣回去给皇帝汇报，并建议一定要买下来。皇帝说再增加价格，并给予优厚的补偿。但磨坊主仍坚持不卖，皇帝很生气，就强制把磨坊拆了。 磨坊主在第二天他就找律师，帮他一纸诉状将皇帝告上了法庭。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在法院立案了。德国的法官证明了德国的伟大，他们硬是判决皇帝败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经房主的同意是不可以进行强制拆迁的。这样一个房子在你的面前并不构成对你自己财产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判决皇帝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皇帝也是有法治意识的人，他派人按原来的图纸修复了磨坊，并赔偿了损失。 本来这故事就此结束，我们可以通过此经典案例了解西方强盛的一个基础，但是有人又写了后记。 据说，过了一些年，威廉一世去世了，威廉二世登基了。老磨坊主去世了，磨坊主二世也登基了。小磨坊主根本不愿意再去经营这个磨坊，决定去城市生活。而且经营也不善，濒临破产边缘，最后突然想起父亲讲起与皇家的诉讼。现在的小皇帝是不是也愿意把这片土地买回去？然后就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说我现在穷的不行了，请皇帝把磨坊买下来，我有了钱，还了债我就走了，不在这儿呆了。过了几天他收到了威廉二世的回信：我亲爱的的邻居，听说你现在磨坊的经济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作为邻居，我感到非常的同情，但是你要卖磨坊是万万不可以的，此磨坊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产业，而是我德国司法独立的里程碑，它必须世世代代保留在你磨坊主的名下，不可改变。鉴于你现在生活困难，请务必理解作为邻居的一种同情，所以我差人送上三千马克给你，请务必收下，这是邻居的一点心意而已。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的话，就算是我借给你的，什么时候有了钱，什么时候再还给我，你的邻居威廉二世。小小的故事中隐藏着一些真理，法治带来的自尊和人权保护，带来了社会的健康和自由快乐，更加是吸引众多的人才，甚至贪官污吏也跑到法治的国家去而不是去其他地方，就如我曾经撰写的文章：一、网络社会已经告诉我们，专家和砖家已经相同，传统精英精心构造的精英的模范形象已经衰落，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塑造形象，这需要大量的努力。我们自然不可能还认会认识传统精英的形象还可以继续发扬和继承。厚黑、权术、家长专制、密室政治等传统治理概念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了，可是大量的存在于社会，无论是私企还是国企事业单位，逞论政府。我们已经无法回避要面对重新构建一个新精英的形象的问题，负责任、社会公众型、民主平等和亲民，以及放弃权贵的高人一等的心态非常重要，用传统的等级来治理无论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企业组织，都已经过时，往往没有效率和落后。所以专制由法治取代是一个社会的层次的提高！！是传统文明的自我更新和升华！！二、传统中，新加坡的成功是小样本，小国千万不能一概推断于大国，这是方法论的问题。而且我们相信专家治理和西方众多知识的融入才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至于学习，谁不是在学习，按照斯密等人的看法，学习是人类的天性。中国亦是，不学习，那么何来知识完全性呢？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取得成功而不是通过学习中国集权主义的传统取得成功呀。如果要说法治的好处，就是我倾向于在当今要选择“一个保护个人人权和自由的国度，不说什么多余的，如议论自由和人身安全，希望我行走在一个阳光的国度，没有恐惧权贵习惯低头下跪的国民性格”，关于那些鼓吹中国模式的人，我有时只好笑之自卑太久，高兴太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要努力！只看看这个世界谁在逃离我们的，传统精英和上游社会天天说中国太好，形势太好。。。。。可惜他们转身就跑，拖家带口，为什么要在形势太好时候，率先逃离中国呢？不说是西方法治让其有个安全和得到法律保护的预期，另外，也是没有安全感的国度的问题。为什么无论是传统精英还是现代有钱的民众，都移民外国而不是留在这个“报纸上永远一片形势太好的乐土呢？有语：春江水暖鸭先知。开个玩笑呵呵，似乎上流社会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地方，他们的逃离无非是如同市场价格一样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也是对经常赞扬某种模式的精英专家的隐秘的嘲笑。那些传统精英们甚至就是那些专家们本身，比谁都想跑得快。。。。这个所谓弃船心态是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抱歉离题了。回到我们的观察：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也许是期望之大，所以公告一出，引起了两极分化的评价。最近的三中会议带来了两极分化的评价，有人认为是不同的派别的不同期望所致，有人认为是中国式的一种中庸，而实践上应该是博弈的结果，充满希望的人看到了依法依宪治国，看到了许多新的制度安排。而失望的人因为法治需要的是民主和自由公开而认为现行政策不得其要旨。任何执政的党派，都不是张维迎的大公无私者的圣人企业家，而是有利益集团的组织，所以这就意味着博弈的是本能，在一个利益不均匀的世界，存在不同的利益，就一定要有利益冲突，有冲突，就有协调和妥协还有各种不妥协。这是能够看清历史的前进的关键，不要只看到表面的东西，而是实质上的进步所在：博弈的结果和均衡取决于相关利益方的知识完全和信息完全。法治的实施实质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引导全民参与，才是制度均衡的关键。
-
博弈论与诺奖。。。。
1.1994年，授予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海萨尼（J.Narsanyi）、普林斯顿大学约翰·纳什（J.Nash）和德国波恩大学的赖因哈德·泽尔滕（ReinhardSelten）。2.1996年，授予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JamesA.Mirrlees）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瑞（WilliamVickrey）。3.2001年，授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A.Akerlof）生于194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Spence）和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4.2005年，授予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ThomasCrombieSchelling)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罗伯特·约翰·奥曼(RobertJohnAumann）。5.2007年，授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Hurwicz）、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埃里克·马斯金(EricS.Maskin）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罗杰·迈尔森(RogerB.Myerson）。6.2012年，授予哈佛商学院教授埃尔文-罗斯(AlvinE.Roth)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伊德·沙普利（LloydShapley）教授。7.2014年，授予耶鲁大学教授让·梯若尔(JeanTirole)至今已有7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有关以上意味着？？？
-
博弈论该怎么学
博弈论该怎么学，谁有吉本斯的中文版课后习题答案，可以分享下吗
-
普林斯顿留学生：我所认识的约翰纳什和他妻儿
普林斯顿留学生：我所认识的约翰纳什和他妻儿博弈论的创始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丽心灵》原型约翰纳什语气妻子因车祸于5月23日去世，关于约翰纳什，我们更多的只是从《美丽心灵》这部电影了解到，那么，真实的约翰纳什是什么样子呢？下面请看普林斯顿留学生的文章：我所认识的约翰纳什和他妻儿。 梦里江河的话： 从心灵深处，人类还是尊重智慧、钦佩英才的。 摘录一段：我想告诉你，《美丽心灵》里那让人动容的授笔仪式完全是导演的杜撰，可是，那个傍晚，在数学楼顶层排着队等着和纳什教授合影或谈话的年轻人们，他们的结结巴巴、推三搡四，难道不比那个子虚乌有的授笔仪式更让人感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数学教授约翰-纳什是当今最著名的几个疯子之一，他疯狂离奇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美丽心灵》后，在世界各地广为传诵。约翰-纳什共入过两次精神病院，1959年在波士顿附近的麦克林医院(McLeanHospital)，1961年在普林斯顿附近的特伦顿精神病院(TrentonPsychiatricHospital)。 两次入院之间他异想天开地从麻省理工辞了职，提取了所有养老金，宣布他要去欧洲旅行。1959年七月，纳什的航班在巴黎着陆，他看到整座城市充斥着抗议核军备竞赛的游行、罢工、爆炸。直到他终于被遣送回美国前，有九个月的时间，纳什在欧洲各大城市游荡，到处都像巴黎那样满是冷战意识下的喧嚣与骚动，北约与华约的黑影不分伯仲地徘徊在欧洲大陆。这九个月极富隐喻的游荡不禁让人联想起虚构世界里流浪四方的英雄们：杜拉斯念念不忘的恒河边上的女乞丐，乔伊斯笔下用一天游历都柏林的布鲁姆先生，当然还有荷马歌咏的花十年时间返家的奥德修斯。这些虚构的英雄和纳什一样，用漫无终点的肢体的游荡企图达到某种精神目标。 纳什在欧洲目睹的种种疯狂世景让我好奇：一个刚出精神病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何去面对一个比精神病院更加疯狂的的宏观世界，尤其是这个宏观世界言之凿凿地标榜自己是“正常”的、“理性”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措手不及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究竟让人类变得更理性冷酷还是更激烈狂热？现代人究竟还有没有资格将一部分同类隔离起来，宣判道：“你疯了，你不要靠近我们”，即使疯与不疯的界限已经成为了强权的体现？约翰-纳什的一生或许能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必须写写我所认识的约翰-纳什，可我难以下笔。一个开头就是一个定义、一个基调，而约翰-纳什恰恰是难以定义的。在普林斯顿的四年我有多次机缘认识他，“认识”，却不“了解”，每一次认识总是推翻前次刚形成的定见。事到如今，这些复杂的事实和感触，层层重叠在一起，我只能指着他叹息：“看啊，这人……”所有的赞美、怜悯、嘲讽，看啊。 那就看吧，看看这人。不过他老了，我入学那年他已经八十岁了，不常在校园里走动了。我是在大一的尾声才第一次见到了约翰-纳什，在那之前倒是经常见到他的儿子。 大一时我在工科图书馆找了个闲职，清晨和半夜在图书馆里坐上两三小时，扫扫借书者的条形码。这种时段的图书馆总是很冷清，同学们要么还未起床要么已经休息，倒是几个住在附近的疯子和傻子，雷打不动，图书馆一开门就来，捣鼓些疯疯癫癫的事情，直到半夜你在他耳边三请五请才走。 我记得其中一个总穿着宽松的毛衣、一脸络腮胡子的胖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他大概得了某种极严重的癫痫，每过几十分钟会突然克制不住地呻吟起来，鼻子翕动着，脚扭动着，这么大声发作约半分钟，他又像没事人似的全好了。他的体内养着一头难以控制的野兽，隔段时间就得大声嚷嚷自己的存在。我开始觉得很恐怖，直到某天，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学长告诉我，那个疯胖子是维基百科的正式编辑，每天在电脑前审订无数词条，我才对他肃然起敬起来。 时间一长，对经常光顾图书馆的疯子的种种狂状熟视无睹，渐渐少了害怕，多了亲近，在深夜听见癫痫病人梦呓般的呻吟，恍惚像母亲口中的摇篮曲。 这些图书馆疯子中有一个，四五十岁了，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坑坑洼洼。他总是穿一件普林斯顿的套头衫，两腿大开地躺倒在椅子上，手里一本厚厚的书，经常是不打开的，就放在手上，醒着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睡着的时候就仰着头像死去了一样。 其他的疯子我还常常看见他们清醒时正常的表情，只有这个疯子，他虽然很安静，但总是陷在极端迷茫烦扰的状态。他经常呆若木鸡地坐上好久，然后蓦然剧烈地摆动脖子和臂膀，眉毛鼻子紧紧拧在一起，嘴里大口大口喘气，像是正在经历极大的苦痛。某一天，他正如此发作着，学长指着他说，“喏，这是约翰-纳什的儿子。”“什么！”我大吃一惊，“他儿子不是哈佛毕业生么？”“那是《美丽心灵》编出来的。精神病是遗传病。”学长冷笑着说。 那次残酷的邂逅是我第一次得以把《美丽心灵》与真实的约翰-纳什区分开。后来我还有几次从数学系的同学那儿听说约翰-纳什儿子的疯狂事迹。据说，他儿子常常呆在数学楼的公共休息室，在黑板上写满离奇疯癫的公式，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公式是这样的： 1=水星 1+1=金星 1+1+1=木星 如此种种，直到他把自己所知的星星都写完，甚至连“英仙座”、“大熊座”都有。 得知他儿子真实情况不久，我终于见到了约翰-纳什本人。 大一末的某天偶尔在路上走，迎面走过来两个老人，男的高大而干枯，女的矮胖而臃肿，他们穿着正装，大约要参加什么仪式。我认出了男人是纳什，很兴奋地推推边上同行的朋友。他说，“早看到啦。”我又问边上的女人是谁，“还有谁？当然是他老婆。”我心里又吃了一惊，这形象与詹妮弗-康纳利饰演的美丽妻子实在相差太大。 朋友看我怔怔的，便半是劝慰半是嘲讽，“年轻的时候大约挺漂亮的，现在老了嘛。说起来，《美丽心灵》里讲得他们如何神仙眷侣，其实他疯了不久后她就要要求离婚，这么多年他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只是同住人的关系，直到2001年拍了电影，他们才又复婚。” 两位老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步履蹒跚，一声不吭，他们间是那么疏离，既像是陌生人的疏离，又像是熟识无睹太多年的疏离。《美丽心灵》在我心中营造的那个关于爱的奇迹的泡沫就这么被戳破了，我只看到一个寻常老人的卑琐晚境。 二 所幸大部分普通人还是被电影的泡沫鼓舞着，一提起纳什总想到《美丽心灵》；就像许多学者被博弈论的泡沫鼓舞着，想方设法在自己的研究里加点博弈论赶时髦。这些年博弈论在各类学科前沿炙手可热，我在普林斯顿的许多课堂上听到纳什的名字，越是那些像是离博弈论差之千里的领域，譬如生物、比较文学、历史，越是有学者绞尽脑汁想和博弈论攀上些亲戚。 在那些讲座里，纳什的名字总是和“纳什均衡”等同起来。只有一次，我在截然不同的语境中听教授说起纳什。那是一节异常心理学讲座，“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个有趣的精神分裂症病例，病例的主人公是著名的纳什教授。”心理学教授搬出一座庞大的老式录像带播放器，在投影仪上给我们放了一段访谈，我还清楚地记得访谈中旁白的第一句话：“约翰-纳什曾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可他坚称他的疾病是全靠意志力治愈的。” 约翰-纳什曾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可他坚称他的疾病是全靠意志力治愈的，他痛恨精神病院、痛恨药物，至今说起他妻子将他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他都一脸心悸。 他共有两次入院经历，第一次入院在专治上层阶级的麦克林医院，那里的医生把精神分裂症当作心理疾病，成天做心理咨询，询问童年经历。他的同事唐纳德·纽曼(DonaldNewman)去看他，纳什说：“唐纳德，如果我不变得正常，他们是不会让我出去的。可是，我从来没有正常过啊……” 第二次入院在特伦顿精神病院。访谈人和他故地重访，纳什站在草坪上，凝视着巍巍耸立的暗淡的建筑，拒绝再靠近半步。“他们给你打针，让你变得像动物一样，好让他们像动物一样待你。”在这里，他被迫接受了如今已被西方医学界停用的胰岛素昏迷治疗：大剂量注射胰岛素，让精神病人陷入昏迷状态。而病人清醒时，也状如行尸走肉。他开始只吃素食，以此抗议医院的治疗，当然没人把这当回事情。在长时间胰岛素昏迷治疗后，他终于“变正常”了，他生平从没有如此谦逊有礼。同事妻子回忆说：“他看起来乖得就像刚被人打了一顿。” 半年后，谦逊有礼的约翰-纳什终于从特伦敦精神病院出院。他换下肮脏的病患服，交出自己的号码(半年来他没有名字，只有这个数字标识)，他踉跄地走出医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童年好友，“和我讲讲我们一起玩的事情吧。那个治疗把我的童年记忆给抹掉了。” 如果回归理性仅意味着对社会标准的驯服、意味着丧失记忆，治愈还有多少价值？尤其是对于纳什这样一个把数学视作“唯一重要的事情”的天才。纳什教授心中最纯粹的数学不是理智，而是灵感。理智不过是沟通这种灵感的手段，而若重获理智也意味着灵感丧失，他情愿放弃理智。一个朋友在他住院时去看望他：“你发疯的时候声称外星人和你说话。可是你这样一个理性的数学家，怎么可能相信外星人这种无稽之谈？”纳什回答说，“数学的创见同外星人一样进到我的脑子里，我相信外星人存在，就像我相信数学。”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理性的思维阻隔了人与宇宙的亲近。(Rationalthoughtsimposealimitonaperson’srelationtothecosmos。)” 从特伦敦精神病院出院不久，纳什拒绝接受任何药物治疗，因为治疗让他感觉迟钝，不能想数学。他过去的同事在普林斯顿大学给他安排了一个研究员的闲职。于是学生们常常看到一个穿着红跑鞋的中年人形容枯槁地在校园里游荡，在整块黑板上写下不合逻辑的公式，拿着几百张前夜刚演算好的数学公式出现在某教授的办公室，他有了个绰号，“数学楼幽灵”，很少人知道这个疯子到底是谁。 而在七八十年代，他周围的亲友开始注意到，纳什渐渐不疯了。他的眼神变清澈了，他的行为有了逻辑。“那么，不靠治疗，你是如何康复的呢？”访谈人问他。“只要我想。有一天，我开始想变得理性起来。”从那天起，他和他幻听到的声音开始辩论，驳倒那些声音，“以理性分辨非理性，以常识分辨错觉。(Ireasonedmyselfoutoftheunreasonable;Ibecamedisillusionedofmyillusions。)” “只要我想。”在纳什这个个案里，疯狂与理智似乎变成了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我甚至不再相信他真正疯过；或许，他理性地选择了疯癫，又疯癫地回归了理性。如此看来，《美丽心灵》是ABeautifulMind的严重误译，应作《美丽的头脑》或《美丽的智性》更符合真实。Mind固然有头脑和心灵的两重释义，而在纳什从疯癫重获理智的历程，我们看到的是过人的意志和理性压制着疯狂的心灵。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从七八十年代的某一天起，他有意识地选择将一部分的疯狂运用在数学的灵感上，而将剩余的疯狂用理性囚禁起来。 访谈的录像带放完了，异常心理学的教授说：“纳什不借助药物治疗而康复的案例引起了许多精神病学家的兴趣。他们研究他的生活起居和周边环境，希望他的病例有推广价值。不过在我看来，真正治好纳什的也许不是他过人的智力和意志力，而是荣誉。七八十年代，博弈论在经济学上飞速发展，纳什声名渐隆。1994年他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一夜间开朗了许多，简直变了一个人。领奖后他在街上散步，常常有陌生人向他致敬，‘纳什教授，祝贺你。’” 心理学教授的这番评论并非无稽之谈。纳什发疯之时，自恃甚高的他正苦苦追求数学界最高的菲尔兹奖而不得。倘若他能及时得到菲尔兹奖，也许就不会在失落和压力下发狂了。更进一步讲：荣誉降低了社会标准的尺度，在荣誉的光环下什么都变美了、变正义了。狂乱的行为在正常人身上被贬斥为“发疯”，在诺贝尔奖得主身上便被赞美成“特立独行”。那么，有没有可能纳什教授的疯癫并没有被治愈，倒是普罗大众治愈了他们审定疯癫的标准呢？ 三 那就讲讲我所经历的一则纳什和普罗大众间的故事，讲讲学术声誉在这座慢条斯理的大学城里扮演着什么角色。 大二春天我阴差阳错地当选了普林斯顿数学俱乐部的主席，从此和一帮超级古怪的数学天才成了朋友。这个俱乐部除了定期请教授讲话、周末玩玩需要耗费过多智力的桌面游戏，一年也就搞三次大活动：夏天派队去参加国际大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秋天组织面向高中生的普林斯顿数学竞赛、春天组织数学教授和本科学生同乐的正式聚餐。 我新官上任没几天，就要搞正式聚餐，怕来的人少场面不好看，就向前任主席请教。他说：“请教授是很容易的，你电子邮件群发所有数学教授，便完事了。至于请学生，你就在海报上写，‘想见见约翰-纳什的真身吗？来参加数学俱乐部的聚餐吧！’保准无数人跑过来看热闹。”我照办了，果然很快就有许多同学报名，也有不少教授表示会参加，只是从未收到约翰-纳什的回复。 聚餐那天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们包下了数学楼最高层的大厅，放上十几个圆桌。赴宴的学生还一个未到，我们正在摆放器皿和食物，就看到电梯门一开，出来三个人，正是约翰-纳什还有他的妻儿。 我慌慌张张地去迎接他，“纳什教授，你来大家会很高兴的，聚餐还没正式开始，你不如先坐这桌。” “你是发邮件的沈小姐？”他这么问道。 “是，是我发的邮件，我叫Lily。”我这么答道。 “沈小姐，你好。”他仿佛没听见我的答话，“约翰-康威会来吗？我听说他会来。” “康威教授的确回复说会来，他还说他要为聚餐致辞呢。” 聚餐不久就开始了，康威教授没有到，我打电话去他家，他妻子说，“太不好意思了，他彻底把这事忘了。”于是康威教授不会来了，更别指望他致辞。那些回复说一定会来的教授，也有一大半没有出席。 “沈小姐，约翰-康威会来吗？聚餐已经开始半小时了。”纳什教授又问我。我说，不会了，他忘记了这事。“是吗。”纳什有些失落，于是我也有些失落，不过同学们倒都不怎么在乎，个个欢欣万分，“不是有纳什在嘛！” 大家的眼睛都向着纳什坐的那桌张望，有不少人在去拿吃食时故意走远路，从纳什身边经过，腼腆地打个招呼：“纳什教授好。” 高年级的学生向一年级新生介绍，“那是纳什，那是他老婆，那是他儿子。”炫耀着自己见多识广。 只是没有一个人，敢在纳什一家坐的一桌坐下来。 相比之下，其他教授身边围着学生和同事，大家言笑晏晏。 我动员我认识的朋友，“你们情愿这么多人挤在这桌，去纳什那桌不是更好么？想想看，以后可以跟人吹，我和纳什吃过饭……”朋友们有些跃跃欲试，却都开玩笑似地互相抬杠，你推我我推你，谁都没有换位子。 这么拖拉了几次，聚餐快结束了，纳什那桌仍然只坐着他和他的家人，剩下七个位子孤零零地空着。他的儿子趴在桌子上，机械地捶着自己的脑袋，他的妻子一言不发地板着脸，叉着手端坐在那里，而纳什默默地极缓慢的吃着一片肉。我看着这番孤独凄凉的景象，自责却无计可施。 正在这时候，一个大一的女孩子走到纳什面前，结结巴巴地说：“纳什教授，我能和你合影吗？我真的——我觉得——你真伟大！” 纳什愣了愣，点点头。她站在约翰-纳什身后，甜甜地合了影，然后拿着相机，奔向自己的朋友，又是笑呀又是嚷呀，像是刚做了件顶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受了感召，纷纷站起来，走向约翰-纳什，自觉排起了队，有的手里拿着相机，“教授，能和您合影吗？”有的手上什么都没有，那是真正对数学有激情的孩子，想听纳什讲讲博弈论和纳什嵌入定理。 突然，和我同桌的大四数学系毕业生也站了起来，他平日里总一副愤世嫉俗、据傲不羁的姿态，这时他手里竟然也有个照相机，他自嘲似地为自己辩解，“他妈的我在数学系混了四年，天天被恶心证明题虐，到头来连张他妈的纳什合影都没有，说出去不要他妈的笑死人了？” 我想告诉你，那个晚春的傍晚所有男生都穿着衬衫和西裤，所有女生都穿着花裙子。 我想告诉你，数学楼是全校最高的建筑，数学楼最高层的大厅360度都是没有间隔的观景玻璃(913,-2.00,-0.22%)。透过玻璃看出校园美如画：卡耐基湖畔荡独木舟的游人正在悠悠地往回划，研究生院的塔楼下几只大肥鹅笨头笨脑地在聊天，教堂和美术馆前还有很多人在拍照，而布莱尔拱门下晒日光浴的孩子们恐怕已经觉得凉了，收起毯子准备回家，至于那些遍布校园角角落落的几千只灰色和黑色的松鼠们呢，他们恐怕又在忙活着筹备寒冬的一场盛宴，或许能从这个食堂偷一只甜甜圈，从那个寝室偷一块巧克力…… 我们排着队等着和纳什拍照，顺便透过观景玻璃张望着校园的一草一木，而夕阳也张望着我们，大家的脸上身上都覆盖着玫瑰色的光晕。 我想告诉你，《美丽心灵》里那让人动容的授笔仪式完全是导演的杜撰，可是，那个傍晚，在数学楼顶层排着队等着和纳什教授合影或谈话的年轻人们，他们的结结巴巴、推三搡四，难道不比那个子虚乌有的授笔仪式更让人感慨？“纳什教授，我真的——我觉得——你真伟大！” 纳什教授已经从疯癫康复了；或者说，自诺贝尔奖和《美丽心灵》后，不再有人觉得他的不正常是件非纠正不可的事情。而他还是孤独的，学生们不敢和他讲话，更别提和他一桌吃饭。但是，那个晚春时节为纳什排起的长长队伍，还有诸多类似于这样的温暖的轶事，大概就足够支撑着他保持淡泊平和，度过自己的晚年。（纳什教授） 四 最后，我还想讲讲纳什教授疯癫的起源。 纳什生来便是个古怪傲慢的人，数学天才多如此，这本不足为奇。那么，一个本性古怪的人如何突然被亲友认为“在发疯”呢？三十岁的某天起，他突然声称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是一伙的，他们全是“阴谋家”；他称艾森豪威尔和梵蒂冈教皇对他没有丝毫同情；中东的动乱让他深感不安，他打匿名电话给亲友，说世界末日到了。“这些想法在表面上不是理性的，但它们有可能发生。(Thesethoughtsonthesurfacearenotrational,buttherecouldbeasituation。)”他后来解释道。1959年在欧洲游荡的九个月里，他数次去当地政府求助，希望放弃美国国籍；他到了日内瓦，因为这座城市以对难民友好著称，他向瑞士人说，“美国的体制是根本上错误的”，没人相信他。他被送上飞机遣返回国，事后他自称：他被送上了一艘船，像奴隶一样被链条锁着。 冷战的铁幕终于落下了，纳什被亲友们认定的疯言乱语如今看来几乎是先知的预言。纳什的恐惧不单单是个体的体验，而是那个时代集体潜意识里的恐惧。而纳什被斥责为疯癫，被强行打胰岛素进入昏迷状态，难道不是那个时代的极权主义对于个人良知的迫害吗？我注视着纳什像奴隶一样被锁链束缚着的船只。当这艘愚人船在汪洋上恣意漂泊，米歇尔·福柯正在自己的毕业论文《疯癫与文明》中为它赋予深刻的哲学意义。 如果疯子不仅仅是疯子，而是揭露了这个社会根本弊病的智者，他们只能被送上愚人船，顺水漂向不可知的远方。古老的河流赋予了愚人船神秘性，疯子被神圣化地隔离起来，作为社会制度的祭品杀一儆百。我想我恐怕已经扯得太远了，虽然我不得不说，1962年起至今，约翰-纳什教授定居在普林斯顿附近，每天到学校上班。 如果普林斯顿这所大学对纳什教授的康复有何功劳，那就是它固有的包容和自由拒绝把疯子送进愚人船。疯子们像鬼魂一样地游荡在校园里，而人们仍然尊重体谅。他们自由进出公共图书馆，发病时喊出骇人的响声，却还有人告诉你：“别打扰他，这个疯子是维基百科的编辑……” 上周二，约翰-纳什教授在我所选的博弈论课上做客座演讲。“我想讲讲纳什均衡的历史。”四十分钟里，他一直在讲他所写的几篇论文，太深奥了，恐怕学生中没一个能听懂。可是这不妨碍整个教室坐满了听众，不但有选这门课的学生，还有闻讯而来的旁听者。 向约翰-纳什教授致敬。 (来源：沈诞琦的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