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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认为,“大趋同”是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它是一个向人类大多数普及能源充足型经济模式的过程。然而,如果处理不好由此造成的资源压力,“大趋同”之势就可能悲惨收局。如果处理不好权力转换问题,“大趋同”之势则可能以战争的形式告终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12日文章】题:东西方在一个问题上趋同(作者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大趋同”之势如何在21世纪塑造这个世界呢?在解答这个宏大的问题时,我幸好有个向导:斯坦福大学的伊安·莫里斯教授。莫里斯在一部探究1.6万年人类历史的杰作中对我们当前的状况,我们如何发展至今以及我们去向何方进行了精辟分析。
据莫里斯教授说,推动社会发展的是那些“贪婪、慵懒和心怀恐惧的人”,“他们会根据自身意愿在安逸自在、尽量少工作和安全这三者之间寻求平衡”。人类很聪明,且具有高度的社会性,于是便发明了许多技术,还制定了许多制度,目的就是实现这些目标。但人类群体能实现何种成就则取决于地理因素。
东西方互相赶超
此外,莫里斯教授对两极文明的发展的描述也十分引人入胜。这两极就是“西方”和“东方”。西方文明起源于在如今的中东地区的所谓 “新月沃土”发生的农业革命；东方文明则起源于在当今中国版图内发生的一场独立的革命。莫里斯的结论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西方略微领先东方,而此后直至18世纪,西方落在了东方的后面,此后则又赶超了东方。东方利用“后发优势”——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表明,21世纪将再次出现逆转。
对莫里斯教授而言,“社会发展”是一个由四个因素组成的混合体:能源使用、城市化进程、军事实力和信息技术。第一个因素是最根本的:获取能源是生存的必要条件；社会越复杂、越发达,其获取的能源也就越多。由此看来,反映过去200年发展的代名词不应是“工业革命”,而应是能源革命。能源和思想正可谓是我们人类文明的两大基石。
莫里斯教授对社会发展和“能源获取”的分析结果十分相符。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三点。第一,公元1700年时,西方获取的能源与公元100年时是持平的,而中国已在12世纪达到了进入近代史前的巅峰水平。第二,过去200年里,能源获取和社会发展呈爆炸式增长。第三,东方的能源消耗增长速度极快。
大趋同影响深远
经合组织发展中心分析指出,趋同之势改变着全球资源供需平衡。近来金属和能源实际价格的上涨便是明证。国际能源机构指出,截至 2035年,全球初级能源需求量还会增加50%。如果不在能源生产强度方面进行大的调整,以下就是我们看到的经济趋同之势将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所有人都像今天的富国那样消耗能源,商业能源消耗量届时将达到当前规模的三倍之多。
正如经合组织所指出的那样,趋同之势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远不止于此。随着中国、印度和原苏联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上述国家的劳动力大军使全球开放型经济体劳动力总人数翻了一番。这必然会给低技能人群的相对工资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直接惠及资源出口国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购买者。作为资源出口国,资源大国一直都是大赢家,虽然它们会面临去工业化的风险。而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购买者,富国消费者也是大赢家。此外,更出人意料的一个后果是,预期储蓄增速高于投资增速,由此造成了“储蓄过剩”的局面,并对实际利率构成了下行压力。
这些影响关系重大,但确实也至少反映出“正和”的发展:经济不断繁荣,机会也越来越多。而最严重的挑战出自更有可能出现“零和”结果的领域。资源和政权便是明显的例子。东方必定会在崛起过程中改变全球力量平衡和廉价资源充足的局面。
资源限制挑战大
公元1800年以前,事实证明,资源通常是具有约束性的限制因素。而在21世纪,最主要的问题可能是,事实是否会再次证明,资源会是个限制因素。人类的聪明才智是否还能解决资源稀缺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所有人也许最终得享当今幸运儿所享受的史无前例的生活方式。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可能沦为莫里斯教授所说的“天启五骑士”——即气候变化、饥荒、国家破产、移民和疾病——的牺牲品。
大国政治亦是如此。我们而今具备了摧毁文明的能力,大国关系由此变得十分危险。艾伯特·爱因斯坦在人类使用原子弹后指出,“唯有建立世界**才能拯救文明和人类”。世人斥其幼稚可笑,但他的这番话可能仍是正确的。
“大趋同”是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它是一个向人类大多数普及能源充足型经济模式的过程。然而,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由此造成的资源压力,“大趋同”之势就可能悲惨收局。如果我们处理不好权力转换问题,“大趋同”之势则可能以战争的形式告终。莫里斯教授最乐观的一个观点是,每个时代都会形成时代所需的思想。鉴于当前变革速度如此之快,如今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思想会及时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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