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历史上是个辉煌的时代。在那些日子里，维也纳城见证了第一个学术研究原生文化，其传统由卡尔•门格尔建立。这个文化扩展到德语世界的全部其他地区，并传入其他国家。
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著作已翻译成英文，尤其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F•A•哈耶克的著作，也有其他学者的著作，如：弗里茨•马克卢普、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 奧斯卡•摩根斯坦、弗兰茨•丘赫尔、汉斯•迈尔、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以及莱奥•舍恩菲尔德-伊利。
这一时期中开创性的著作中，至今没有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公众所接触的，是理夏德•冯•施特里格尔的著作。像二战前许多其他的奥地利知识界、艺术界的杰出人物一样，理夏德·里特·冯·施特里格尔是前摩拉维亚人（即今天的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他生于1891年2月7日。他曾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年纪轻轻就被接纳为著名的欧根•冯•庞巴维克私人研讨会的一员。该研讨会造就了整整一代前程远大的经济学家，如：奥托•鲍尔、尼古拉•布哈林、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奥托•纽伊拉特和约瑟夫•熊彼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施特里格尔继续他的研究，写了一本关于经济理论的重要著作，并因此在1923年收到了他的大学授课资格——中欧各大学的传统教授文凭。五年后，他就任名誉特命教授。不过，像米塞斯、马克卢普、哈伯勒，以及时其他伟大的维也纳经济学家一样，他还得在学院生涯之外谋一份生计。最终，他在奥地利失业保险局担任高级官员。
施特里格尔是一个温和、有教养、富有人道精神，并且非常聪明的人。他的学生以及那些不偏不倚的同事，都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约瑟夫·施泰因德尔在他去世后如此评价他：“他的学生，以及在当年来维也纳并在他的圈子里逗留的那些外国经济学家，没有哪个不喜爱他的。”他在系统论述和逐步辩论方面有非凡的天赋，这使得他在课堂上取得巨大成功。由于这些个人的和智力上的才华，施特里格尔对一战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那一代年轻经济学家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的老师，他塑造了哈耶克、哈伯勒、马克卢普、摩根斯坦及后来诸多伟大的维也纳经济学家的头脑。
施特里格尔使他的学生相信，经济理论本身是可以被研究的，也就是说，可以不依赖以往的实证领域的研究。并且，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和指导政治行动。这些见解如今已相当普遍，即便还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则大不一样。
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奥地利经济蓬勃发展，当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部门的主导思想力量，是所谓的历史学派。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们鄙视经济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提倡经济规律是普适的。他们认为，规律只适用于它们所涉及的范围。由于历史的进程中人类生存的条件在不断变化，就不会存在普遍的经济规律这样一个东西。所谓“规律”至多也只能描述一个特定时期的经济。总之，对经济的所有了解都必须从具体的家庭、公司、机关、村镇等的研究得出。
此外，施特里格尔在维也纳大学所在的部门是反理性主义的“有机”经济学的大本营。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那些试图从个体行动和个体间的社会互动（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原则）去解释经济现象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的方法。在当时知识界不友好的环境下，施特里格尔单枪匹马为经济学理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施特里格尔主要的兴趣在于政策提案的科学基础，这是他与米塞斯的共同点。这种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使得他特别注意方法论问题，而且他也很有效率的把他的方法论思考整合到他的研究中去。总的来说，庞巴维克对施特里格尔的影响最持久，不过我们也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瓦尔拉斯、维塞尔、熊彼特和米塞斯的思想。
施特里格尔对经济理论、应用经济学、资本理论，以及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都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的著作《资本与生产》对技术经济理论有至关重要的贡献。这本书在1934年由前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在“对经济周期研究的贡献”的系列中出版。在《资本和生产》中，施特里格尔试图寻找1929年以来折磨西方世界的大萧条的原因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尽管很多当时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们都在研究类似课题，施特里格尔的著作因为他对耗费时间的迂回生产过程及其与大萧条的相关性的分析脱颖而出。
施特里格尔将杰文斯的资本理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统合为真正的奥地利经济理论，并细致分析了信贷扩张对这类宏观经济运作的影响。他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甚至比哈耶克基于相同问题的那些著名著作更系统、更严谨、更清晰。事实上，施特里格尔的著作被哈耶克誉为“对出了名的难题的简单而又清晰的论述。”
不幸的是，施特里格尔的著作几乎完全被遗忘。这很大程度上是整个奥地利学派在德语国家的命运。他们的堡垒一直是维也纳，他们的思想从这个中心传播到奥地利的其他地方，以及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以及整个东欧和瑞士北部各州。然而，从30年代初开始，维也纳的奥地利学派随着大批人的离开而衰亡。米塞斯去了瑞士，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份待遇优厚的教职，这能让他写他的巨著。哈耶克、马克卢普和哈伯勒去了英国或美国，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在故土已经失去的学术职务。1939年德奥合并后，更多的人离开了。犹太人，像摩根斯坦，还有所有无法找到或接受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共存的生活方式的非犹太人，都无法忍受纳粹奥地利统治下的生活。
虽然施特里格尔成为了留在这个学派发源地的最后一个成员，对他来说生活和工作也变得无法忍受。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严重影响，他对他的许多同胞的机会主义行为非常反感。约瑟夫·施泰因德尔当时写到：“自从奥地利遭受入侵，他就一直沉默，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后续出版的消息。对了解他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这也许不仅是由于他在1930年害了一场病。在那么多人一夜之间转变了信条原则的景象面前，他显得格格不入，而在他全部职业生涯中，他明显缺乏野心家的才干。”
他于1942年11月11日英年早逝，这令他无缘在战后的维也纳大学为捍卫奥地利学派而战。哈耶克在给施特里格尔的讣告中哀悼道：“随着他的去世，对维也纳继续作为经济学教育的中心和未来维也纳学派的复兴的希望也随之破灭。”随着施特里格尔之死，在二战后的奥地利和德国，奥地利经济学派已不再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存在。这成为这些国家的思想史的最后一章，后续的繁荣也只是在美国，在那里，施特里格尔的思想如今终于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
--------------------------------------------------------------------------------
作者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是米塞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