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波兰尼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何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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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波兰尼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何以重要

       作者简介：张潇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内容提要：2010年代最终成了一个转折点，在世界性的普遍不安中，以“自由化、市场化、民主化”为特征的全球化走向其反面。近几年，敏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重新关注卡尔·波兰尼。本文认为，波兰尼问题之所以具有持久性价值，是因为波兰尼所揭示出的“资本”脱嵌于社会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变并未得到真实的注解，而当代所有的政治经济议程都绕不过这一巨变。1940年代知识界所预言的“大转型”并未实现，世界再次回到“钟摆实验”，并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卷土重来而再一次走向失败，这表明必须在更广阔的意义上重述揭示出一个“资本利维坦”的波兰尼的当代价值。本文对现有的“政府—市场”或“国家—社会”的二维分析提出了质疑，主张引入“国家权力—资本权力—社会权利”三维结构的国家理论，以解释第三波民主化何以失败、人民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何以重要。

　　关 键 词：“脱嵌”/“双重运动”/资本权力/国家理论　

       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所言，活动于20世纪上半叶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主要论点与关怀，与1999年在西雅图及2000年在布拉格上街游行示威的反对者一致”①，至今仍未过时。然而，时间行至2010年代，在全球格局动荡与日益增长的普遍不安中，敏感的政治学者们愈发表现出对波兰尼更多的兴趣，尤其是身处巨变之中的中国的研究者。　

一、波兰尼及其解释者

       波兰尼于1944年出版《大转型》一书，意在重现欧洲文明百年变迁的复杂线索。波兰尼以历史主义、实在主义的温和视角阐述“脱嵌”和“双重运动”，有力地驳斥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演绎。波兰尼的主要论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19世纪之前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市场、经济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嵌入”(embedded)在整体社会关系之中的，“直到中世纪结束之时，市场不曾在经济体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②。换言之，波兰尼通过对经济史的追溯认为，经济并非是天然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由此，波兰尼从起点上质疑了自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开始、经由无数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建构出的流行理论：即所谓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连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经济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的系统，经济与社会是两个不相干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经济能够凌驾于社会之上。

　　第二，在19世纪以后的古典资本主义时期，机器大生产和自由经济的观念建构导致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产生，伴随这一浪潮，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被要求变成商品，市场不但开始主导人们的经济生活，也逐渐主导了人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导致“脱嵌”(disembedded)及市场社会的形成。从斯密到哈耶克，再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习惯于用大量的篇幅从学理上反复论证自发市场秩序，并在表面上令人信服。然而，波兰尼揭示了，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脱嵌”过程并非自发产生，“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③；另一方面，干预行动在领域上的广泛、在速度上的迅捷、在意识形态背景上的多元性等特征，足以表明它们完全是自发产生的。

　　第三，西方社会由此开始经历长达百年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一边是市场的扩张，另一边则是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起而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市场经济要求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虚拟化”为商品；反向运动则反对这三个方面的商品虚拟化，于是这些反对措施表现为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干预主义”④。

　　尽管被认为抱有浓厚的怀古主义及“虚假乐观主义”⑤倾向，但波兰尼的分析揭示出“19世纪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⑥，引发20世纪上半叶灾难的“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的努力”⑦。从1880年到1930年的半个世纪，市场对社会的压力不断加大，社会的反向抵制导致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迫使美国采取“罗斯福新政”，并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一个建立在乌托邦设想上的自律性市场的发展被社会的应激性的自我保护和战争所遏止。

       进入21世纪以来，波兰尼一再被重提，斯蒂格利茨等人对《大转型》高度赞誉，认为“有些书是挥之不去”的。2010年前后，加雷斯·戴尔(Gareth Dale)等人撰写的系统评述波兰尼思想的著作和波兰尼的传记陆续出版⑧，卡尔·波兰尼政治经济研究所(Karl Polany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则定期举办卡尔·波兰尼全球经济研讨会，回应当下问题。当然，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

　　就中国而言，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理论界经历了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冲击”，2010年前后则迎来了一波“波兰尼热”。

　　不得不说，直到今天，对波兰尼的分析与理解多数仍然流于表面化、脸谱化及二元割裂。所谓表面化，是指这种分析习惯于抛开波兰尼所处的时代及其所致力于回应的时代命题，仅就文字的片段和当代的语境去解读波兰尼，泛泛而谈其价值和意义，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将“大转型”视作“市场社会造成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间关系错位的局面”⑨并引申开去，而罔视波兰尼1940年代在反思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引发的“反向运动”的语境下论及“大转型”的深意。所谓脸谱化，则是指这种分析在表面化理解的基础上，往往又粗疏地为其贴上“反自律性市场”的片面标识，如以下观点：“对市场经济弊端和当代自由主义市场崇拜理论，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这样几种有代表性的批评：市场失灵论、市场缺陷论与波兰尼的市场乌托邦批判理论。”⑩因此，将波兰尼化约为“批判市场乌托邦”、“主张干预”而加以赞扬或驳斥的观点屡见不鲜。进而，所谓二元割裂，即指要么用经济自由主义的立论批判波兰尼的分析，要么以“批判市场乌托邦”、“主张干预”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谈及中国，就流于要么赞扬波兰尼以支持中国进行的实践，要么批评波兰尼以指责中国陷入了误区。

　　实际上，波兰尼的问题及其回答值得从更宏大的意义上加以重述。波兰尼的价值在于，他不仅反对所谓的“市场乌托邦”，也同样对社会的反向运动抱以充分的忧虑。他所追求的“嵌入”，更多是对资本权力的驯服以及对复杂社会中政治经济秩序方案的重新探索。他通过长时段的追述、多重事件的厘清，只为展示一个事实，那就是——19世纪以来，“资本权力”脱嵌于社会，深刻地改变了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引起了社会的适应不良以及保护性反扑，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外部秩序崩溃，从而招致了20世纪上半个时期的灾难。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再否认这一切。19世纪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雄辩地指出“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因其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鞭辟入里，从而成为资本主义最深刻的批判者。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硝烟的波兰尼则接续了马克思的思考，以对史实的厚描述、更沉痛的反思，清晰勾勒出一个早已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资本利维坦”的庞大轮廓，以及社会因对抗资本的侵蚀而拥抱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事实。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20世纪的走向，对于这一基本事实的回应则是21世纪种种政治经济问题的起源。

       可惜的是，在其捍卫者的辩护之下，“市场”脱嵌于社会所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变时至今日也未得到真实的注解。人们仍然在关于“市场先生还是政府先生”的喋喋不休的争辩中陷于迷茫，市场化与自由、民主也愈发牢固地捆绑在一起，全然忽略了这原本是一场博弈。归根结底，波兰尼所具有的“持久性价值”(11)并不在于波兰尼本身，亦不在于其意欲构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深刻反思及其意欲回答的问题。

二、20世纪的时代命题与观念样本

(一)历史的语境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曾谈道：“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常常要面临来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这些重大挑战交汇的关节点上，人类社会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12)每一时代都会有其自身的社会冲突、经济问题、政治动荡，包括战争和文化变迁，但波兰尼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必定会被列为有史以来最为残酷惨烈和混乱迷惘的时代之一。

　　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问世于1944年。回望1914年至1944年这一时期，因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的过程中导致的国内外矛盾激化和政治经济利益纠葛，欧洲乃至世界经历了最为动荡不安的30年。毫无疑问，1940年代的人们是站在了“重大挑战交汇的关节点上”。而这一关节点必然涉及三个亟待讨论的议程：其一，两次世界大战因何而起？其二，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困境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其三，新政治经济秩序何以重建？彼时每一位大时代的观察者所孜孜以求的无非是对上述问题的更好解答。那么，究竟该如何解答这些问题？理论学说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理论的建构者则是在既有的知识脉络和讨论语境中进行反思、总结与知识再生产。正如波兰尼所说，“我们必须回到李嘉图时期的英格兰”(13)，1940年代的知识精英所处的语境首先是大厦将倾的古典自由主义。

       可以说，古典自由主义是和近代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意识形态。回溯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那里，主权还是高于财产权的，到英国的《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获得通过时，新兴实业界得以跻身国家统治精英行列，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流传开来，古典经济学建构起“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的自由市场的世界”。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ay)指出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19世纪的欧洲尤其是19世纪的英国具体体现了一个自由主义文明的历史范式。”(14)在古典自由主义范式之上，作为工业文明领头羊的英国开创性地设计了自由主义国家、金本位制度和世界贸易体系，为西方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非自由主义因素势不可挡地生长、社会主义思潮引来最多关注的一段时期。到了20世纪30年代，很少有舆论界的领袖不把自己视为“旧的”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或反对者。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凯恩斯撰写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书来呼吁一场变革，他几乎反对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部假设。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使各国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强度进一步全面加强。英国战时社会主义性质的指令经济取得相当的成功，这一经验直接导致了实施混合管制经济的贝弗里奇计划(Beveridge Plan)(15)的产生；美国的大萧条和战争则促生了罗斯福新政，以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开启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潮流；在欧洲，东欧和中欧倒向苏联而步入社会主义。(16)

       由此，作为关键节点的1940年代经历了萧条的灾难性起伏、通货的巨大波动、历史性国家的轰然倒塌和共产主义苏联的崛起，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已经千疮百孔的欧洲，主张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应当取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当时许多思想家的坚定信念。计划经济构成了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同时，资本主义也开始自我救赎。不少学者在反思之余，致力于修正古典自由主义，试图为资本主义找寻新路。战争有形的硝烟消逝，无形的思想角力拉开序幕。

(二)思想的角力

　  如上，在古典自由主义走向衰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邪恶力量”在欧洲兴起、以平等为诉求的大众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面临全面危机的1940年代，时代的智识者开始建构其学说、回答其义不容辞必须回答的问题，从而试图为人类社会选择更好的可能走向。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出版了其生前最后一本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他近乎“悲哀地”断言，资本主义将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被社会主义取代，他赞赏自由竞争创造的繁荣，却也认同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他说人类将“大步进入社会主义”(17)。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波兰尼的《大转型》先后出版，两位观察者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分别指向两条不同的道路。

　　哈耶克始终坚持“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18)。在这一点上，凯恩斯终于与他达成了一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要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力量大。”(19)站在今天回顾历史，波兰尼及其同时代的哈耶克和熊彼特，三位同样出生于一战前的奥匈帝国、走过维也纳时期的思想者，在反思和重建的背景下隔空对话，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旋律之外，对时代走向作出了迥异的研判，并在不同路径上产生着深远影响。同样，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只有回到这种脉络之中，才能看清思想的演变和历史的选择，也得以还原时代的症结，发现观念与制度的真相。

　　波兰尼还原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复杂历史脉络，找寻构建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机制。他认为，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造就空前福利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构成了19世纪欧洲文明的基本轮廓。但是，到19世纪末，德国为加强其地位而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盟，英国于是开始寻找其盟国，两大势均力敌的敌对阵营形成，欧洲的均势就此被打破，随着殖民地的争夺和海外市场的竞争，作为欧洲经济机制的国际金融再也无法阻止战争的发生。

　　一战后第一个十年，重建战前体系的努力归于彻头彻尾的失败——英美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制度，通胀的压力和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最终带来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土崩瓦解，导致了1930年代真正的转变的发生，最终导致了推动巨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尼提出了其最广为人知的核心观点：“引发灾变发生的根本性源头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的努力。这种理论要赋予自我调节市场体系以几乎神秘的力量。”(20)自发市场的神话是一个“撒旦的磨坊”，是它把人民碾成了乌合之众。“市场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19世纪提供了动力机制，并产生了最终摧毁那个社会的典型的紧张和压力。外在的战争只是加速了它的毁灭。”(21)

　　对于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波兰尼是乐观的，可能是因为1940年代的舆论走向站在他这一边，没有人再去鼓吹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也可能是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大萧条和二战使得市场原教旨主义名誉扫地，社会主义也证实了其优越性和可行性；更可能是因为波兰尼低估了夺取资本利维坦的权力的难度。

　　1940年代的喧嚣以及批判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声势确实使波兰尼陷入“虚假的乐观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波兰尼预言的大转型甚至都未能成功，因为冷战拉开序幕，转向自由新社会的巨变戛然而止，自由主义的神话却并没有终结，危险的实验在继续。然而，当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去梳理其理论，显而易见，波兰尼的批判是有力的，被掩蔽在各种错误理解中的波兰尼问题的深刻性也毋庸置疑。一方面，他走出人类最惨烈的时代的废墟，追溯了资本权力的历史性存在，指出20世纪大坍塌的始作俑者正是19世纪以来“脱嵌”于社会并凌驾于其上的“资本权力”。在市场社会中，国家被要求退场。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被弱化为一个“守夜人”、一个“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成为保证经济利益安全、竞争秩序和市场分配的工具。世界政治表现为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在经济纽带上的彼此竞争和弱肉强食，一旦失去均衡，便是一场丛林战争。从这一意义上，波兰尼的批评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资本权力宰制国家与个人，世界本质上成为竞争的市场，这是人类至今仍需面对的基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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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脱嵌”导致20世纪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使其往往无法应对资本权力与大众民主之间存在的天然张力。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哲学假设脱离历史演进的事实，自由市场本身就是国家干预的产物，干预是绝对的，而不干预是相对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人为建构出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导致政治与经济的冲突。自由竞争和资本的逻辑是强者的游戏，经济价值压制了其他一切社会价值，市场“脱嵌”必然遭到作为其商品的劳动者和社会其他价值(比如主权)的反抗，导致经济与社会的冲突。由于建立在一套存在天然缺陷的理论假说之上，政治与经济、经济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体系必然是脆弱的，即便资本主义精神本身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此外，也正是由于工业文明碾压了旧制度的信条，带来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性之光，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化浪潮之后，随着选举权的扩大，这一理性之光最终也演变为大众政治的崛起，从此，以“平等”为诉求的大众民主与以“自由”为诉求的资本权力之间的张力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必须面对的两难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波兰尼的批判具有本质性。

　　回到作为关键节点的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通过对时代命题的求索，社会主义者波兰尼看到了“资本利维坦”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危险，揭示出资本权力与大众民主之间的内在张力，而根本性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脆弱性，从而期待一个自由的、整合的新社会的重建。与波兰尼相反，保守主义者熊彼特怀抱深切的悲观，为资本主义引擎做了最后的辩护，试图在理论上和道德上弥合资本主义与民主的裂痕，将“民主”拉回资本主义阵营。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发出最后的呼喊，让自由与社会主义“鲜明地决裂”，警告社会主义的主张者不要以“致命的自负”干预“自发秩序”，认为市场社会资本权力的宰制胜过全权计划经济下“最坏者当政”的奴役。

　　历史总是如此吊诡，1940年代可能是资本主义遭遇最多批评的时期，然而到了1946年，二战的结束带来了一个千疮百孔的西欧以及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苏联，战后的利益纠葛以及苏联在东亚和东欧“输出革命”引起了美国和西欧的高度紧张，意识形态分歧重回政治人物的议程。铁幕演说和杜鲁门主义登台，波兰尼的声音在他所处的时代最终被弱化。在他生前和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波兰尼更多是作为人类学家而为人所知，系统研究波兰尼的著作屈指可数，围绕波兰尼的误解却不胜枚举。直到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回潮后再次带来的危机使波兰尼问题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共鸣，进入2010年代，西方的研究者忽然发现：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极右翼分子，持有各种政治倾向的讨论者开始对波兰尼的研究日益产生浓厚的兴趣。(22)相对而言，1942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初版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轰动，但1947年发行第二版和1950年发行第三版时，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后首先因其“危言耸听”引起广泛的回响，随后即被丘吉尔在大选中引用来质疑当时的工党领袖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该书虽然未能改变英国的工业国有化趋势，却影响了英美数代保守主义政治家。

三、从“钟摆实验”到“三维结构”：回到马克思的人民民主国家理论

　　时间没有停留于1944年。二战后，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开始近半个世纪的对抗，波兰尼的观点被推至时代的边缘。

(一)钟摆实验

战后各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作为中国的研究者，采用“三个世界”的划分可以更清晰地看到1940年代以来政治发展的轨迹。第一世界的美国和苏联处在连续光谱的两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保守了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被论证为“自由主义民主”的体制，以凯恩斯主义修正使自由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增强政府对市场的管制，通过保护性劳动法律、限制性金融规则和惠及更多人的福利体系来为大众提供保障，开启了“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时期，在实践中带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罗斯福新政”实行的政策和措施一直延续至1970年代，并创造了战后的“黄金年代”。苏联保守了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其于1920年代在欧洲普遍陷入经济困境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1928-1975年的约50年间，无论从其官方数据还是从西方的数据来看，该体制都实现了惊人的增长，苏联迅速从一个熊彼特口中的前工业社会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据大卫·科茨(David M.Kotz)《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所引用的西方的统计数据，在战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从1950年到1975年，苏联的GDP年增长率为4.8%，而美国同期为3.3%。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快于实行西方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直到1980年代，苏联的政治体制和苏共党内接连出现问题，导致频繁更换党的领导人。

　　就第二世界而言，西欧更有代表性。战后的西欧各国在“马歇尔计划下”经历了“经济奇迹”，创造了“白银的50年代”和“黄金的60年代”，而奇迹的另一面是哈耶克未能成功拦阻的政府对关键工业部门实施的国有化，即便是保守派政党也将经济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欧洲最终走向了“第三条道路”，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并走向一体化。在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跨越各个光谱的政党最终意识到，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将社会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和不稳定中拯救出来。政府不再被看作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破坏因素，政府成为社会的“守卫者”而不是经济的“守夜人”。日本也走上了国家干预下的经济发展高速路。就像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评述的，资本主义在其过去300年的进化史中，只有在二战后那30年是名不副实的，其他时间都可以称得上实至名归。仅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段时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更适合被称为社会主义，但那确实是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二战后，因战争而筋疲力尽的老牌殖民帝国在殖民地要求独立的激情面前被迫“急流勇退”，这带来了100多个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美苏的意识形态分野中走上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之路。一方面，殖民时代给新兴民族国家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疤”，塑造了第三世界国家带有强烈的“反抗”和“独立”色彩的成长史；另一方面，西方输出的工业文明、科学与民主、法治精神等价值观和制度也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所以，第三世界的国家在“冲击一回应”、“传统—现代”的转型中开始政治现代化。采取美国的道路还是苏联的道路，这是一个问题。在亨廷顿的分析中，战后去殖民化进程中的多数新兴国家一开始走向了民主化，但一段时期之后又发生了威权主义的回潮。但是，首先，多数新兴国家的民主起点并非亨廷顿所说的熊彼特式的民主，而是实质民主的人民主权；其次，整体而言，1970年代以前，苏联的道路占据着道德高地，因为毋庸置疑，包括印度在内的新兴国家意识到，相对于危机重重、实施殖民掠夺的资本主义，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苏联的方式更加值得借鉴。

　　不难看出，从1940年代到1960年代，虽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开启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交锋，但西方世界从两次大战中汲取了足够的教训，在实践中开始了新的探索，波兰尼代表的声音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失去市场。然而，到了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整个世界陷入“滞涨”，主导西方社会30年的凯恩斯经济学对此却束手无策。在否定凯恩斯的声浪中，哈耶克与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主张重新变得流行，在这种观念之下，西方世界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与此同时，正如波兰尼指出的，崇尚自发秩序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是整齐划一的世界市场以及与之配套的代议制小政府，美国开始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实施其和平演变战略，相对于苏联的输出“革命”，卡特政府选择输出“自由”、“民主”，第三波“民主化”由此滥觞。

　　新自由主义改革释放了经济的活力，有效缓解了危机，为西方各国带来了一段时期的温和增长。只是这种缓和建立在张扬资本权力、削弱大众力量的基础之上，贫富差距日渐拉大，举债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财政模式，但信贷只是为社会底层维持了繁荣的表象。劫贫济富的经济政策的返场让知识分子充满了忧虑，但这种忧虑随着冷战结束而烟消云散。1990年代前后，自由化了的苏联共产党上层在党内外存在种种问题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苏联在和平演变中走向解体，俄罗斯迎来“失落的十年”。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私有化转轨，一时之间新自由主义几乎成为无往不利的“真理”。1989年，“华盛顿共识”高举着“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口号进一步在全球范围推广。西方世界的本土“成功”经验乘胜高歌猛进，向后发国家移植，资本依托新的国际组织，并带着哈耶克、熊彼特们赋予它的“自由民主”愿景，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实验。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从1980年代起，西方各国逐渐从“税收国家”转型为“债务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日益依赖金融产品，从而使得民主政治愈发被金融资本主义所绑架，加之放松干预和缺乏监管，一场更严重的危机在所难免。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地震”，继而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接连破产，“金融海啸”波及全球，造成世界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持续动荡。主张低福利、高效率以及主张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释放出无人能驾驭的“次贷”猛兽。2010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尚未平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又迅猛爆发。危机之下，政府救助银行，而成本却转移到公共预算。政府扶持富人，公债因此膨胀起来，意欲减少这些新增债务的财政紧缩措施却只会加剧大部分民众的损失。2011年，在欧盟成员国希腊和意大利，技术专家取代了民选政府；2015年，所谓的三驾马车——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推倒了希腊的民主政治。

　　选举民主带来的党争政治在僵局中越陷越深。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一方面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罔顾经济的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被金融资本的逻辑绑架，陷入泥淖而举步维艰。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债务上限争论中表现出“痛苦、分歧和失调”。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让人大跌眼镜。对此研究者分析指出了多重原因，却忽略了如下原因，那就是政治僵局之下，大众对连续执政、政治正确的民主党已累积起足够的不满情绪，作为“闯入者”的特朗普比僵局中的政治家更深刻地理解了沉默的大多数。欧洲的情形更为明显，债务危机前，欧洲国家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福利、推高债务；债务危机发生后，受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牵制，以及受到欧洲国家与欧盟政治决策之间冲突的影响，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欧洲研究者的分析表明，在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政党竞选中出现了意识形态极化现象，而执政党上台后大多无法突破原有的政策框架，导致民众更加不满而转投最激进的反对党，政党在频繁轮替中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极化。激进化的大众运动和民粹政治再度兴起：欧洲的希腊和西班牙的社会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脱欧公投都是激进化的体现。2018年年末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及其一发不可收拾的态势，亦是如此。

　　西方的制度危机是波兰尼所揭示的资本权力的脱嵌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脆弱性的再现。而这一脆弱性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更显著地体现了出来：不论是菲律宾、印尼等第三波民主化中的老牌“民主”国家，还是乌克兰等后“颜色革命”国家，抑或是埃及等在“阿拉伯之春”中启动民主化进程的中东国家，“民主化”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上的显著改善，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其各自固有的经济、社会、宗教等矛盾。最终，在寡头横行、贫富分化严重、社会持续动荡的背景下，这些国家连最基本的社会秩序都难以为继，更何谈经济的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23)

　　随着时间进入2019年，距离《凡尔赛条约》签订已有一百年，欧洲的学者开始反思并总结这一百年。然而，全球范围的经济困境、社会民主危机和政治僵局让研究者感到困扰，难道世界只是经历了一场钟摆实验？毕竟，当下的多重困境表明，钟摆似乎又摆回到一百年前。

(二)人民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何以重要？

       首先，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因为它从未离去。

　　实际上，正如熊彼特所设计的，二战后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塑造着“自由”和“民主”的世界：资本主义借助市场竞争资源，遵从资本追逐利润的逻辑；民主通过选举竞争权力，通过轮流执政回应大众的诉求。同时，国家将经济纳入其监控之下，并为社会提供福利保障体系。这是对西方本土经验的理论总结。罗尔斯的《正义论》也在政治哲学上为修正的自由主义提供了“正义”这一出口。西方学者将其称为一种自由主义的“嵌入”。但为什么再次回到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因为其一，资本权力并未离场；其二，大众政治的趋势也没有改变，在一个竞争的政治市场上，要在这两者的张力之间保持脆弱的平衡并不容易，可以说，钟摆实验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

　　1960年代中期，二战后的“婴儿潮”成长为造反的青年一代，大众从对社会不平等和种族不平等的心安理得中惊醒，要求平等的浪潮和反叛的倾向从而席卷西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激进化的大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最大和最早的政治示威发生在美国，导火索是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使之升温，最终促使平权法案获得通过并结束了越战。法国也是风暴的中心，1968年，学生走上街头，继而引发1000万工人罢工，威胁要推翻现存政权。到了1960年代末，意大利的极左翼分子组建了恐怖组织“红色旅”对抗资产阶级，绑架并杀害政治人物，号称要“让权力机构残废”。在以“平等”为导向的大众政治中，利益集团以几何级数增长，社会分裂加剧，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进一步滑落。到了1974年，石油危机的蝴蝶效应引发经济停滞，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相结合，又给政府带来更严重的危机。波兰尼笔下的场景又重现了：随着政府干预的增加，预算赤字激增，通货膨胀加剧，为争取高薪而开展的罢工此起彼伏；随着政府权威的下降，政府控制工资和价格的努力又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节节败退。

　　政治再次陷入僵局，而经历了两次大战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只有经济持续增长才能保持资本权力与民主诉求之间的微妙平衡，因此保护社会的需要再次被经济发展挤压，资本扩张的需要重新走到台前。从1970年代起，哈耶克所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重新受到追捧，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成为主流经济学说——主张政府通过控制货币发行的增长率对经济实施间接调节，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对经济活动有任何直接干预，一切由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1979年成为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1981年就职美国总统的里根，上台后均大刀阔斧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削减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并为刺激生产向私人企业施以各种鼓励措施，包括减税和减少管制，以及对于“干扰”技术创新的工会加以限制。而与此同时，英美两国政府以强硬的手段对待工人运动和社会抗争。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经济周期，而一旦遭遇经济停滞，资本权力的扩张需要和社会的保护需要就再次回到零和博弈，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嵌入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与大众民主之间难以消弭的结构性难题。进言之，只要资本权力仍然宰制社会，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古典自由主义就只有钟摆运动，而不会离场。

　其次，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再一次遭遇失败？

　　让我们回到波兰尼的框架，如果说，第一次市场化浪潮带来的是英国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以及资产阶级的掌权，导致的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包括1848年革命和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第二次市场化浪潮带来的是整个欧洲的商品化和资本权力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招致的反向运动的结果是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建立；那么，198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市场化浪潮带来的则是世界范围的高度金融化和资本权力在全球的扩张，已出现的反向运动包括极端宗教恐怖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自1830年代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孵化出资本利维坦，资本权力的野蛮扩张与社会的自发保护就此消彼长，波兰尼将其称为双重运动。现在看来，双重运动并没有停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制度性的必然。

　　如前所述，本文认为，波兰尼揭示了经济脱嵌于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与大众民主之间的张力，更重要的是，他在历史的脉络中展示的是一种19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刻转变。那就是，从19世纪开始，在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的自发秩序之下，社会被纳入市场的法则，随着人、土地、货币服从国家不得干预的价格规律，拥有财富的阶层的经济权利从私域的权利转变为公域的权力，不仅为个人行为制定法则，而且影响着一国的公共事务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和连接纽带(24)，从而开始了对社会的宰制；社会随之从“私人利益的体系”中产生出了底层大众要求获得平等和保护的需要，底层大众的经济权利诉求演进为对分配正义和可行能力的保护，反制着资本的宰制。在这一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资本权力的诉求通过经济自由化实现，大众要求获得平等和保护的需要则借由政治民主化(扩大投票权)和国家保障社会权利来缓解。在西方的早期发展历程中，首先是法治框架下经济自由的实现，紧接着是投票权扩大到一人一票，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诸如12小时工作制等社会保障的不断加强，但随着阶层固化、垄断和利益集团的出现，资本宰制了社会，经济关系就转变为资本权力—经济权利的对抗，资本权力与大众民主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张力。除此之外，在资本扩张与社会保护需要之间，工具主义的代议制政府又使得国家失掉了“治理”的内涵，扮演着尴尬的角色，只能在调和“稳定的、数量众多的中产阶级”的“多元诉求”与“政党轮替”之间努力保持着脆弱的平衡，一旦发生真正的危机，它既不能回应代表资本权力的利益集团的诉求，也无法应对主张经济权利的大众运动的压力，导致意识形态在民主危机和经济动荡中走向极端，最终往往以政治衰败或拥抱强权而收场。

　　对“资本”脱嵌于社会所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变的真实注解正在于此，当代所有的政治经济议程都绕不过这一巨变。换言之，一方面是资本权力宰制社会，另一方面底层大众的诉求转变为对经济上的分配正义与可行能力的保护，这二者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格局。在第一波、第二波市场化浪潮中，这一格局带来了西方一百多年来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张力，也导致了西方政治模式本身的脆弱性。尽管二战后审慎的保守主义者保守了“自由”，重塑了“民主”，创立了福利国家制度，但熊彼特们的问题在于仅强调了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相容性，而哈耶克们的症结在于保守了一种已经时过境迁的自由观，福利国家制度也只能维持短暂的平衡。资本主义的守护者们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没能从根本上修复不断发生着“创造性毁灭”的体制。新自由主义携“自由”、“民主”和“市场”卷土重来并不能改变其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的内在事实，西方世界也终于再次重蹈覆辙，陷入更广泛的制度危机。

　　1970年代西方开始向第三世界输出“自由”、“民主”，19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向全球兜售“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的“共识”，推动了第三波市场化浪潮。令人遗憾的是，在冷战背景下发生的此次浪潮中，早发国家的成功完全被视为制度的成功，更成为了后发国家在国家建设中所遵循的一种“政治正确”。西方世界用数百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如今已陷入多重矛盾和冲突的制度被直接移植到有着不同国情和民情的新兴民族国家，最终迎来了2010年代的“民主衰败”和“逆全球化”。正如中国一些清醒的研究者所指出的，这样的进程并非转型，也非制度变迁，而是“制度突变”。在欠发达的转型国家，“自由”与“民主”之间的紧张感更加凸显，市场化是强调自由的强者游戏，而民主化是推崇平等的弱者游戏，二者同时发生时，自由化压制了民主化。(25)第三次市场化浪潮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危机，更是对冲了西方人孜孜以求的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巨大张力无论如何都是民主化理论家事先所未能预知到的。

(三）如何走出钟摆实验？

行文至此，不论是观念的角力，抑或是关于历史的演进的推论，都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马克思。资本的活跃可以带来空前的繁荣，但自由的资本却有可能导致自我毁灭。作为不愿追随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波兰尼的“脱嵌”理论以及“双重运动”理论也并未脱离19世纪马克思的论述，只是为其增添了新的时代元素。资本权力与大众民主的冲突一再上演，在资本主义的辩护者那里，民主的价值和理想不断被“祛魅”，民主日渐被自由消解(26)，于是新自由主义反复失败又卷土重来。或许，一直被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在于，资本权力的边界如何确定？显而易见，这需要来到政治学的视野，再次回到马克思的思考。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是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的国家定义，不过这只是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和批判，国家被特定利益和特定集团左右，只能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进行统治，虽然具有“普遍性”的样貌，但其实只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于是便有了“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的定义。也正是这样的工具主义的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早期增长阶段的动荡，也带来了波兰尼所观察的20世纪的悲剧。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27)，但由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社会无法自己协调和调和利益，而国家就成为了“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28)。同时，在马克思看来，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经常是对立的，导致国家需要采取一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29)；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30)所以，国家一方面“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31)，另一方面，它“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32)。在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观察到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的国家跳出统治阶级的诉求而采取行动的进程。所以，马克思概念中的国家具有复杂性，是具有自主性的国家。(33)

　　马克思在历史的、经验的分析中提出，政治民主化是国家自主性的开始，通过民主使得国家的行为受到规范，国家能够代表普遍利益而对社会进行合理的管理。可是，在其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中，由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工具主义属性以及与多数人利益的二元对立，代议制民主没能解决反而是继续扩大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马克思因而提出回归民主实质的人民民主，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再统一。当然，这种统一绝非中世纪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的那种统一，而是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的统一。

　　马克思的论断并没有过时，通过对第一波市场化浪潮中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他指出了现代社会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历史趋势，并指出了这其中的对立与张力。只是历史并没有朝着马克思指出的方向演进和进化，而是带着张力和连续性继续前行。到了波兰尼所处的20世纪，在第二波市场化浪潮中，资本已经成型为另一个利维坦，行走于社会之上，并向全球扩张，西方世界将其“嵌入”社会的努力没有成功，这一资本利维坦反而再次因其辩护者的论证而具有了普世性和神圣性。

　　近30年来的大历史告诉我们，在第三波市场化浪潮中，“资本权力”既可能吞噬国家权力，比如大量的俘获型国家的出现，(34)也可能蚕食社会权利，比如自由化压制了民主化。要调和资本对社会的宰制及其催生的“反向运动”，国家必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维，“市场一社会”的双重运动或应被视作“政府—市场—社会”的三重运动，或曰“国家权力—资本权力—社会权利”(35)互动的三维结构。(36)

　　“国家权力—资本权力—社会权利”互动制衡的三维结构，不但超越现有的将强势的资本权力与弱势的社会权利昆为一谈的“政府—市场”或“国家—社会”的二维分析，还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人民民主”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建立在世界大历史的基础之上。当前主导社会科学的国家理论无疑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但在自由民主那里，资本权力被抽去了，只谈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其中社会权利不但包括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力，更有强势集团的资本权力，所以社会权利约束国家权力，说到底是资本权力对国家权力的主宰。这种政治真相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理论，才能给予澄清。

尾注

　　①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②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③同上书，第56页。

　　④同上书，第72页。

　　⑤Michael Burawoy,"From Polanyi to Pollyanna:The False Optimism of Global Labor Studies",Global Labour Journal,Vol.1,Issue 2,2010,pp.301-313.

　　⑥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第172页。

　　⑦同上书，第25页。

　　⑧其中以加雷思·戴尔撰写的《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Karl Polanyi：The Limits of the Market)一书最为系统。

　　⑨转引自郝娜：《走向新市场社会——波兰尼与中国转型》，载《二十一世纪》2013年2月号。

　　⑩陈刚：《波兰尼对自由主义市场乌托邦的批判》，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

　　(11)弗雷德·布洛克在为波兰尼《大转型》一书撰写导言时，强调了波兰尼的持久性价值，他认为在这本书于1944年出版后不久，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就加剧了，这种紧张模糊了波兰尼的贡献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捍卫者与苏式社会主义辩护者之间高度极端化的辩论中，波兰尼那复杂的、辨析入微的理论毫无用武之地。然而，具有公平意味的是，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波兰尼的著作开始得到他本该拥有的显著地位。

　　(12)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第25页。

　　(14)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15)1942年，由贝弗里奇提出的、为英国全体公民建立综合社会保险系统的计划。

　　(16)参见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6页。

　　(17)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建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5页，见收入书中的1949年的纽约经济学会演讲。

　　(18)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19)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

　　(20)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第25页。

　　(21)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第411页。

　　(22)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焦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23)赵卫涛：《正确评估“第三波民主化”》，载《红旗文稿》2015年第23期。

　　(24)如波兰尼所例举的19世纪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20世纪的摩根家族。

　　(25)参见杨光斌：《当前世界民主变种与未来大势》，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16期。

　　(26)参见张飞岸：《被自由消解的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7页。

　　(31)同上书，第18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4页。

　　(33)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自主性的观察，参见张勇、杨光斌：《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郁建兴、周俊：《马克思的国家自主性概念及其当代发展》，载《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34)参见杨光斌、郑伟铭、刘倩：《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35)杨光斌：《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光明日报》理论版，2015年8月3日。

　　(36)曾毅：《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从二维到三维》，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很好！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