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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心目中，从事科学研究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容不得丝毫虚假的职业要求，给了科技工作者极高的道德声望。“假如世界上只剩下最后一个诚实的人，这个人很可能是一名科学家，因为诚实对他而言，有如水和空气。”
然而从被贝尔实验室除名的“物理奇才”舍恩，到韩国“民族英雄”黄禹锡；从伪造学历受聘清华大学的刘辉，到“自主创新的造假先锋”上海交大教授陈进，新近发生的学术不端案例提醒我们，离开制度的约束和有效的监督，科学的庭院里照样会长出欺世盗名的杂草。
美国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在为科技工作者编写职业道德指南时，已经意识到科学进步以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改变，给科学界带来的新挑战。他们认为，目前，研究者人数和课题的增长已超过研究经费的增长，研究工作也变得规模更大、更复杂、更昂贵，这给了科学家前所未有的压力，也让外界对科学家工作的了解变得更为艰难。这种情况下，科研应该比过去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制度建设和“行规”教育应当并重。
美国科学界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科学界面临的问题。可是很长时间以来，我国公众和科研管理部门对科学家的道德“默认值”始终预设在“良好”档上，防范学术不端行为强调“自律为主”和“教育为主”。有个典型的例子：一家最高科学学术团体在制定相关文件时，为了显示对所属成员的信任，遣词造句反复推敲，最终将《科学道德行为准则》改为《科学道德自律准则》。
“行为准则就是行为准则，真正认同这一准则的院士决不会因为它这么叫，就觉得自己是被人当贼盯着。”一名院士说起此事深有感慨，“刻意改成‘自律’二字，反而让人觉得，一旦成为院士就只有自己能够约束自己了，规章制度都得靠边站。这是人治重于法治在科技界的具体体现。”
事实上，防治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建设，其最主要的目的并非要跟谁过不去，而是通过建章立制减少不端行为发生的机会。同时保证在预防机制失效时也有章可循，给背离制度者以应有惩戒，以此来保护遵守制度者的正当权益。从实际效果来看，一旦制度落到了实处，大家都按游戏规则出牌，确实让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中纪委监察部驻科技部纪检组监察局的一位负责人讲过这样一件事：以前，各地各部门想上项目，都来找科技部的部长们，后者常常拙于应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行网上申报、评审、公示制度后，再遇到类似情况，部领导自如多了：“哦？您申报了这个项目？好啊！网上评审马上进行，正从专家库中随机抽选评审专家，虽然我说不上话，但祝您成功！”而那些原来在“跑部”中浪费了大量精力的科技人员，也可以收起担心，专心准备申报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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