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纺织业的衰败看国企管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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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重庆市纺织业的式微

作者：华岳田

抗战时期，重庆市的纺织行业为民族立下大功，解放后全部国有化，如今重庆的纺织国企都破产了。曾经那样辉煌那么光荣的一个企业群的倒掉值得当代人深入研究，厘清责任，还公众一个真相，告慰先民。本文所有材料来自对三亲人员的访谈与文献资料，人物姓名与专有名词是那个读音，字可能有错误。

一、荣光

工业革命始于纺织业，衣食住行，穿暖是刚需，近代中国工业化浪潮中冶金业与纺织业最先崛起。抗战时期，民国四大纱厂——豫丰纱厂、汉口申新四厂、裕华纱厂和沙市纱厂全部迁入重庆，另有军政部纺织厂等大小纺织企业汇集于此，重庆成为中国最大的纺织基地。

战乱中，顺着长江西来的内迁机构大多选择水流较缓可以停船、岸边地势平坦的江湾安身，重庆人称之为沱，长江边的李家沱、窍角沱机构林立，重庆的纺织企业主要集中在沙坪坝区的土湾与南岸区的窍角沱。

土湾毗邻红岩村，前面是嘉陵江，有水运码头，后面是重庆市区早期的主干道，蒋介石到白市驿机场前往台湾走的就是g这条路。土湾深处屏鼎山与嘉陵江的怀抱，终年云雾弥漫，隐蔽性极佳，是建立国防厂的理想地址。

1918年，豫丰纱厂由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创立于河南郑州。1934年，豫丰纱厂抵押给中国银行成为国企。1938年2月，豫丰纱厂奉国民政g府令迁往重庆。1939年1月，纱厂复工，拥有纱机51000锭，每天雇佣七千工人。1951年，人民政府在郑州市管城区布厂街附近的豫丰纱厂旧址上组建了国棉二厂，后改名郑州第二棉纺织厂。解放初期，豫丰纱厂与其他几个厂合并为西南610纺织染厂，豫丰纱厂职工家属区豫丰里改名g为新生村。豫丰纱厂是重棉一厂的前身。

泰安纱厂建立于1923年的汉口，原为日资企业，后被中资收购，1938年迁至重庆，改组为国民党军政部第一棉纺厂。一位老工人的后代自豪地说，二厂是她爷爷一步一步抬到重庆来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成立了联合j勤务总司令部重庆被服总厂。1946年1月，国民党将重庆南岸的军纺二厂并入国民党军政部第一棉纺厂，隶属联勤总部重庆被服总厂。1948年初，联勤总部重庆被服总厂纺织厂被申新纺织公司收购，先后改名为渝新纱厂与渝新纺织厂。1950-1954年u，万县的万成纱厂、六一二纺织印染厂以及南岸的申新纱厂先后并入了渝新纺织厂。1957年，渝新纺织厂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入610纺织染厂，编制为南纺工场和南织工f场，部分设备与人员充实到豫丰纱厂所在的北纺工场和北织工场，弥补抗战时的损失。渝新纺织厂是重棉二厂的前身。

由豫丰纱厂、申新纱厂（汉口申新四厂）、泰安纱厂等著名企业的主力构成的610厂生产实力当时位居全中国第一。1964年8月1日，610厂分立为重棉一厂，重棉二厂，重庆纺织印染厂。

窍角沱一带濒临长江，山脉环绕的江湾，是溯长江而上的内迁大军首选的安身之地，猛然间繁华起来。

1922年，清末民初商界巨子徐荣廷与张松樵、苏汰馀、黄师让等在武昌兴建裕华纱厂，裕华、大兴与大华纱厂同属“裕大华”纺织工业系统。1937年，裕华董事会在重庆长江南岸的弹子石窍角沱筹建重庆裕华纱厂，最先开工的是大仙庙的供水塔。1938年底，武汉裕华总公司关闭了它在上海、香港、台湾的工厂，带着员工与机器前往重庆南岸窍角沱重整旗鼓，1940年全面复产，重庆裕华纱厂主要为国民政府军政部被服厂供货。重庆裕华纱厂是重棉三厂的前身。

1938年4月，迫于时局，荣家筹划迁厂入川，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选定窍角沱旁边几百米处的猫背沱为新厂址。6月，汉口申新四厂开始迁往重庆，初名庆新纺织厂。1939年1月12日，新厂开工，利润丰厚，1942年扩建第二工场，产能全部释放，重新定名为申新第四纺织公司重庆分厂，“四平莲”牌棉纱享誉全国，弹子石庆新二村便是申新第四纺织厂工人宿舍区。重庆申新纱厂（汉口申新四厂）后并入土湾的渝新纺织厂。

抗战时，重庆工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日寇连续5年的狂轰滥炸，裕华纱厂的管理者早早就建好了三座相互联通的巨大防空洞，发电机和核心设g备被安放在防空洞中，防空警报一响，工人就避入防空洞，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即使厂房被炸，裕华纱厂也能很快复产。工人们编出打油诗：“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强的防空洞！不怕你龟儿子凶，不怕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

土湾地区的纺织厂就没这么幸运了，在轰炸中损失极大。土湾的地理环境本来有利于防空，纺织厂、化工厂、钢铁厂等企业都往那里搬，国民政府将国际广播电台也设在了此地，原址现为重庆市房管局档案馆，国际广播电台通过无线电波鼓舞亚洲人民抗击日军，与“东京玫瑰”唱对台戏，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恨得牙痒，骂g作“重庆之蛙”，派出航空队跟着电波找到土湾，轮番轰炸，必欲除之而后快，土湾地区的企业遭受池鱼之灾。豫丰纱厂的损失尤为严重，为保证生产，1940年9月，豫丰纱厂在合川东津沱新建了豫丰和记纱厂合川支厂，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英制纺织机器搬过去保护起来，1941年5月，新厂投产，商品的注册商标为“红飞艇”。解放后，合川豫丰和记纱厂成为国企，先后更名为六一纱厂、重棉四厂。

1930年，爱国事业家卢作孚兴办了重庆市第一家近代纺织企业——民生公司北碚三峡染织厂。1938年，常州大成纺织公司武昌四厂、汉口隆昌染厂迁渝的布机230台、染色设备1套与之合营，更名为大明染织公g司，是四川印染工业中第一家具有比较完整技术装备的动力机器染厂。1945年，大明染织公司更名为大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染织厂，即重棉五厂（灯芯绒厂）的前身。

1928年，商人李玉山在上海发起成立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沙市纱厂动工兴建，1931年春建成，注册的棉纱商标为“荆州牌”。1934年，李玉山投机黄金生意失败，亏损了纱厂10万余元资金。1934年10月14日，公司董事会解除李玉山总经理职务，肖松立接任。股东尤菊荪送给青帮大亨杜月笙一些股份使其成为股东，董事会请杜月笙但任公司董事长，杜月笙出面邀集江浙财团金融资本参股，化解了这场危机。1940年，沙市纱厂迁到重庆市李家沱马王坪。沙市纱厂集中各方优秀资源，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同行j中名列前茅，沙市纱厂《董监会议事录》中记载：“本厂出数、品质均较后方各厂为优，誉为第一。”董事长杜月笙交游广泛，军政要员与同行纷纷前来取经，国民政府经济u部部长翁文灏和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昌照来厂视察后，评价其为“迁川工厂的典型”，重庆的沙市纱厂是重棉六厂的f前身。

最后迁渝的是湖南第三纺织厂，1945年投产，定名为湖南省第三纺织厂长寿分厂，次年更名为裕湘纱厂，这就是重棉七厂的前身。

那时的中国贫弱不堪，农业打工业，抗战进行得十分艰难，全靠国人的心气撑着。重庆市的纺织工人每天两班倒，每班工作12小时，按规定每周休息一天，任务紧时大家无暇休息，一直干到大年三十。重庆纺织界的元老们身先垂范，战斗在后方的前线，裕华纱厂的王子江厂长每天三次巡厂，事必躬亲。西北联大、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奔赴各纺织厂，与前辈们共撑危局，吃住在厂里，顶着轰炸坚持生产，涌现了以杜工、殷工、罗工为代表的新生代纺织技术骨干。国难当头，前方苦战，后方苦干，解抗战军民冻馁之患是他们奋斗的意义。纱厂职工在当时是高收入人群，能进纱厂工作是很体面的事，弹子石民谣唱道：“你在哪里住？我不跟你说！杨家湾、窍角沱、裕华纱厂求生活。”纱厂职工的乐观自得情愫显露无遗。

据中国棉纺总公司公布的《大后方纱厂一览表》统计，截止1945年1月1日，西南三省机器棉纺织业的纱锭设备数205170枚、开工锭子数167158枚、棉纱月产量数合计9032件，内迁重庆的四大纱厂分别占62.1%、64.3%、65.5%，1942-1945年，重庆四大纱厂共出产棉纱186111件，加上迁川初期的产量，抗战时期共出棉纱估计在250000件左右。专家测算，一件棉纱可织宽32英寸长40码原白布46.5匹，250000件棉纱能织布11625000匹（长46500万码，约合413338290平方码）。按抗战前人均10平方码的消费水平，可以解决4000多万人的衣被问题。重庆以四大纱厂为首的纺织业为保证军需，稳定社会秩序，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时期的纺织企业内迁造就了重庆纺织业在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棉纺、毛纺、麻纺、丝纺、针织、色织、化纤、印染、服装、鞋帽、纺机，与纺织相关的企业门类齐全，大量优秀的纺织技术人员齐聚重庆，纺织工业成为了重庆的支柱产业。即使抗战胜利后部分企业回迁，重庆的纺织业产能仍然曾经占到全国的30%。经过解放后的不断整合，形成了以沙坪坝区土湾的重棉一厂、重棉二厂、印染厂、南岸区窍角沱的重棉三厂、合川东津沱的重棉四厂、北碚的重棉五厂（灯芯绒厂）、李家沱的重棉六厂、长寿的重棉七厂、李家沱的重庆毛纺厂、南岸区的重庆麻纺总厂、沙坪坝区磁器口的丝纺厂、沙坪坝区的重庆针织总厂、南岸区的纺机厂等大中型纺织国企为主体的企业群，盛极一时。

改革开放后，国企存在的问题大家有目共睹，作为中央的试验田，1992年11月3日启动的重庆针织总厂破产揭开了国企改革的新篇章，破产不再与国企无关，1986年8月3日的沈阳防爆器材厂破产不过是做做样子。此后，重庆的国营纺织企业相继破产，仅剩下一些实力薄弱的民营纺织企业在偏远小镇坚持。

二、挽留

2008年5月13日，重棉一厂部份退休工人阻止沙坪坝区广华物资回收公司运走重棉一厂的机器，与对方组织的几十个壮汉发生冲突，几名工人被打伤。网络上的《重棉一厂5.13事件真相》一文记载，老工人们痛心于“几十年血和汗建的厂被清算组贱卖，价值连城的机器被人用低于废铁的价格买下来”，认为国资委轻纺控股集团的领导卖机器的手法全是暗箱操作，为了保护国有资产，老工人们从5月4日起自发地组织起来护厂，坚持了10天，护厂工人们将情况通知了国资委、轻纺控股集团、市人大、土湾街道、工人代表、清算组，却无一人到现场给工人们一个解释，最终酿成血案。

冲突中，83岁的老工人尹光碧被打倒，79岁的老工人匡文秀胸部软组织挫伤，70多岁的老工人文忠碧右脚骨折，87岁的老工人方光珍右手骨折，文中称“因无钱住院，现在家疗伤”，其它轻伤人员还有若干，她们中有抗战时期进厂的老工人。工人孙宁路过时用数码相机拍照，壮汉们打得他肋骨骨折，佳能数码相机被抢夺。中午12点，老工人方光珍的外孙系武警，听说外婆被打，到厂里查看，也被毒打。12点半，对方再次出手，54岁的女同志唐武被打断两匹肋骨，她有心脏病，当场晕倒。重棉一厂职工徐军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工人李宪庚，左手擦伤。15时，又有多名工人被打伤，其中彭天惠多处软组织受伤，因无钱未治疗……文中称，“许多工人都哭了，向110求救，可110一听重棉一厂马上挂断。试问百性的生命不值钱吗？”如果文中所述属实，涉事警察已经涉嫌渎职罪，无论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及时出警是他们的职责。工人们阻止机器被运走不能被定义为护厂，而是确凿无疑的违法行为，可视为老工人对过往人生的一次挽留。那时土湾的纺织厂职工大多已经随着拆迁分散各处，混社会的职工子女跑路的跑路，坐牢的坐牢，剩下些老年人在老厂区抚今追昔。

企业破产必然有苗头与征兆，既然工人们爱厂如家，又那么勇敢，为什么不早有所作为？重棉一厂为何会破产呢？不仅是重棉一厂垮了，整个重庆市的纺织国企都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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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难题 纺织业 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主义改造 佳能数码相机

三、民风

与私企不同，不能将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责任只归因于某一个企业负责人，身为国企主人翁的普通职工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他们同样能对企业的经营施加影响力，为此我们先要了解重庆市纺织企业及职工聚居区的民风，那个年代的国企职工家属区就在企业旁边。

重庆是山区，同时是水陆大码头，山民的坚韧上进与码头游民的奸诈虚伪构成了重庆人性格的主旋律。

纺织企业的特点是女职工多，三个女人一台戏，纺织企业内部关系的复杂是必然的。民国时期，一个纱厂女工的收入可以支付三口之家的开销，国民党的军警宪特都想与纺织厂沾边，好比如今很多人都想找个在陆家嘴金融企业上班的配偶或者将亲朋好友安插到员工收入高的企业。抗战时期的土湾、窍角沱、李家沱繁华一时，解放后留下来的三教九流数量众多。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将陪都的从良妓女安置在610厂，让她们重获新生，她们是旧社会的受害者，同时也将勾栏瓦肆的习气带到了土湾。一些旧政府的军政人员也被安置在纺织厂，杨森的第十房妾室郑某如就在重棉三厂退休。直到1990年代初期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中国纺织行业的利润一直极高，职工待遇极好，纺织厂职工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大学教师中意的择偶对像，只要有点能量的人都想方设法进入纺织厂，关系户一多，内部环境就更复杂了。以后又迁去了三线建设内迁人员，改革后大量涌入各地农民工，纺织厂最为集中的土湾基本就是重庆市人口构成的微缩版。以上各种因素造成纺织厂及其家属区社情复杂。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纺织厂的民风可想而知。总的来说，纺织厂民风彪悍，土湾的纺织厂职工聪明，争强好胜，历来是让警察头痛的地方，警察抓人时，嫌疑人在前面跑，警察在后面追，周围的人喊加油。窍角沱的重棉三厂职工民风相对淳朴，但也不是好相与的，一个从学校分配去的技术人员因为工作上的问题与工人起了冲突，手被砍残，那个工人是厂里的子弟，一批批的人前去调解，最后双方达成和解。合川东津沱重棉四厂的人虽然对企业感情深，同样有国企职工的通病，一言难尽。重棉六厂的情况很复杂，厂党委书记得罪了人，晚上下班被人打了闷棍，市公安局出动都没能破案。其他纺织企业的人相对周边地区要厉害一些。纺织厂破产拆迁后，居民分散各处，原厂区所在地的警察才松了口气。有的职工子女对于将各个厂推向困境的权力斗争津津乐道，对胜出者表示佩服，他们没意识到，那些内斗是企业破产的重要原因，他们的父母因此下岗，一段时间内沦为“二等公民”。

以下列举一些人与事，供大家了解重庆纺织厂的民风，肯定不能代表所有人，但也确实能够代表很多人，有兴趣的可以去调查。

文革前，重棉二厂清花车间有一位车间主任叫张体辉，见一个姓蓝的工人家里生活困难，主动给他申请了每月五块钱的生活补助。在当时，五元钱是一笔不小的金额，那个年代的国营大厂的工资水平是学徒工每个月18块五，熟练工每个月30元。文革中，姓蓝的那个工人站出来检举，说张主任用生活补助拉拢他，从此他有了蓝鸭儿这个绰号。重庆人骂哪个是鸭儿意指此人不耿直，做人不讲究，忘恩负义，鸭儿即那话儿。文革后，蓝鸭儿家生活依旧困难，没人敢帮他了，大家公认，姓蓝的又出了一个坏人。工人阶级中也有流氓。

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厂里用财政资金养的半闲人、闲人越来越多，最方便最省钱的打发时间方式就是聊天，人闲是非多，纺织厂社情复杂，人心不古，久而久之演变为搬弄是非与造谣传谣，成为传统技能，重庆纺织业的垮掉与职工及其家属的长舌属性具有较强的正相关。

背后说人坏话成为纺织厂部分职工及其子女的防身技能，推崇这项技能的从白发老人到青年男女都有，总有脑子不够用的要相信他们。为了更好地发挥某些人的祖母当年靠着电线杆练就的特殊技能，一些人结成了“造谣生事互助组”。举个不少人经历过的事，某位纺织厂职工要将自己在外荡了多年的女儿介绍给一个小伙子，声称自己的女儿26岁了还没谈过恋爱，经过调查，对方拒绝了。这位老职工串通其他老年人，在外面看到这个小伙子与哪个女的多说两句话，等小伙子走了，悄悄上前向那女的搬弄是非，企图坏人好事。有的女子头脑清醒，知道现在的老年人里面坏人多，防火防盗防老年人，对他们的话不相信。有些女的还真就中招了，等她们后悔时，找那些老年人质问，老坏蛋们说，我也是听人家说的，我是为你好，哪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对不起你，向你道歉，一副煨不耙煮不烂的无赖样，事主只好自认倒霉。我听了，为那小伙子庆幸，头脑如此不灵光的女人真要娶回去，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其实，只要稍有头脑就知道，当今社会，兄弟间还相互拆台，唯恐对方比自己过得好，何况陌生人，他们真会善意地提醒你？真当自己是天选之子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了？用反向思维想一想，他只是与那女的多说了两句，就有人来说他坏话，说明此人相当不错，庸人才不招人忌恨，说不定那些老头老太婆正想把自己的女儿或者侄女推介给他呢！也确实有人直接说，他有女朋友了或者他结婚了，更有的说，有人在等他，你不要掺和，等等。做这种事的各年龄段的男女都有，一个竹竿般瘦长、眼睛像牛卵子一样鼓起、面相凶恶的老男人就好此道，另一个头发基本白了，眉毛又黑又浓，肚子巨大的礅子型老头经常如同市井妇人一样嚼舌头，我亲眼所见。近年来搬弄是非的人群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嚼舌技能在传承。外地人以为重庆人耿直，最容易上当。有些重庆本地进城农民倒还清醒，碰到这种事，笑问对方是你女儿还是你看上他了，这招我们都不用了。在访谈过程中，对方给我指了一个鼻子较高的矮瘦短发老太婆，说她就是妓女后代，她妈将没治好的梅毒传染给婴儿期的她，政府出钱给她治的，她同样喜欢背后说人坏话，我看着她往重棉一厂临街大门往坡下不远处左边的高梯坎走下去了，据说那里的老太婆口活甚是了得。

人的上进心异化就演变为虚荣心与嫉妒心，纺织厂有的职工喜欢攀比，什么都要比，比不过就要破坏，助推了重庆纺织国企的权力斗争。女人们的嫉妒心一起，塑料姐妹花本质马上露出獠牙。1980年代，重棉一厂职工子弟楚某辉考上了人民大学，在大学扩招前，是很了不起的事。毕业后，楚某辉在重庆市外贸系统工作，深受器重。他老婆贤惠，是他大学同学，在政府机关上班，周末到婆家做清洁，两人育有一子。他妈李某碧非常自豪，她本就是话多的人，典型的纺织厂女工，常在她那些老闺蜜面前夸耀，引起一些人的嫉妒。恰逢纺织企业下岗潮，不少人绕个大弯通过李某碧让楚某辉帮忙找工作。楚某辉聪明，知道这些人是什么货色，一概拒绝，得罪了不少人。随着职务的升迁，楚某辉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时间一长，此事大家都知道了，只瞒着楚某辉的妻子。一个对楚某辉怀恨在心的老年人悄悄将此事告诉了楚某辉的妻子，她气急之下，向有关部门检举了楚某辉的经济问题，并上交赃款，楚某辉获刑18年，两人离婚，她虽然隐匿赃款，因检举有功，免于刑责，辞职出国，儿子扔给楚某辉父母养，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这样散场。此事是楚某辉的前妻说出来的，她始终不说那位老年人的姓名，可能她以为人家在帮她。楚某辉如果不出事，现在重庆市外贸系统的掌舵人可能就是他，非常可惜，这里隐去他的全名。我在采访中得知，有的纺织厂职工及其家属在贬低他人时，都要加一句，这是和他家关系很好的孃孃（阿姨）说的，我相信这位孃孃（阿姨）确实说过这些话，有的人就是这样，别人家的子女有一点比自己的好，他们都会恨得牙痒痒，想方设法地贬低他人。

纺织厂很多职工有笑人穷恨人富的心态。当三观不正的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赶上对方，羡慕转为嫉妒继而产生恨意，挖空心思毁掉对方，楚某辉只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凡是在外面历练过的都知道一个常识，不要问对方的年龄和职业，更别说收入，纺织厂很多人见面最喜欢问人家在做什么工作，别以为他们是在关心人，纺织厂破产后，职工四散求生，如果遇到比自己过得差的，可以给自己一个安慰，如果知道比自己过得好的，可以向他求助，看能不能给自己找条新出路，如果对方不肯帮忙，他们就要想办法搞破坏，争强好胜赋予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心态。有的人没多少能力，成不了什么事，妄图以口舌之利扳回些局面，特别是针对那些不愿帮他们忙的人，他们偏执地认为，只要坚持说人坏话，总会有效果。他们的思维很奇怪，既然对方能帮他们，说明实力不比他们弱，他们攻击对方，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他们以为暗中说人坏话就能保自己平安，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说人坏话、搬弄是非的效果越来越差，大家慢慢看清了这些人的真实面目。

2014年夏天，从上海到重庆的列车上，一位重庆籍的销售人员在与人谈自己的工作，说每天公司补贴300元钱，在当时并不算多，一个五十多的老太婆却表示不相信，问清对方的公司后，说自己的儿子在国外留学，学的艺术专业，回到国内，到处都有人请他去组织艺术品展览会，一场下来就能收入几十万。那位销售人员不想与她一般见识，出门在外少生事，没理她。旁边的几个年青人不乐意了，纷纷出言讥讽那个老太婆，大家都是坐硬卧的，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你儿子挣那么多钱，你应该坐飞机或者高铁，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艺术市场的行情。那位销售人员问她是什么地方的人，她说是汉中的，马上有人说，你刚才还说你是重庆纺织厂的。我在旁边看了全过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无聊的老年人。

爱装大是很多人的通病，有的人下海经商，挣了几个小钱，经常对人说，你要创业，我一定提供支持，对方知道他的实力，真没那心思，架不住他年年说，都是当着其他人的面，踩着他装大，对方忍无可忍，顺势向小老板提出帮助自己创业的要求，这位小老板马上露出原形，什么也帮不了，不过，那人以后再也不说那些话了，清净了很多。这就是重庆人的上进心导致的虚荣心。

纺织厂职工中爱占便宜的众多。解放前的纺织工人出厂门要经过搜身，解放后取消了，说是为了保护工人的人格尊严。几十年下来，工人偷拿厂里的东西回家用成了习惯，纺织厂最多的就是坯布即包子布，很多职工家门后都挂得有，用来擦桌子，还有的用来制作铺盖。至于搬手、起子、钉锤等工具，家里要用，就拿回去了，有的就不还了，你一提醒，他又还回去了，不说，就一直放在他家里，很难界定是不是偷。

最早破产的重庆针织总厂就是被偷垮的，权力大的偷机器配件，回去组装起来自己开厂，缺什么就从厂里拿，权力小的偷产品，有的工人出门时被查获，身上居然穿了七八条内裤，还有五六件背心，腰细的往腰上缠，出门有人打趣她怎么胖了，她面不改色地回答怀上了。至于给医生好处虚开病假条，经常性地迟到旷工，那都不是事儿。

很多以下岗工人身份博人同情的纺织厂职工，面对他们是否占了厂里便宜的提问时，他们大都不回避，振振有词地说，当官的大捞，我们小搞一点挽回损失。这就是享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高福利的工人阶级的觉悟，现在民营企业的996对他们及其子女来说确实是“福报”。

有的纺织厂职工在厂里占公家的便宜，生活中一心琢磨占周围人的便宜。有时他们会将说人坏话与占人便宜用在一个人身上，如同他们在厂里吃哪家饭砸哪家锅一样。有时对方根本与他们没过节，他们只是在配合同伙毁人。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是会向他们的攻击对象求助，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两种模式切换自如，估计他们认为自己很机智。这样的事情多了，愿意帮助他人的越来越少，有的江湖大哥坐牢了，父母在家凄凉度日，没人帮。

有的职工做的事让人啼笑皆非，重棉一厂曾有一批退休职工的退休工资定高了，他们的同事得知后，到处举报，要求给自己也加工资，结果那批退休职工的工资降下来了，上访者的工资没加上去，职工间多了一群仇人。

与以上损人利己型或者损人不利己型相反，重庆人的袍哥情节有时会表现为另一种行为模式，重棉二厂原厂长王廷熙的老婆杨志平是典型的克已装大型，她的爱好是三五成群，呼朋唤友地出行或者吹龙门阵。这样的性格符合解放前重庆大码头袍哥众多喜欢结社的风气，也与她的经历有关。由于历史原因，她幼年时受过同学排挤，争强好胜的她产生了补偿心理，以身边围的人多为荣耀，一辈子都在治愈童年。有的人对她恨之入骨，把她当傻瓜整，她还以为自己人缘好。她超喜欢前呼后拥，只要对她说两句好话，什么事情都愿意干。她自己没什么本事，就拿身边人的社会资源做转手贸易，那些接受了帮助的人只记得杨孃孃（阿姨）的好，全然不记得实际提供帮助的人，除了她丈夫，哪个愿意让她长期利用？

因为退休早，她的退休工资较低，她却喜欢将自己装扮成顶梁柱，说王廷熙的职业成就主要靠她，王廷熙的核心竞争力是比多数人懂得更多纺织技术，她连个工程师职称都没评上，王廷熙当总工时的顶头上司都是女性，提携王廷熙的是殷工、杜工，他们与杨志平关系一般。

由于不会辨识对方的人品，她经常结交损友，被人利用完就扔，需要时再利用，然后再扔。她本人或者通过王廷熙帮助过的人很多，真到了她家困难的时候，愿意帮她家的少得很。采访得来的案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曾让王廷熙帮过二厂一个姓秦的，还有一个二厂的职工托重棉一厂的人通过她请王廷熙帮忙，王廷熙处境困难时，姓秦的一家与二厂那个职工不但不帮忙说话，反而跟着造谣传谣，此类事情还有不少。当王廷熙遭到以陈丹柯为首的夺权派围攻时，杨志平那些所谓的朋友没有一个站出来，全缩了头。

王廷熙失意那两年，杨志平那些朋友基本没有人上门，电话都少得很，等到王廷熙日子过得稍好一点，什么张庆新、朱含英、廖是非等等又找上门来了，一个个说话口气大得很，仿佛是社会上的大姐大，杨志平则好生招待，继续靠廉价出让王廷熙的社会资源换取所谓的友谊。后来，朱含英见王廷熙没什么权力了，再也没去过。张庆新等人不但自己去杨志平家，还带着一些原本与杨志平不熟的人去，她们想看看前厂长家是什么样，与她们交往，除了把地板踩脏，没有任何意义。

王家遇到麻烦了，杨志平的那些朋友站不出来也就罢了，有的还拉她一起跳火坑，造成经济损失，上当后，杨志平的对策是坚决不承认上过当，仍然认为自己很能干，一辈子屈才了。极为搞笑的是，一位杨志平所谓的朋友套她的话，她是有问必答，对方担心她醒悟过来，越问越快，她也越答越快，从小没人教她似的，据悉，她父母去世得早，还真是没人教她。她在破碎的原生家庭长大，人格不健全，既要装大，又胆小怕事，既爱出风头，又担心遭到打击，以为服软能换取安全。她自己活得不明白，还喜欢操纵他人，最终除了她丈夫，没人真正在乎她。

王廷熙有权时，她通过王廷熙装大，后来又想通过王廷熙的长子继续装大。她最奇葩的事是一方面以王廷熙的长子的安全为由试图阻止一些事，一方面又想让王廷熙的长子去帮她那些朋友平事，王廷熙的长子与她及次子二十几年不说话，杨志平对他也是没什么好话。她的那些所谓朋友，企图通过她遥控王廷熙和他的长子，王廷熙的长子放话，只要查出来是哪个老贼挑唆杨志平，后果自负，他们知道他是什么人。从商业角度看，杨志平与人交往基本做的是赔本生意，有时连吆喝都没赚到。

土湾地区的学校没有一所能称得上好学校。重棉一厂子弟中学即现在的实验中学曾经名声在外，其实也就一届的升学率高点，那一届考上大学的很多是学校教师的子女，之后就恢复常态了，能考上两个大专就算胜利。经过学生将该校教学情况与一、三、八等重点中学的对比，重棉一厂子弟中学的教师大都没有尽力，在混日子。他们退休后，帮人家有偿补课时却又很努力。有一个教数学的在上课时花了半节课时间为自己的居住条件诉苦，以他的工作状态也只能享受那样的生活水平，重点中学的教师工作量至少是他的三倍，他的儿子后来成了吸毒人员。

填高考志愿时，一个肯定考不上大学的调皮学生填了青年政治学院，校长大怒，骂了他，大意为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那位学生纯粹是为了好玩，此举证明他有想当官过好日子的念头，这总比他去混黑社会强不少吧？校长这样骂他，有违师德。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也有很奇葩的，一位姓姚的学生被校长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骂了，骂他与他妈一样讨厌，他妈是重棉一厂的工人，到处说这位校长年青时谈恋爱脚踏两条船，为此受到处分，那个年代对作风问题管得严，那位姚姓学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哭了。工作后，姚姓学生考上了公务员，不愿同学再提此事，说是校长的儿子混得不错，以后还打算靠他提携。

王廷熙遭到造谣攻击时，他的长子正在参加高考，重棉一厂子弟校的多数教师对他冷脸冷语，包括他的初中班主任、高中班主任与两位校长，成人的事与他有什么关系？关于王廷熙的谣言消失后，这帮教师没有一个向他道歉，他们枉为人师。

土湾小学与二校（汇育学校）向两劳单位输送了不少骨干，为土湾在江湖中的地位打下了基础，进城务工的农民不了解情况，纷纷把子女送去读书，希望那些教师不要把小市民习性传承下去，不要在学生面前造谣传谣、搬弄是非，不要误人子弟。

访谈中，有人给我讲过一件事，土湾地区一些人组织同学会，事先要交几百元活动经费，席上有人大肆展示自己的得意人生，沙坪坝区人民医院与妇幼保健院的两个护士大谈自己每月实际收入有两万多，她们都与警察沾亲带故，说是同学之间，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她们。突然，组织同学会的说刚才有人没缴活动费，那群人喝得有点多了，都说自己缴了，两个护士马上翻脸，开启柯南模式，逐个盘问在场的同学。真要是那么有钱，那样重情义，每月收入两万多，几百块钱自己付了不就行了，这就是同学情。

租住在土湾的农民陷入了一种融不进回不去的尴尬状况，他们中一些人为了融入城市生活，不惜与城市里的小市民一起造谣传谣，工具人当了，还是被小市民们称为哈农民（傻农民）。因此得罪人，遭到报复，却没人帮。农民们也不看看给他们“投食”的当地小市民是些什么人。人家说什么都相信，叼起就跑，还要与人分享，议论人家的家事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举个心理学上的案例，一个退伍军人，大男人，收了一辈子水电费，这样没出息的人说的话能信？那些土湾山坡上的城中村已经农转非的前农民们中也有心态不好的，企图通过传播谣言贬低他人获取心理平衡，结果还是被人看不起。

进城农民融不进城市生活的原因是生活意识与城里人不一样，为了节约燃气费，他们搭了土灶，燃料大多是塑料袋，产生大量二噁英，他们大口呼吸这香甜的空气，城市人再三提醒他们，他们仍然偷着烧塑料，仿佛城市人在害他们，他们得了重病没钱医治，又在网络上发起众筹，让人无法同情他们。节能灯两块钱一个，他们将自己家用旧了的去换走廊里的新灯泡，走廊里经常一片黑暗，当地人反映，农民大量租住前，没这些事。

有一个在重庆的四川农民工，接不到装修业务宅在家里，以前保护过他让他少挨了几次打的一个熟人上门请他去搞装修，他十分欣喜，找老婆要100元请客，挨了一顿骂，就在他老婆卖电线的门市。尽管装修价格是他定的，他承认利润不比在装修公司做的时候少，开工后他还是要耍心眼加价，各种装大，他的熟人一提醒他过去的事，他能老实一阵子，他的老婆大概不知道自己老公的过往，对老公的这位熟人还有些看法，认为他抠门，她那里知道这是他老公在还人情。还有些农民在遇到麻烦时，城市人帮了他们，他们连简单的回报都没有。在重庆的农民工就这样，怎么融合？

重庆主城区进城务工农民聚居区主要是土湾、四公里、钟表厂、弹子石，凡是在这些地方居住过的农民工很多都沾染了重庆城里人的不良风气，搬弄是非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他们从这些地方向全国各地迁移，用工单位一定要注意，他们嚼舌的样子真难看。

以上情况各个纺织厂都有，作为老纺织基地的土湾地区情况最典型，因为多次拆迁，现在土湾地区纺织厂的职工主要分布在沙坪坝区井口、双碑、红槽房、天骄年华、天星桥、小龙坎、土湾、羊角堡一带，途经这些地方的公交工具与当地超市里，那些背着双肩包，个头不高，说话声音不小，喜欢三五成群的城市老年人，多半是纺织厂的退休职工。他们的语言特征是小题大做，鸡毛蒜皮的事，用的都是讨论军国大事的词汇，有职工子弟说，他在车上听到“任凭他从何处来，我只管往一处去”的名言，扭头一看，是纺织厂的两个年青老太婆在扯闲篇，喜感十足。

重庆纺织行业垮掉的原因不能指望重庆的大学教授们研究清楚。当初不少大学教师娶了纺织厂女工，有的教授夫人凭借家里养成的雌威，挟老公之名望，仗口中三尺长剑，与人保媒拉纤，专攻下三路，从中渔利，其中一个江湖人称刘媒婆的教授夫人声称，她替人做媒就是为了自己以后办事方便，才不管那些男男女女是否能幸福，反正地位收入相当就成，活脱脱一个王婆，三姑六婆的话总有些人要信。教授夫人们在纺织厂是什么地位？在纺织厂破产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她们有无迟到、早退、虚开病假条？有无拿厂里的布、纱线与工具回家用？教授们应该心里有数。大家可以推论，那些与纺织厂职工结婚的公务员会不会客观、公正、深刻地剖析自己的配偶在纺织厂破产过程中的作用呢？

至今尚有部分纺织厂的职工不愿正视自己当年的行为。纺织厂破产后，随着年龄增大，当年那些祸害过企业的纺织厂职工中，有的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反思，也有的坚持认为自己当初是在奔前程，只是没操作好，他们不承认自己坑害公家、参与内斗的行为是导致企业破产的原因之一，他们甚至还有些自得，认为自己当年快意恩仇，操（混）得好，土湾几个身材高大的老职工就有此类思想。有的女职工宣称，自己什么都没做错，面对记者也会这样说。

纺织厂有的工人及其家属认为世道不公，人家过得好是靠裙带关系，他们也不想想自己及其家人付出了多少，做了多少违法乱纪的事，是否配得上他们对人生的期望。他们总是怀念以前旱涝保收的国企生活，为子女的辛苦叹息，他们不愿承认，国企破产他们也有一份“功劳”。他们以为自己的口舌能改变历史事实，结果无非是印证了那句话，无产阶级中也有坏人。

当年的纺织厂职工变老了，他们的下一代在成长。我接触到的纺织厂职工子女中，不少人拒绝承认他们的父母曾经损害企业利益，有位公务员的父亲经常在上班时间脱离岗位到处吹牛聊天，眼镜放在办公桌上，表示他刚离开，马上就会回去，传为笑谈，这位公务员一直回避此话题，上面提到的那位姚姓学生坚决否认包括他妈在内的普通职工对纺织厂的破产同样有“贡献”。即使他们已经拥有较高学历，已经在政府中任职，他们仍然不愿正视父母坑害国企的行为，他们可能担心会影响自己的前程。有的纺织厂职工的子女将父母的长舌技能发挥到新的高度，在重庆不时可见他们在搬弄是非，如果有人对此文不服，我可以慢慢与他们讲他们父母当年的事情。

纺织厂破产后，下岗工人狼狈得很，在外面拳打脚踢，有的女人走了自己祖母的老路。在国企破产大潮前，纺织厂职工子弟很自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代变了。

四、二厂

重庆市纺织行业的主体是棉纺织业，棉纺厂中重棉二厂的破产具有代表性，可以从中窥探重庆市纺织行业的式微。

重棉二厂在民国时期是直属军政部的军队企业，后来又有荣氏家族（荣氏家族的荣毅仁后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汉口申新四厂并入，受上级重视，出了多任纺织局长，重庆纺织界流传的顺口溜是“要当官，上二厂”。二厂的规模不是最大，技术力量却是最强，重庆市纺织行业很多技术骨干都出自二厂，是沙坪坝区经委管辖的中型国企。西南地区最出名的纺织技术专家是二厂的王廷熙，他在1990年代荣获国家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技术专家”称号，享受一次性的国务院津贴，那时的国务院津贴不是每年发，西南地区纺织界只有他一人获此殊荣，重庆市政府公告上将他的姓名写成王延熙，粗心得让人怀疑相关工作人员的动机。他担任过中国科协传统棉纺织学术组组长，是闻名全国的技术专家。

王廷熙出身于富贵之家，因为当时的过左正策，尽管他的高考分数远超分数线，填报的第一志愿还是没有录取他，最后到了成都纺专，以当时纺织业的地位，也算不错的专业了。与他同样境遇的还有重棉二厂的张庆熙、重棉六厂的李良诚、王永熙厂长、重棉七厂的吴建忠厂长、纺织局的袁开元处长、张光逊局长等，都是解放前的大户人家子弟，当时被认为出身不好，他们是纺专二班的同班同学。在血统论试运行的背景下，成都纺专捡了个漏，招收了大批出身不好成绩好的学生。即使读的不是他们理想中的专业，他们仍然学业优秀，分配到各地后，这些世家子弟秉承家族传统，老实做事（出身不好的做事必须老实），认真做人（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做人老实还不能保证安全，必须认真，仔细谨慎），成就斐然。他们理论水平高，愿意从车间技术工人做起，江浙一带的纺织系统公认成都纺专的学生比华纺的更好，果然学校名声由生源成就。改革开放后的重庆纺织行业的技术力量主要出自成都纺专，很多骨干来自纺专二班。

王廷熙分配到二厂后，与同样出身较高、技术精湛的杜工、殷工、罗工走得近，殷工与他关系最好，在家里以陈年茅台下饺子招待他。杜工和殷工是西北联大的同学，经历了抗战烽火，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文革期间，专案组让他们揭发对方，什么手段都上了，他们保持住了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互证清白，随着第三方材料的出现，两位都安全过关。文革后，杜立俊杜工担任了重庆市纺织局局长，殷工一心想将王廷熙培养成技术接班人。计划经济年代，国企根本不考虑销售问题，只要能够保证产品质量与数量就算完成任务，技术人员极其重要。

从改革开放到1990年的纺织业如日中天，二厂的产品质量好，国外订单纷至沓来，国内的要托人情才能拿到货，职工幸福度满满。二厂走下坡路前最后一任厂长是吴受铭，她出身有钱人家，技术上不算科班生，受过打压。吴受铭身材高大，车间安排她拉装棉花包子的板车，那本是男工的活，她埋头就干，脾气上来了，能和男工摔跤，力气小的还摔不过她。她是那个时代的女强人，通过个人努力，当上了二厂的厂长，后来调到纺织局，参与处理重庆针织总厂破产事宜。王廷熙在她任上成为重棉二厂的总工程师，两人配合得很好。在王廷熙的主持下，重棉二厂的技术改造进展迅速，装备水平在重庆市纺织行业高居第一。

面对二厂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很多问题吴受铭也没有办法解决，家里经常被上门找她解决各种问题的职工坐满，这是那个时代中国特有的风气，领导阶级的要求没有得到解决就上领导家静坐示威。那些调换工作、涨工资和福利、分房子等等各种要求，不能说都不合理或者合理，有的要求领导们实在做不到。职工们才不管那么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的还拿着铺盖卷上门，要求得不到满足便在领导家地板上睡觉，有的见领导家开饭了，自己也拿碗筷开动起来，吃得比哪个都多。重庆人上进心强，人人都想往上爬，干部队伍内部争斗激烈，不少人是有背景的，互不相让。那时经济总体向好，掩盖了多数矛盾。

1990年代初，美国政府制裁中国，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受限，纺织行业陷入困境。1993年，中国综合负债率超过GDP的140%，中央政府不得不强行紧缩福利和贱卖公共资产，开始出现国企破产与职工下岗的大潮。吴受铭不知因为什么与殷工的关系不好，殷工被迫调到工业校任教，吴受铭收回了殷工的房子。吴受铭这事做得很不地道，殷工是西北联大的热血青年，抗战时期进入纺织行业，工作几十年，功劳和苦劳堪称巨大，老了遭此劫难，王廷熙为此与吴受铭翻脸，那时杜立俊已经退下来了，局长是谭德素。不久，吴受铭调到纺织局，二厂的权力游戏进入高潮。

最早接任厂长职位的是副厂长周政善，他长期从事行政工作，不懂技术与销售，表面为人和善，不少职工对他的评价差。当时政工系统与技术系统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他一个搞行政工作出身的被大家视作打杂的，没多少威信，加之局势对中国纺织业不利，二厂出现亏损，职工群情激愤，周政善很快就退下来继续担任副厂长，接任的是总工程师王廷熙。

王廷熙的技术过硬，满脑子的工科生思维，做事一是一二是二，讲究原则。二厂有一个干部叫朱某某，此人已经去世就不直说他的姓名了，他让厂里的工人帮他做了一个防盗铁门，标准程序是向厂里支付相关费用拿到出门条才能把门搬回家，不知怎么搞的，工人们没有完善相关手续就将铁门搬走了，一行人在工厂大门处被拦住，报到了厂部。当天是周末，值班厂干是王廷熙，他见事实清楚，派人调查，王廷熙也是没办法，现场人人都看他如何处理。朱某某不在现场，听闻后赶来解释说是急着用，没按程序办，缴了费此事就过去了。有些人对处理结果不满，认为太轻。后来才传出来，当时举报的正是朱某某的下属，这名职工与朱某某有矛盾，想整他一下。因为此事，朱某某的女儿们恨上了王廷熙，公开大骂，她们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太平洋寿险的内勤，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应该明白事理了。

王廷熙看得起的是专业技术水平高、做事努力的人，为了保证他们的利益，他经常无视外界压力，结果却不是如大家喜闻乐见的那样。二厂团委书记高勇的老婆郑丽有一定专业能力，因为与同事关系不融洽，在提拔问题上卡住了。王廷熙打算通过技术序列将她提拔起来，一时间，劝说他不要重用郑丽的人一拔又一拔，他固执地坚持，当时王廷熙是总工，技术员的升迁他有发言权，最后郑丽如愿以偿，王廷熙为此又得罪不少人。

二厂销售科的张建渝带货能力强，是出色的销售人员。他在厂里有一批仇人，发展不顺，长年驻外，始终上不去。张建渝有上进心，当时的目标是成为厂干。王廷熙的技术能力可以保证二厂生产出优质产品，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时代背景下，缺的就是销售人才，两人一拍即合，王廷熙顶住压力，将他提为副厂长，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攻击王廷熙和张建渝的人开始多起来。

王廷熙看不起没真本事靠耍嘴皮子上位的人，对政工系统的一些干部表示不屑，他与吴受铭配合得好，是因为他看到过吴受铭当初在底层如何努力挣扎求生。二厂的党委书记是陈丹柯，此人高白胖，不懂纺织技术，与身材同样高大的团委书记高勇一样，都是从政工系统提起来的。和平年代，没有什么危险的任务让他们去证明对党的忠诚，无非就是发表点誓死捍卫的言论，组织大家学习党中央的精神与文件，不可能立下什么大功。据说他的父亲是老干部，是他妈带着他改嫁的，此说是传言，因为带子改嫁与父亲是老干部不是丢人的事，本文就采用了。从他年纪轻轻就担任党委书记来看，应该有些背景，和平年代政工干部的提拔一直让人看不明白。当时文革都结束快二十年了，不少人通过读书学得一技之长，博士都能读两个，这两位书记不知在忙些什么，技术水平还是很低，他们是成年人，这二十年时间肯定不可能是在爬皂角树。

由于重庆人争强好胜的性格，二厂很多人对自己的能力有不切实际的认识，总觉得王廷熙平时很好说话，为人处事显得不够圆滑，技术上都是他让下面的人去干，动个嘴而已，换自己上也能干好。二厂的工人张家魁就说，王廷熙那个厂长和总工我都干得下来，按他的意思，钱学森得自己去拧火箭上的每一颗螺钉。不知道陈丹柯心里是否也有此意，反正从他后来争权的表现来看，他认为把王廷熙调走了，二厂他一样玩得转。

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认为纺织技术简单，重庆电力的一个中干就公开这样说，有人问他知不知道1磅（453.5克）棉花拉成768米长才算一支纱，中间不能断，纱线越细，织出来的布越高档，不到80支纱的布做的衣服算低档货，那个重庆电力的一脸茫然，他根本不知道纺织技术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很多人觉得穿针很难，喷气织机是用气流将又细又软的纱线吹过比普通缝衣针针眼还小的孔，装备最新装备的纺织厂多数车间已经实现无人在现场操作的人工智能生产，那才叫高新技术，外行们以为纺织业还是老太太的小纺车加纺锤，那冶金业以前还抡大锤呢！

王廷熙当那个厂长确实辛苦，每次听到救火车的声音，他都跑到窗前往车间看。就算是王廷熙这样的技术专家认真负责，张建渝等销售人员在外收款以命相搏，无法一一记下姓名的大量技术人员三班倒连轴转，在当时对中国纺织业不利的大环境下，重棉二厂也只能扭亏为盈保持微利状态，不了解形势的职工对此仍然不满，他们不知道，这已经是重棉二厂最后的盈利时期。

王廷熙也面临了与吴受铭一样的麻烦，工人们开始到他家里静坐。工人王文斌为了老婆李丽调换轻松工作的事找上门来，王文斌的父亲是二厂卖饭票的，尽管发育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王文斌仍然长了一副他们那代人中少有的高大身材，在厂里以能打敢打出名。李丽要求调去的岗位很轻松，厂里专门用来安置老弱病残人员，她那时才三十多，身体健康，把她调去了无法服众，本来应享受照顾的人也会利益受损，王廷熙坚决不同意。王文斌在王廷熙家坐到凌晨都不走，不时制造动静。那是1994年，他们两口子知道王廷熙的长子正在参加高考，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也是不顾一切了。此类事件警察是不管的，当时的国企又不能因此开除职工，给了职工们一定的操作空间。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当下的私企，这些人就等着接受暴风雨的洗礼吧。王文斌对李丽的事如此尽力，两人最后还是离婚了。可能王文斌觉得还是共产党的饭碗好捧起，他的女儿后来进入法院工作，听说在贵州省，请相关部门关注王文斌的女儿，家风很重要。

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团委书记高勇的老婆郑丽也去王廷熙家学习工人老大哥好榜样，她确实聪明，得到了一个到银行坐柜的机会，当时纺织厂效益都在下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可是，她身为二厂团委书记高勇的老婆，当年王廷熙力排众议将她提拔起来，郑丽在厂里困难的时候“临阵脱逃”，影响极坏，于公于私都对不起人。高勇开始不露面，23点过了才去接老婆回家，在高勇的护送下，郑丽在王廷熙家里纠缠了几天，高勇与郑丽都知道王廷熙的长子正参加高考，这就是二厂团委书记的政治觉悟水平。最终，郑丽调到了银行，金融系统让她避免了下岗。如果有人认为，王廷熙提拔她是理所应当的工作行为，郑丽不欠王廷熙的人情，也是完全正确的，王廷熙按原则办事，郑丽按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为人，全都正确。此事对王廷熙打击较大，在厂里的威信下降，王廷熙与陈丹柯、高勇、周政善的关系已经非常糟糕，内部斗争日趋激烈。厂里的关系户见势不对，马上撤退，纷纷调到其他单位，继续他们悠哉游哉的食禄生涯，他们是追逐春天的候鸟。

从管理学角度说，企业的制度相当大部分是在压制人性，制定与执行制度都会得罪人。工厂的制度由懂得生产技术的专业人员制定，规范职工的工作行为的同时必然给他们带来不方便，职工多半会尝试违反制度，企业管理者的重要工作内容就是与破坏制度的人做斗争，得罪人是必然的，当家三年，连狗都嫌。如果有人要与王廷熙争权，那些因为工作上的冲突恨王廷熙的人是天然的联合对象。

对于经营二厂，陈丹柯与高勇有自己的各种考虑，与王廷熙的经营理念起了冲突，他们有没有私心，不得而知。不知是哪个给了两位书记如此大勇气，认为自己比王廷熙更懂纺织厂管理，认为自己能将几千人的大厂经营得更好？陈丹柯在党委会上组织人围攻王廷熙，王廷熙寸步不让。有的人将造谣传谣技能发挥到行为艺术的殿堂级高度，长舌狂舞，重庆市主城区到处都在传说重棉二厂出了一个贪污犯厂长，检举信满天飞。那些早就对王廷熙不满的人纷纷跳出来表演，一些人还组团到纺织局去上访，要求让陈丹柯当厂长，他们将码头游民刁顽、喜欢结社的习气表现得非常充分，这些职工哪里知道他们正在将二厂送上破产之路。特别声明，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事是两位书记在操纵。如果此时还有哪位官员想将自己中意的女性调到二厂担任负责人，那就更热闹了，请注意，这只是假设。

王廷熙的技术能力不是天生的，是通过自小的刻苦学习和工作后的不懈摸索慢慢积攒而来，他看不起那些靠不正当手段轻松上位的人。自然科学讲究兑现，机器出了问题，说不动就不动，只要有一道工艺没做到位，产品质量就是上不去，学习与工作中的习惯导致工科专业技术人员的原则性普遍较强，外化到生活中就表现得有些清高，不愿拉帮结派，明知事情该怎样做，他就是按原则不那样做，这在当代国企的内斗中非常吃亏。

二厂的职工都很聪明，他们心里有本账，出于自身的安全与利益，在内斗中选择中立的多，有的则是哪边强就站在哪边。王廷熙冷眼向洋看世界，不会封官许愿，没有现实的好处，多数人不表态，明哲保身，少数人出于各种考虑公然站到了陈丹柯一边，王文斌之流肯定不会站到王廷熙一边。至于陈丹柯对他的支持者有无做出承诺，请相关部门调查。张建渝在厂里的人缘本就不好，他更不可能团结多少人。二厂的上级组织重庆市纺织局与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态度暧昧，对王廷熙没有提供任何保护，仿佛是在支持陈丹柯，调查王廷熙经济问题的工作组到了二厂，企业运转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张建渝终究是搞销售的，此时他的心思活络起来了，在他老婆黄桂兰的怂恿下，与陈丹柯一派达成和解。

王廷熙坚持原则努力维系二厂的正常运转，是凭着几十年养成的责任感惯性行事，至少在客观上保卫了重棉二厂职工的饭碗，既然多数职工保持中立，不制止针对他的造谣传谣，不站出来反对那些人的作死行为，他着什么急！王廷熙经过与各方的协商，到重棉三厂担任总工程师，二厂交由陈丹柯、高勇两位书记去盘弄，张建渝继续担任副厂长。有目共睹，王廷熙当厂长把人都当瘦了，人家当厂长发财，他当厂长掉肉。说来也奇怪，王廷熙没在二厂上班后，那些检举信马上就没了，工作组也撤走了。重棉三厂的厂长兼书记是罗工的女儿罗列，王廷熙刚进610厂就与罗工关系好，罗工在纺织局分管质检站，纺织局质检站就在二厂旁边。三厂的人相对于土湾地区的人要淳朴一些，王廷熙到了三厂很快就长胖了。

陈丹柯接手二厂后，确实想把工厂经营好，借此再上一步。可是，事物的客观规律不可能凭借人的主观意志改变，王廷熙经营二厂时的举重若轻给了他当厂长很轻松的错觉，陈丹柯当上厂长后，重棉二厂再也没盈利，王廷熙当厂长那个时期是重棉二厂最后的景气。陈丹柯、高勇与周政善等人不懂纺织厂该如何管理的根源在于他们不懂纺织技术，他们不明白工厂各项制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那些想通过变更制度使自己更轻松、收入更高的职工努力下，几十年间重棉二厂历代技术人员总结拟定的制度逐渐荒废，工厂陷入混乱。

举个例子，某机械厂分厂的厂长向总厂提出将拨下的人工费用固定不变，赋予他权力决定职工的聘用与收入，压低人工费用后，节省出来的人工费用由他支配。他招收愿意以更低收入工作的人，短期内节省了很多费用，他收入高了，更卖力地压缩人工费用。但是新手过多会影响生产，随着对人工费用的再三压缩，早晚激起工人暗中反抗，破坏生产，最终影响企业正常运行，这就是工厂管理制度被以创新管理的名义破坏后产生的不良后果。

重棉二厂的车间主任们懂得一些技术，见陈丹柯他们得手了，车间主任们也想实现自我，向陈丹柯提出要求分权，陈丹柯是真的不懂企业管理，也就同意了。那时的车间主任可以说是一个个的小厂长，在本部门说一不二，招了大量的农村女青年，利用她们工资低的优势节省人工费用，现在土湾地区很多女农民工就是那时招进厂的。车间主任们对这批农村女工的管理，大家可以去打听一下。二厂原有职工陆续办理停薪留职到社会上寻找出路，有的人此时才知道什么叫生活。此举表面上可以让不好应付的老职工离开，同时降低人工费用，但是造成了技术力量流失，那些认为纺织厂技术含量低的人真的是out了。后来，一个车间主任被判了刑，有的职工对他的评价不算差，说应该把所有的厂干与中干都查一遍，其他的话我不方便公开，感兴趣的可以去调查。当时沙坪坝区电力公司有一个规定，鼓励企业用电，用电超标的有现金奖励，这笔钱在重棉二厂是如何处理的，请相关部门调查。

张建渝起初以为陈丹柯、高勇等真的接纳他了，想把在广东见识的东西付诸实施，现实的骨感让他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没人把他当回事，二厂产品质量下降后，连他那些老客户的态度都转变了。他与自作聪明的黄桂兰感情破裂，两人离婚了。人民教师黄桂兰染黄头发，开始放飞自我。迷茫之中，张建渝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投奔王廷熙。王廷熙考虑到重棉三厂确实需要熟悉市场的销售人员，向罗列推荐了张建渝，调张建渝到重棉三厂担任销售科副科长，做得不错。王廷熙就是这样务实的人，他决策的出发点是把工作做好，其他人则考虑得更多，张建渝的反复横跳让他的形象再次受损，都认为他是个跳来跳去的男人。张建渝在三厂基本上安分了，即使有机会有想法，王廷熙也会一再提醒他勿忘历史。

二厂最后真是不行了，管理混乱到极点，新老职工普遍感到没前途，人心散了。一些老工人说，最后连机器都开不动了。我很奇怪，二厂技术力量雄厚，王廷熙调走了，还有其他人，怎么可能会落到如此地步。老工人解释说，那些技术人员看到王廷熙的遭遇心都凉了，加之陈丹柯等人的外行管理导致厂里一片混乱，哪还有心思工作，都在找出路。有的职工偷厂里的零配件卖给民营纺织企业，连固定机器的地脚螺钉都偷，机器没固定好，很快就抖坏了，检修时才发现地脚螺钉不全。陈丹柯颇有“大将风范”，每天还是守住他的“一亩三分地”，这方面的事情可以去问问当年厂部与党办的人。

无望之下，二厂职工生活得昏天黑地，在自家门外的走廊通宵打麻将，扯上100瓦的大灯泡，电费自有专业电工解决，土湾地区的夜晚不再黑暗，他们白天的工作状态可想而知。有的职工开始觉醒，到纺织局反映问题，纺织局的工作人员说，当初不是你们自己选的好厂长，怎么又来提意见了，有的职工两次请愿都参加了。眼见大势已去，二厂的职工早早自谋生路，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很快就找到了理想的工作，邓萍等人在外面做得不错，一位姓王的电工被聘为一家小水电站的总工程师，几位年迈的机修安装工人在民营企业作为技术骨干工作十几年，体力实在不行了才离职，足见二厂人才之盛。那些没技术的就困难了，那位声称自己能胜任厂长工作的工人张家魁下岗后，通过他的老婆卢世洁托王廷熙的老婆杨志平，请王廷熙给他找份工作。

市场是检验人才的最好场所，王廷熙即使退休多年仍然有民营企业请他担任技术负责人，连非纺织行业的企业也请他去教授企业管理，年近八十还有人打电话请他。

如果有人因为二厂的工人在下岗潮中上街的少而表扬陈丹柯等人，说明他们守“坟头”还是挺成功的，可是，陈丹柯作为厂长兼书记，首要职责难道不是应该将企业经营好！二厂工人上街少是因为他们早早就明白大势已去，找好出路了。最后，重庆第二棉纺织厂破产倒闭了，陈丹柯被称为重棉二厂的末代厂长。军政部第一棉纺厂和汉口申新第四纱厂的血脉断送在陈丹柯手里，荣氏后人如果想怀旧，找他聊。

时至今日，仍然有二厂的职工在称呼陈丹柯为末代厂长的同时，埋怨王廷熙不该放弃二厂，他们大概忘了自己当年是如何造谣传谣，如何不分是非坐视陈丹柯等人争权，雪崩面前，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二厂职工及其家属之后的不幸遭遇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五、调整

改革开放后，中国纺织业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发展，1990年代初期的美国制裁让中国纺织业出现大量过剩产能，纺织企业效益下滑，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国营纺织企业普遍亏损，中国政府面临经济危机，无力长期补贴纺织国企，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朱镕基上台后，到重庆与国企负责人们见面，陈说政府的苦衷，话里话外不离国企破产重组，重棉三厂的厂长兼书记、罗工的女儿罗列站起来呛了朱镕基一句：“你让所有的纺织厂破产就能解决困难了！”朱镕基无言。纺织厂子女很少有人希望企业破产，对他们而言那相当于毁家。

当时国际局势十分严峻，重庆纺织业面临抗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危机，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重庆市纺织局党委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在他们治下，重庆市国营棉纺织厂的厂长除了重棉一厂以外全部改由党委书记兼任，虽然两个部门没有公开下文件规定必须这么做，但是他们有决定厂长任免的权力，事实证明他们同意各厂的书记兼任厂长。他们凭什么认为这些书记就比那些厂长更懂得经营纺织厂？此举对重庆市纺织业的影响极大，至于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大家根据结果自己判断。

重棉一厂的厂长沈蔓青能保住自己的职务，从表面看是她两次到市经委哭诉自己的委屈，她服软了，如果其他几位厂长也做出服软行为，他们的职务能否保住？

王廷熙、王永熙、吴建忠等高级技术人员掌握了能在任何纺织厂挣钱的技术，厂垮了，他们在私企依然享受座上宾待遇，也就不愿保有沈蔓青在官场斗争中的韧性。相关人士不待见他们，他们顺其自然，最后吃亏的是纺织行业的普通职工与纺织局的公务员们。

市场最讲究实事求是，位于土湾的重庆市纺织品质量检测站的争权斗争也很激烈，最终胜出者是孙国岚。退休后，他们两口子到民营纺织企业工作，没干多久就离职了。资本家最现实，王廷熙他们在私企受尊敬是因为他们能够帮资本家挣钱，民营纺织厂的老板在生活上与陈丹柯他们更相投，但是资本家知道陈丹柯们不能帮他们挣钱，所以不会聘请他们，至于陈丹柯等人有无投资私营纺织厂需要相关部门调查。

更可惜的是，书记们上位后，多数原厂长都调到其他单位去了，原厂长组建的班子也散架了，书记们基本是外行，手下没能人帮忙，不可能把厂经营好。

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能够栽培一帮人出人头地是人生一大快事，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的官员与纺织局曹绍机书记想当伯乐很正常。如果在整体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企业领导能力弱点，纺织厂也会整体向好。好比台风来了，拖拉机都能飞上天。但是，在纺织厂的危急关头，就算是王廷熙这样有相当专业修养的厂长干起来都很困难，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纺织局党委怎么能任由不懂经营纺织厂的陈丹柯与高勇掌管重棉二厂！不懂技术的管理者根本不能理解维系企业正常运转的各项制度的必要性，也就不知道如何执行那些制度，在他们的管理下，企业早晚会乱。其他棉纺织厂书记的情况将在下文逐一分析，大都不如原厂长。纺织局党委书记曹绍机的姐夫还是什么亲戚在广东省担任要职，包括他在内的纺织局很多领导的家都曾经在重棉二厂家属区，他们大都从610厂或者二厂走出，曹绍机特别关注二厂，二厂正是在他的关注下垮掉。

国企中的党领导一切不是让党委书记领导一切，而是党组织领导一切，党组织吸收有真才实学愿意为国企振兴努力工作的职工，让他们人尽其才，为党争取更大的光荣，以此实现党组织领导一切，党委书记不等于党组织，没有组织内有为之士的襄助，党委书记代表不了党组织。如果党委书记与团委书记不能团结人才，妨碍了企业的发展，他就是在破坏党的事业，应该将他们调整到更合适的岗位上去。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重庆市纺织局党委同意重庆六家棉纺厂的党委书记取代厂长的决策值得商榷，他们大概被纺织厂以往的辉煌蒙住了眼睛，以为随便换上谁去管理，都能搞好。

国企的主管部门领导人不能要求国企负责人对他们个人五体投地、服服帖帖，在理论上，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是用来率领下属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拿来耍威风，满足自己受尊重的需要，领导们不能把岗位权力当成人格魅力的加成。国企负责人只需要服从上级主管部门的职位，即服从上级主管部门的那把交椅，谁坐在上面就服从谁，一切按制度办。如此方能避免国企主管部门的官员将国企当成自家的菜园，做出违法乱纪的勾当，如安排亲朋好友就业、联系业务让官员们的白手套赚钱等等，保证国企主管部门的官员们能够安全着陆。

国企的主管部门不能轻视国企经营者，任意决定他们的前程，请主管领导们想想，你们是怎么上位的？你们在国企经营上有多少功绩？你们掌握了多少与治下国企主营业务相关的知识？纺织企业当年的主管官员们退休后，他们自己去办企业，有几个能盈利？办企业与投资企业是两个不同概念。

国企主管部门领导们一定要重视国企经营者的意见，专业人士为那些言简意赅的对策付出了一生的学习与实践，他们的牺牲外人无法想象，请领导们别把捅破窗户纸的功夫不当回事。

更重要的是，必须建立针对国企主管领导的惩罚制度，战争年代，打了败仗的军官会接受军法处置，管理国企失误，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政府领导们也应受到惩罚，否则他们中有一些人难免会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所欲为，在国企职工面前耍威风、割韭菜，寒了国企职工的心，中共最后的一点经济阵地不能再失守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工程师证是国务院干部局颁发，那时评上工程师极难，后来权力下放到地方，连高级工程师证都开始注水了，包括什么高级经济师在内的职称，都被专业人士看不起。评判一个人的技术能力，主要还得看他的实践与创新能力，不能只看职称。

重棉一厂是重庆综合实力最强的棉纺织厂， 610厂分立为三个厂时，汉口申新四厂与渝新纺织厂的部分设备与人员充实给了重棉一厂，是直属重庆市经委管理的大型国企。厂长沈蔓青的生产技术水平一般，家庭出身不好，她的优势是管理能力强，深谙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她特别有韧性，厂里有人到市经委做工作，欲取而代之，她找到市经委哭诉自己的不易，有人打算让一厂的党委书记兼任厂长，她也到市经委抹眼泪，大摆自己的艰辛，那一轮换厂长的风潮里，她是重庆市七个棉纺织厂中唯一保住职务的厂长，人们说她的江山是哭出来的。重庆市所有棉纺织厂中，一厂的干部队伍最稳定，虽有暗流涌动，表面上还是风平浪静。虽然有人对她不服气，总的来说，她是靠自己的能力上位。

重庆的纺织行业进入困难时期后，沈蔓青开拓了重棉一厂新的盈利路径，利用厂里的地皮做房地产生意。此举给她招至大麻烦，那个年代房地产是躺赚的生意，很多人都盯着一厂那些地皮，认为她没有把重棉一厂的主营业务做好，却开始“捞偏门”，于是，举报，调查，限制活动范围接受调查，一系列的操作开始了，两年多后，相关部门宣布她没有问题，重棉一厂最终因为长期亏损破产倒闭。在亲友的扶持下，她登上屏鼎山长久地凝视着土湾那一大片厂区。对她的各种评价都有，我认为她是做实事的人。

重棉三厂是中型国企，归重庆市南岸区经委管辖。以前是张光逊当厂长，罗列是书记，张光逊是纺专二班里最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三厂有人向纺织局反映张光逊的问题，纺织局派人调查后，将张光逊调到纺织局去了，后来升任重庆市纺织局的末代局长，他没能为阻止重庆纺织业的衰落做出多少贡献，是末代书记曹绍机的搭档。

由于王廷熙与张建渝的加入，重棉三厂实力得到增强，虽然设备不如一厂与二厂，主营业务依然一度形势向好。于是，有人就不安分了，到处说，其实用不着那么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布里面少几根纱一般人哪里发现得了，只要价格便宜，就能打开销路，三厂自己的人就能干好，用不着外人来做。他们的依据是，那时贫困山区的人买不起太贵的东西，质劣价廉的布深受云贵山区消费者的欢迎，他们用来缠头。说这话的人明显是外行，责任感基本没有。劣质布的市场需求量小，且会越来越小，三厂如此规模的企业靠这点市场根本不能生存。经济发达地区的消费能力更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更高，人家有专业设备，别说少几根纱，就算是棉纱质量不足，都能检测出来，企业声誉毁了，多少年都挽不回来。买家以质量问题为由拒绝支付全部货款，厂家起诉也不能挽回损失。

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在二厂也不少，一个姓弥的就公开说没有必要搞设备升级，真是不负责任的奇谈怪论。他们的真实动机是担心自己掌握的技术落伍，他们不愿再学习了，反正能混到退休就行。拒绝学习的人可以退休，拒绝技术升级的企业却将被市场淘汰，500支纱的产品正在普及的当代，陈旧设备与落后技术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罗列与她一心从事技术工作的父辈们不同，精明强悍，擅长与人做斗争。受到罗工的熏陶，她的纺织技术水平不低，知人善任，被视为与吴受铭、重棉一厂的沈蔓青厂长齐名的女强人，是重庆纺织行业最有能力的厂党委书记。

那时搞的是土地财政，政府通过卖地增加财政收入，南岸区政府有的官员看上了重棉三厂的几块地皮，要求三厂不能动那几块地，一厂搞房地产嫌了钱让三厂的人很是向往，罗列对区府官员的要求极为抵触。随后，三厂团委书记詹勇向罗列发起了挑战，此人来自贵州，有闯劲，好戏又开场了，是谁怂恿詹勇争权需要相关部门调查。

罗列这边人才济济，生产有王廷熙，销售有张建渝，还有副厂长欧恒章帮她处理刺头，她抵挡住了詹勇的挑战。可是，人都会累的，罗列的努力保住了三厂全体职工的饭碗，三厂有的职工却一再向罗列发起挑战，她也会心寒，何况罗列有自己的雄心。最终，重棉三厂破产了。后来有两只乌龟骑着马给那些与罗列有矛盾的南岸区政府官员拜了年，相关内容新闻有报道。

重棉四厂处于曾经长期欠发达的合川，厂区一度是合川最繁华的地段，职工普遍有优越感，因为远离大都市，民风相对淳朴，职工对重棉四厂感情极深，重庆纺织厂职工的通病他们也有，企业的命运与其他厂差不多。在王廷熙等厂长被书记取代的那一波操作中，四厂的厂长也未能幸免，他能力强，造反精神十足，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四厂的书记原本不想兼任厂长，他自觉没那个能力，上级的命令又不能违抗。他的儿子在厂里遭到职工的冷嘲热讽，最终出现精神问题，四厂的书记一蹶不振，四厂就此走上了下坡路。四厂是市经委管辖的大型国企，东津沱的地皮不值钱，四厂在市经委的扶持下不断重组，坚持到只剩半个厂了，仍然努力坚持，最终重棉四厂还是倒下了。

重棉五厂最早由卢作孚创建，解放后的历代管理者没有跟上技术升级换代的步伐，纺专二班的几位毕业生在那里没得到重用，设备极其老旧，国企的问题都差不多，何况五厂的装备还那样落后，重棉五厂顺理成章地垮掉了，破产清算时，设备基本是按废铁价格卖的，这就是企业忽视技术更新的下场。

抗战时，李家沱迁入不少企业，下岗大潮爆发前一直是当地的都市区。归区经委管辖的中型国企重棉六厂在民国时期风光无限，厂长王永熙爱动脑子，将厂里忙不过来的生产任务分给职工家属，一时间，家家门前都是搞生产的老幼家属，职工家庭收入暴涨，人人都对他赞不绝口，那是他的高光时刻。后来，重棉六厂出现了与其他厂一样的情况，就算他机智过人，仍在内斗中失利，携带家眷调到重棉一厂，成了街边围观对弈的干瘪老头。重棉六厂的书记当上厂长后，先挨闷棍，没多久，又被查出有经济问题，锒铛入狱，应该是仇家长期举报的结果，当真是青帮老头子出任过董事长的企业，波诡云谲，刀光剑影。重棉六厂最终垮掉了，民国时期的明星企业就此没了。

重棉七厂在长寿一枝独秀，以前，当地经济不怎样，更显出七厂的与众不同，一到节日，厂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群中站着厂长吴建忠，一脸永远刮不干净的络腮胡，鲁智深般高大肥壮的身躯，非常有排面。他是纺专二班中最早在企业内斗中败下阵来的，调回成都纺专当大学教师了。七厂的书记有能力，奈何厂子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破产难以避免。

重庆纺织的主体是棉纺织业，七个棉纺织厂破产了，大势已去。太阳下没有新鲜事，重庆市纺织行业各个企业的问题差不多，上下一起作，最后垮掉了事。国企的毛病不经过大动干戈不可能根治，只要还有一口气，总有刁民想占公家的便宜。曹绍机书记，张光逊局长成了光杆司令，结局可想而知。当然，他们的生活还是没问题，政府官员的退休工资远比企业负责人的高。

重庆纺织业的垮掉，时势不是主因，关键还是主管部门没有给企业经营者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主要责任应该由主管部门即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重庆市纺织局承担，具体责任人是两个部门的最高领导。他们没有做到知人善任，有能力愿意干实事的王廷熙、王永熙、吴建忠、沈蔓青等厂长没能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保护，内斗耗费了他们太多精力，以至没了做事的心气。那些没有能力又摆不正自己位置、上进心爆棚的政工与行政干部哪来的底气争权？背后有无黑幕？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重庆市纺织局哪个应承担主要责任，得看两个部门哪个拥有更多的纺织企业厂长与书记的任命权。管辖各个纺织厂的市经委与区经委也应为纺织企业的破产承担责任。以上政府部门中那些与纺织厂职工结婚的公务员在纺织厂人事变动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些人的配偶在纺织厂担当了什么角色，纺织厂主管部门官员有无安插自己的亲朋好友到纺织厂就业，需要相关部门调查。

重庆市纺织局最根本的问题是对自身的定位不清晰，纺织局真把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当下属了，说换就换，重庆纺织业的生产与销售人才在本质上是重庆纺织局公务员最重要的衣食父母。纺织局中那些纺织专业科班生出身的干部出于各种考虑，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国营纺织厂垮完后，纺织局并入其他部门，对纺织局公务员的生活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管辖很多行业，纺织国企垮了，对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的官员们影响不大。

在国企，没有建立大功就上位的领导很难经营好企业，首先是难以服众，国企的职工在理论上是企业的主人，有能力且干实事并立有大功的领导都不一定能让职工服气，何况那些没有多少功劳的领导，哪怕是红N代也不能，更别说那些随母改嫁当上红N代的。有的人通过政工系统得到提拔，太平年间很难考验政工干部的忠诚与能力，他们的升迁让很多人不服，再将他们空降到他们没有掌握相关专业知识的行业当领导，不误事才是奇迹。职工队伍人心散了，在就业选择灵活的当代，队伍中有能力的人会离开。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离开的会消极抵抗，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他不想努力了，什么监控都是摆设，那些外行领导根本无法发现他在捣乱。重庆纺织行业各个厂，特别是二厂的垮掉，与陈丹柯、高勇不能服众不能带动职工劳动积极性高度相关。

重庆纺织行业的职工队伍中有坏人，也有不知进退不知好歹的妄人，有的人利用一切机会占公家便宜，有的人为官员们的争权冲锋陷阵，企业垮了，他们受的损失最大，也给他们的同事造成极大伤害。重庆的改造场所中，土湾与弹子石的人很多，如果企业还在，他们中多数人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当时的大环境确实不利于中国纺织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很多私营纺织企业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果没利润，老板们怎么可能去投资建厂。中央政府调整经济结构的动机是减少对效益不好的国企的财政补贴，如果纺织厂能实现盈利，哪怕是微利，也有存在的意义，至少解决了当地的就业，带动了当地的经济。重庆纺织界人才济济，设备先进，虽然社会负担重，但是家大业大，只要上下齐心，必然能够挺过困难期，实现盈利，实力单薄的民营企业能做到的，国企也能做到！

在宣传口径中，社会负担重成了国企破产的主因，掩盖了国企真正存在的管理问题。重庆纺织行业沦落至此的主要原因是主管机关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纺织局的管理失误。我说的是主流，中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纺织局的管理不都是失策，但是他们的整体表现破坏了重庆纺织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主管部门对国企来说非常重要，分管领导的能力与人品可以直接决定国企的存亡兴衰，那些依靠文字、政工、行政等与国企主营业务专业技术没多少关系的工作上位，缺乏管理企业的经验，需要在领导的支持下，通过让国企亏损、破产缴学费的官员，即使人品过关，对下属国企来说也是天灾一般的存在，中央可不能让这样的官员管理国企。在缺乏合理的经济运行体制的环境里，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重庆市纺织行业垮掉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没有一个人为此公开承担责任，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与纺织局的老干部们安度晚年。不知能否避免类似的沦落在重庆市尚存的国企再现？西南地区仅存的国企还能坚持多久？只要没有政策与资金的扶持，如今的国企普遍竞争不过民营企业。当然了，如果有人不把国企放在心上，认为原有职工想走就走，国企垮了就垮了，老百姓拿这些人也没办法。

六、遗风

如今，重庆市的纺织厂都是民营企业，多数规模小，创始人的管理幅度足以覆盖所有角落，社会负担基本没有，可以依靠极小的细分市场生存，这些企业原本在回龙坝，后来区政府为了发展物流业，收回地皮，他们迁到偏远小镇去了。如果他们要做大做强，必然提高员工与设备的技术水平与扩大规模，即使民营企业没有中共党委，或者中共党委不能参与经营决策，他们最终还是会面对曾经困绕重庆市七个国营纺织厂的问题，形式不同，性质一样，处理不好，肯定完蛋，市场不相信眼泪。

据了解，导致重庆国营纺织企业破产的问题在重庆市的国企里仍然普遍存在，国企的上级主管领导管理水平有多高，他们中多少人拥有成功经营国企的经历请有关部门调查。

分布在全中国的重庆纺织系统职工及其家属有的仍然在坚持搬弄是非，大家遇到这种背后说人坏话的，应该首先问他们是不是重庆纺织厂的家属。纺织厂子女在新的领域，会不会将父辈的习气带去呢？据了解，水电气三家公司、公交公司与金融行业有一些纺织厂职工子女，陈丹柯的女儿、周政善的两个女儿、高勇的儿子会不会传承“家学”呢？

机关事业单位是关系户们最钟情的食禄场所，在重庆市的纺织国企破产前逃离的关系户们分布在各个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会不会也如同纺织厂的职工一样无聊，种种作呢？毕竟关系户们认为，决定他们工作与前程的是关系，只要把有背景的人伺候好就能保证自己的前途。国家、企业、部门的利益，谁管！

网络上有批评重庆市图书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文章，从内容来看，应该是文中提及的罗茜、江燕、孙艳等得罪人了，否则对方不会提及那些事实，她们连累了同事与部门。如果是因为她们卷入是非或者替人报仇惹祸上身，就太不明智了。重庆市图书馆里有不少纺织企业的前职工及其家属，这几位工作人员与纺织企业的关系值得调查，她们后面或者上面的那些人值得关注。机关事业单位不能成为有实力的人养亲朋好友的场所，请领导们汲取破产国企的教训吧。

电力公司、供水公司、燃气公司、移动、联通、国有银行、国有保险公司的内部人际关系与纺织国企基本相同，他们大都享有国家政策与资金的扶持，有的还是垄断经营，暂时掩盖了内部矛盾，一旦形势有变，他们前景堪忧。

即使垄断经营，有的国企依旧能够亏损，各地电力公司的亏损时有耳闻，燃气公司一遇到困难就想提高气价，曾经引发出租车司机罢工，这些企业的职工子女都觉得不可思议，技术门槛最低的供水公司更是不好说，相关部门清点北戴河那边一个科级干部家里的现金时，居然用坏了三台点钞机。

私有化不是解决国企经营问题的灵丹妙药，资本家不比中共干部强到哪里去，他们只是多了一点责任感，毕竟是自己的资产，这一点责任感，国企的负责人们与中共党员们没有吗？有些问题，嘴巴说是无法解决的，希望能够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

纺织厂老厂区留下的遗迹已经不多，诗人李元胜在重棉一厂工作过两年，茶杯留在桌上的影子，走廊里的长椅，厂区的林荫道，随着落日散步，闲散寂寥的浪漫，虚度时光的种种意境留存在他的诗中，那是后期国营纺织厂的时空。

曾有纺织厂职工感叹，以后见到妈老汉（父母），他们问，我们的厂到哪里去了，不知如何回答。我认为，个人无法扭转历史大势，尽力了，无愧于心，无愧于人，以后的路还长。

2021年3月15日

有些清闲部门的人聊天时提出，斗争失败了就应该留在原单位为新领导效力，这些人在后台庇护下，安逸生活过得太久，根本不知道企业管理的基本常识。如果陈丹柯等人经营二厂的理念与王廷熙一致，他们就不会争权，双方经营理念的冲突是否由私人利益冲突引发，这需要相关部门调查。帮助陈丹柯争权的那帮人需要新的职位安置，王廷熙的基本人马不可能全部留任，陈丹柯会不会担心王廷熙留在厂里对他构成威胁？王廷熙离开二厂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王廷熙组建的班子散伙同样是必然的，中国就这传统。那时的陈丹柯等人确实认为他们自己就能将二厂经营好，王廷熙秉承王子江厂长事必躬亲的传统，让这帮政工与行政干部没有为企业经营问题犯过愁，他们认为经营企业很简单，自己完全能胜任，陈丹柯之流难堪大任确实出乎多数人的意料，毕竟他们在纺织系统淫浸了几十年。这些清闲部门的人仔细想想，你们知道的那些仍然存在的国企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扶持，如果不是垄断经营，能否有现在的光景？如果国企中有人不是通过将企业经营得更好的途径上位，根本不能服众，职工哪会配合他们工作，政府不给这些企业开挂，要么换领导，要么换执照。


书记们上位后，多数原厂长都调到其他单位去了，原厂长组建的班子也散架了，书记们基本是外行，手下没能人帮忙，不可能把厂经营好。罗列要不是有王廷熙、张建渝倾力相助，三厂也危险，一厂能撑那么久也是因为将王永熙调去当了总工。有的人认为那些技术型领导在内斗中失利后应该留在原单位继续工作，这些人根本不明白社会运行基本规则，就算王廷熙等人想留在原单位，对头们也不会答应，新贵们会不会担心老领导在单位降低他们的威信？当年重棉六厂有人放话，王永熙敢回去就要打他。老领导们会甘心为对手效力？有的事情，法律也无能为力。奉劝某些闲得无聊的人，不要对不懂的事情发表意见。

生產力的變化必然帶來生產關係的重構

rip 发表于 2021-6-4 10:26
生產力的變化必然帶來生產關係的重構

民国企业多为民营企业，中共建政后，生产关系变化了，生产力发展远超民国时期，现在开始私有化，这么说前七十年的生产力发展是在错误的生产关系的指导下进行的？应该为中共的国企管理模式出问题了，需要改变，而不是整个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