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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经济循环的非对称性。由美元这一主权国家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它既不能促进国际储备多元化或提供一种价值稳定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也不存在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自动调节机制,更无法保证国际资本的正常流动。在这一体系下,许多非储备货币国家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2)实际汇率安排的多元化难以克服汇率的频繁波动。多种汇率制度的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使汇率波动和“汇率战”成为常态,从而助长了国际金融投机活动;而国际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又导致各国的汇率波动相互影响,从而使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增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的非对称性。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因此在应对外部金融冲击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而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尽完善,自我修复能力较差。在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失衡时,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迫使这些国家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即国际收支调节的成本主要由非储备货币国家承担。
(4)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代表性不足。长期以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投票权分配以及决策机制等问题上具有欧美中心主义的倾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中的份额被严重低估,从而严重影响了该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该组织的所有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完全由美国控制,任何重大决策没有美国的同意都无法予以实施。同样,世界银行的政策制定及其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利益取向和政策导向,其发展援助机制也存在很大的缺陷。
(5)跨国金融监管的缺失和弱化。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出了有关国际金融监管的统一标准,但目前的国际金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各个国家“以土为疆”式的独立监管。这种监管的国别化状况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极不相称的。由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发现监管问题——采取补救措施——发现新的监管问题——再采取新的补救措施”这一模式,因此在给金融监管带来滞后效应的同时,还使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一直处于缺位和错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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