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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还是陷阱：从“中国的奇迹”到“奇迹的黄昏”――读《奇迹的黄昏》有感
转自http://www.newsmth.net/bbscon.php?bid=225&id=100734 我朝60年来出现过许多伟大作品，但出现更多的是应景之作、阿谀之作和浅薄之作。由于年头还短，尚未充分的经历史沉淀，高下还未彻底分开，在一片混沌之中，当代国人往往分不清哪一半是海水，哪一半是火焰。不过这一部《奇迹的黄昏》应该称得上是当代的“警世通言”，至少他划破了禁忌思想的天空。 袁剑指出，从1980年代出现的城市“放权让利”实质上是传统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重新分配过程，与前一阶段民的自发改革不可同日而语，这个区别导致了中国改革长期停滞直至最后变质。对于这种看法，我认为他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改革之所以越来越难，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改到了改革者自己的头上，总有那么一天（基本没有争议的是这一天已经到来），改革无法形成共识，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是，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即所有人都获益，这样必须进行福利补偿。对于补偿方法，张维迎曾提出进行“权力收买”，即新兴阶级用货币来购买权力阶层的权力，以推动改革继续。但由于这个思路的不可行性，张维迎被国人嘲笑了好几次。补偿之难加剧了改革之难。 或许这本《奇迹的黄昏》的许多思想并非首创，而更多的是集大成式的集成创新，但对于阅读来说同样有诸多快感。袁剑说：“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这样，袁剑用公共选择学派的基础性观点（官员有自己的利益）奠定了自己批判官僚集团的理论基础，后续的许多观点都从此发端，比如中国出现的被作者称为“授权力于官”的改革模式、财富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共同富裕”的不可能实现、经济上的官僚所有制、中产阶级社会的无法形成、经济精英依附于政治精英、泯灭了理想主义的知识精英、官僚体系对金融造成的伤害以及政治体系造成的金融系统的致命缺陷等等。这些观点之精辟让人不禁拍案叫绝，但是在获得了阅读快感之后心情却是极端沉重、非常不安和不敢乐观的，因为这是我的祖国，我不能置之度外。我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人越了解中国现实，就越无法认同当前这种增长模式。 三、增长的极限：陷阱在哪里？ 增长的极限本是1968年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提出来的问题。按照罗马俱乐部的解释，传统模式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极限是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必须采用可持续发展来扭转局面。 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也存在极限。只要想想，日本战后经历三十年经济增长就成为发达国家，而我国经历三十年经济增长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知道目前的增长模式肯定存在诸多问题。 在一片高歌猛进声中，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增长（在这里我宁愿使用“增长”一词而非“发展”一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沾沾自喜之后我们要思考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最大成绩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我回答不上来，当然也不轮不上我来回答。但是，谁能拍拍胸脯告诉我吗？ 这个问题在英国有答案。 英国《泰晤士报》在2000年曾做过一项调查,在回答“你认为**在20世纪影响英国人生活的最大业绩是什么”时,46%的人认为是国民卫生医疗体系，18%的人认为是社会福利制度,第三位才是赢得二战的胜利,占15%。 那么，我们目前增长模式问题在哪里？袁剑认为，我国经济高增长背后的政治理性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本质是“官僚＋市场”，即“官僚强制型”增长模式，就是将政权合法性与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根据我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我认为这种增长模式的极限是行政强制力量动员、整合和配置资源的最大极限，而这一极限取决于**行政系统的效率，是人类组织一党制**的极限能力。与其他社会制度相比，这一极限显然是低于民主国家中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进行经济增长的极限。这就是说，在民主国家增长的极限是创新，而在我国增长的极限是体制（说到底，是民主体制束缚较小）。这是因为，创新是无极限的，而任何体制都是有极限的。 所以，作为阅读心得，我的最大感触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极限就是体制本身的极限，陷阱就是政治体系。要想取得更高的经济发展成就必须重建政治体系。在这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怀疑这个似曾相识的论题：民主到底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关于民主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争论核心之所在。一直以来争议的双方没有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因为民主促进增长的理论脉络虽然清晰，但全世界范围内的实证证据太难找了，为此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美国的罗伯特?巴罗曾做过全球的实证分析，在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中，他的结论是：民主和经济增长具有某种非线性关系。无疑，这是让人失望的。对于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思考。 四、谁在崛起？ 在大国崛起的声势中，令我们瞩目的还有亚洲近邻印度，在这里可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08年七八月期封面文章《亚洲新奇迹》的观点来对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说明，并对《奇迹的黄昏》做出评论。《亚洲新奇迹》讲述的是印度令人不可小觑的发展势头，实际上国内外对于中印不同发展模式的表现争论颇多，通常的结论无非是“集权中国发展快，而民主印度发展慢”。《亚洲新奇迹》指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辩解了。印度已经结束了它声名狼藉的每年百分之二到三的’印度式增长率’，并开始经济起飞。”到了2006年，被人瞧不起的印度人均GDP达到634美元，非常接近中国的635美元，要知道在1990年，中国还以461美元遥遥领先于印度的317美元。 这是怎么回事？我本不相信，但我愿意去弄个明白。 《亚洲新奇迹》指出：印度的奇迹的给人的印象是“希望是永久”，击碎了民主不利于增长的这一徒有其表的观念。而“在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纪念其经济改革30周年的时候应该深刻的反思一下印度经验，以及什么才是他们自身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作者指出中国自身奇迹的真正原因不是林毅夫所说的“比较优势战略”，也不是渐进式改革战略（此战略马上将被后来居上的俄罗斯证明是错误的而必将引起国内进一步的反思），而是1978年以来的经济自由化以及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化的结果。由于“经济自由化”经常被国内的新左派和威权主义者批判，许多国人对其有一定误解，这里不想浪费篇幅诠释，简单的说，自由化战略实际上是**放开各种管制，“放权于民”。《亚洲新奇迹》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的起飞并不是因为其集权政治，他的起飞是因为1980年代的自由化政治改革使该国不再那么的集权。同印度一样，当1990年代中国政治改革倒退**管理变差的时候，人民福利下降，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尤其是农村地区；分配不均达到了警戒水平；经济增长给普通人带来的收益迅速下降。中国甚至在其传统优势领域也表现不佳：教育及医疗，成人文盲率上升，疫苗接种率下降。作者认为，中国早晚要对此付出代价。 作为结论，《亚洲新奇迹》 作为结论，《亚洲新奇迹》指出：“民主终究是对经济增长有利的”。“由政治改革带来的经济红利并不能一夜得见，这种在时间上的滞后总会使事实变得模糊。但是通过不同方向的考察，我们看到政治自由化给中国和印度经济带来的是促进而非阻碍” 从《中国的奇迹》到《奇迹的黄昏》再到《亚洲新奇迹》，我们看到了不断的反思以及政策调整。最后，虽然想说的话还有很多，值得思考、质疑、争论的问题还有很多，我想用《亚洲新奇迹》的副标题来做这篇读后感的总结。其副标题是“为什么印度可以教中国如何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我想，要想真正崛起就不能止步于目前的政治制度。或许，谦恭的学习印度不是坏事，也不丢人。只有及早学习、改弦更张才能够最终避免奇迹的黄昏的到来。 |
哇塞，这种文章也可以贴出来，版主何在？将党国威信与势力如此小视，胆大包天。还不快讲姓名报上发文致歉，不然，灭了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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