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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教授 罗纳德·麦金农：升值还是涨工资？
人民币升值的威胁，可能会阻碍中国工资和制造业生产率同步增长的自然过程
最近，中国南方，特别是制造业的心脏——珠江三角洲，出现劳工动荡、罢工以及大幅涨薪的情况，让观察家大为吃惊。台湾代工大厂富士康工资大幅上涨30%，而在经历过痛苦的罢工之后，本田汽车公司及其汽车零配件供应商的工资上涨24%。日前，天津三美公司电气工厂的罢工事件也登上了报纸头条。长江三角洲（上海）和北京地区劳动力短缺，而且情况还在逐步扩大。许多当地**，特别是“过度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今年均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15%-20%。劳动力斗争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工资暴涨，近期显然让中国**有些仓皇失措。
然而，长期看来，中国的涨薪浪潮的确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生产力增速显著，特别是出口行业。涨薪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有两大优势。首先，相比更加成熟的工业化国家，例如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中国的工业竞争力将会更加平衡，因此将减轻国外贸易保护主义者对从中国进口的压力。其次，劳动力薪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正在下降，涨薪将扭转这一局面。过去几年，中国企业盈利增长过高，但随着企业盈利逐渐转变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消费将自然上升，从而减少中国的贸易（净储蓄）顺差。
面对强烈而持续的涨薪需求，中国的长期汇率政策会如何改变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均实行美元本位制。中国大部分进出口贸易，以及国际金融业务都以美元结算。中国的净储蓄盈余体现为大量持有流动美元债权。在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中，促使中国劳动力工资高速上涨的关键，是人民币/美元采取可靠的固定汇率，以与其生产力增速相匹配。
与此相反，“打压”中国，迫使人民币升值，只会适得其反。如果中国的雇主担心未来人民币升值，那么他们会反对目前大幅涨薪。因为，如果出口企业满足员工要求大幅增加人民币薪水的要求，而人民币继续升值，以美元计算的实际涨薪幅度更大，最终企业将会破产。国际贸易中，别国（包括美国自己）有竞争力的出口货物均以美元计价，因此如果人民币兑美元采取安全的固定汇率制，中国的雇主（甚至可能他的员工）可以根据未来生产率提升程度估算合理的工资涨幅。如果有中国雇主给出工资较低，其最优秀的工人就会转投至其他雇主门下。
日本之鉴
日本早年间的经验表明，日元/美元汇率对于决定工资涨幅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在经历了二战后的通胀和经济无**状态之后，日本**在美国的金融支持下，解除了多种汇率和结算限制，将中心汇率固定为1美元兑换360日元。由于将美元定为锚定货币，战后日本经济开始出现奇迹：上世纪50年代初至1971年，日本GDP和制造业劳动生产力开始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工资年增幅超过10%。由于批发价格稳定，日本的国际贸易及国际竞争力基本达到平衡。
然而，1971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强迫其它工业化国家（日本、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升值。日元随后升值17%。但早在1970年，美元贬值预期就已导致大量“热钱”流出美国。国外的央行进行强力干预，大量吃进美元，防止本国货币升值的幅度超过与尼克松总统约定的水平。结果，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全世界出现大范围货币管理失控，通胀严重，商业领域急剧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发展因此放缓。
由于日本当时逐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工业竞争对手，美国**开始关注进一步“打压”日本，以迫使日元进一步升值。日元对美元的比价从1971年1美元兑换360日元，上涨至1995年1美元兑换80日元。“热钱”流入日本，最先导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泡沫。但1990年泡沫破灭后，过度升值的日元却仍一路走高，日本经济因此坠入通缩深渊，直至今日慢慢复苏。
那日本工资增幅如何呢？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高速增长最初的平静时期，日元兑美元的汇率曾有望维持稳定，日本的货币工资增幅超过美国的两倍。但截止到1977-78年，由于预计日元将进一步升值，日本工资增速猛跌，并低于美国的水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日本的生产率增速可能仍高于美国。
升值的威胁
中国从中可以汲取什么教训呢？长期看来，汇率升值和货币工资增长可以相互替代。但如果汇率升值不稳定，加上与之相关的 “热钱”投机性流动，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更大伤害。最好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安全的固定在1美元兑换6.83人民币的水平，这一水平已维持两年。但随后要温和地说服美国那些可能“打压”中国的人士，让他们知道，中国**完全理解，甚至鼓励工人提出加薪的需求，使之与制造业生产率的高速增长相匹配。就平衡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来看，工资增加能达到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同时还能避免出现“热钱”流动，以及因人民币实际或者受迫升值，而对金融产生破坏性效果的情况。
显然，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陷入困难局面。美国国会再次威胁说，除非人民币升值，否则将对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征收惩罚性关税。为了避免因贸易保护主义引发政治危机，今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脱钩，成功化解了来自美国的压力（至少暂时化解了危机）。7月8日，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表示：“拒绝在其政治敏感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将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称为是一项重大进展”。
但人民币任何系统性升值，抑或是与之相关的威胁，会立即导致“热钱”流入中国，并将在长期阻碍货币工资增长。此外，人民币进行任何分散的急剧升值也不会解除目前的危机，因为这不大可能减少中国的贸易（净储蓄）顺差，而美国人恰恰非常关注这一点。
不幸的是，在本不必要的政治危机背后，是一个广泛流传的经济谬论：汇率可以用来控制任何一个国家贸易平衡，即储蓄与投资之差。其实，美国储蓄严重不足——财政赤字巨大，而个人储蓄极少，而同时中国出现储蓄“顺差”，正是美中两国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中国的“顺差”来源于企业盈利和**收入的增加。若要消除两国贸易失衡，必须通过协调的公共政策变革来改变这些基本情况。
但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严重转移注意力：人民币升值的威胁，可能会阻碍中国工资和制造业生产率同步增长的自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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