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时代的合作：来自公共产品游戏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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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
《Cooperation in the Age of COVID-19: Evidence from Public Goods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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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atrick Mell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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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提交年份：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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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

一级分类：Economics        经济学
二级分类：General Economics        一般经济学
分类描述：General methodological, applied,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对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应用和经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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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类：Quantitative Finance        数量金融学
二级分类：Economics        经济学
分类描述：q-fin.EC is an alias for econ.GN. Economics, including micro and macro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of the firm, labor economics, and other economic topics outside finance
q-fin.ec是econ.gn的别名。经济学，包括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企业理论、劳动经济学和其他金融以外的经济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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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Does COVID-19 change the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Four Austrian university courses in economics play a public goods game in consecutive semesters on the e-learning platform Moodle: two of them in the year before the crisis, one immediately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lockdown in March 2020 and the last one in the days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second lockdown in October 2020. Between 67% and 76% of the students choose to cooperate, i.e. contribute to the public good, in the pre-crisis year. Immediately after the imposition of the lockdown, 71% choose to cooperate. Seven months into the crisis, however, cooperation drops to 43%. Depending on whether two types of biases resulting from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are eliminated or not, probit and logit regressions show that this drop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0.05 or the 0.1 significanc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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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下载：
--> Cooperation_in_the_Age_of_COVID-19:_Evidence_from_Public_Goods_Games.pdf (260.92 KB)

2022-4-24 13:52:07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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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产品 public goods Quantitative Contribution Experimental

2019冠状病毒疾病2019冠状病毒疾病合作：Patrick MellacherAbstract：COVID-19是否改变了合作意愿？四门奥地利大学经济学课程在电子学习平台Moodle上连续几个学期玩一个公共品游戏：其中两门课程在危机前一年，一门课程在2020年3月第一次封锁开始后，最后一门课程在2020年10月宣布第二次封锁前几天。67%至76%的学生在危机前一年选择合作，即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封锁实施后，71%的人立即选择合作。然而，危机爆发七个月后，合作率降至43%。根据是否消除了实验设计产生的两种类型的偏差，probit和logit回归显示，这种下降在0.05或0.1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显著性。2019冠状病毒疾病2019冠状病毒疾病流行流行公共物品游戏合作1介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公共物品游戏的情况。这些情况的最佳解决方案要求所有公民选择远远超出其纯粹私利（即合作）的行为，许多公民自愿参与此类行为。然而，一些人的搭便车（即叛逃）可能会对整个社区产生毁灭性影响，因为它阻碍了遏制病毒的努力。最明显的是，戴口罩和社交距离可以被视为公益游戏（Brüne and Wilson 2020，Pejo and Biczok 2020）。这些情况可能会伴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一旦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接种疫苗也是一种公益游戏（Lim和Zhang 2020）。

除了个人的选择，各国也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布朗和苏斯金2020）。在一定程度上，合作是可以执行的，但大多数政府必须依靠广泛的自愿遵守遏制措施（Bradford等人，2020年）。除此之外，合作行为在其他情况下也很重要。COVID-19对合作意愿的影响是什么？关于其他灾害的经验证据并不确定，因为飓风等自然灾害一方面被视为引发广泛的团结和亲社会行为，Zaki（2020）将其描述为“灾难同情”。另一方面，传染病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与不耐受和低水平的外向性有关（Seitz等人，2020年）。我在研究这个研究问题时，借助于大学生在公共财政课程中玩的公共物品游戏的结果。2019年春天，我开始和我的学生们玩这个游戏，这意味着我有四个数据点：2019年春天，2019年秋天，在奥地利第一次感染浪潮的高峰（在格拉茨马丘大学、格拉茨熊彼特中心、帕特里克马丘大学关闭的早期）。mellacher@uni-格拉兹。在格拉茨的15, 8010 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行动中，澳大利亚对叛乱分子的行为可能会比其他的公共物品游戏付出更高的代价。因此，其他博弈也被用来从博弈论的角度描述疫情，例如最薄弱环节的公共品博弈（Caparrós and Finus 2020）和保证博弈（Taylor 2020）.2020）以及奥地利第二次封锁（2020年10月底）之前的几天。我介绍了描述性统计以及probit和logit回归的结果。在相关文献中，Ayers等人。

（2020）通过在线调查发现，从3月初到4月初，合作减少。他们发现，在这段时间内，自我报告的合作行为会减少。Buso等人（2020年）在2020年4月底与意大利参与者进行了一项在线实验，涉及公共物品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他们发现，合作行为随着自我报告的封锁持续时间而减少。关于上述研究，我的研究提供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贡献：a）它包含危机前一年建立的基线；b）它以第一波和第二波感染的数据为特征。论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在下一节中，我简要总结了公共品问题和实验结果。然后我描述了我是如何收集数据的。在第4节中，我给出了结果。最后，第5节讨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并得出结论。2公共产品博弈中的合作：理论和证据公共产品是非竞争性的，即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从中受益，不可排斥，即任何人都不能被排除在其消费之外。公共物品博弈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可以选择为这样一种物品捐款，其中个人捐款的成本超过其个人收益，但同时低于所有参与者的收益之和。公共物品博弈的一个特例是著名的“囚徒困境”。经济理论预测，玩一次性公共产品游戏的完全理性的代理人不会对公共利益做出任何贡献，即搭便车，因为如果其他参与者的策略被给出（但未知），这种策略会使自己的结果最大化。

由此产生的纳什均衡并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如果所有代理同时切换以做出贡献，那么所有代理都会变得更好。图1显示了两个参与者使用二元策略空间（贡献或不贡献）的情况，其中每个贡献成本为3，但两个参与者的收益增加了2。A/BB:ContributeB:Do not contributeA:Contribut1/1-1/2A:Do not Contribut2/-10/0图1：简单的两人公共物品游戏现实世界的结果通常偏离理论上的预期结果，但有几个原因：A）代理人可能追求不同于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例如，因为他们是善良的，利他主义或不好意思选择“自私”选项，b）代理人可能不是完全理性的，即不理解不贡献是一种主导策略，或c）因为他们可能能够形成或多或少有约束力的合同，如果他们i）能够在游戏前或游戏中沟通，以及ii）能够在游戏中以某种方式观察其他玩家选择的策略，或者如果他们能够在事后披露每个玩家的贡献后惩罚其他玩家。在实验室环境中，c）通常被排除在外（如果不进行明确研究，请参见Oprea et al.2014），尽管合同和对不合作的惩罚在现实世界中似乎非常重要，比如有组织犯罪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囚徒困境。Marwell和Ames（1981）通过一系列公共品实验表明，搭便车假设通常不成立，尽管它更适合经济学研究生，而不是普通公众。

Andreoni（1995）发现，虽然在他的实验中，平均有75%的参与者选择合作，但这种合作水平的一半左右可以归因于a）善意和b）对回报结构的困惑。Fischbacher等人（2001年）发现，他们研究中约30%的参与者可以被归类为纯粹的搭便车者，而其他人则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合作，尤其是在某些条件下，即其他人也有贡献（即“有条件的合作者”）。3方法和数据我使用的数据来自参加公共财政入门课程的奥地利大学生。在第三节课中，他们介绍了公共物品博弈及其特征（包括纳什均衡）。在讲座结束时，他们被鼓励通过电子学习平台Moodle玩一个公益游戏，这样他们可以获得少量分数，计入最终分数。2020年，第三次讲座通过在线视频授课。尽管如此，作业是在发送到讲座的链接（3月）或口头提醒学生观看各自的视频（10月）后介绍的。每学期，我都会通过电子邮件向所有学生发送提醒。在玩游戏时，学生们会遇到以下问题，其中2019年春季的x为0.1，其他课程的x为0.2——这些课程的参与者人数较少。“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参与点。您可以选择是为自己保留还是投资。

如果你投资你的分数，所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学生（包括你和那些不投资的学生）都会获得x分。”学生可以改变自己的选择，截止时间设定为午夜，以避免学生们在一起公开玩游戏时被迫做出决定。从2019年春季到2020年秋季，有四个学期的数据可用。表1显示了各阶段的时间框架、玩公共物品游戏的学生人数（玩家）以及参加期中考试的学生人数（积极参与者）。表1:PlayersMonthPlayers/积极参与者2019年3月（21.03-03.04）2019年10月42日至45日（15.10至21.10）2020年3月17日（18.03-31.03）2020年10月28日（20.10-31.10）14/16 2020年的两场比赛意外地进入了非常有趣的时期，第一次奥地利封锁于2020年3月16日生效，而“轻度封锁”于2020年11月3日生效。我从实验装置中找出了两个可能存在偏差的可检测来源：1。）如果学生选择“不投资”，他们会从Moodle那里得到反馈，他们的答案是不正确的（以下引用的第2部分），尽管我试图通过引入自定义标题（以下引用的第1部分）来减轻这种负面反馈的影响，解释他们的答案实际上没有错。“你选择了投资你的观点！这不是一个错误的答案。你将根据有多少人选择投资他们的观点而获得分数，这将在下一堂课中披露。正确的答案是：不要投资。”然而，一个学期（2020年3月）的两名学生在收到反馈后直接更改了答案，这表明这确实对他们产生了影响。2.）少数学生不得不重复这门课，因此玩了两次游戏。

第二个游戏的平均贡献低于第一个游戏（尽管大于0），这与关于重复公共物品游戏的贡献下降的文献一致。Fischbacher和G"achter（2010）提供的证据表明，这种行为可以追溯到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人喜欢贡献比其他人少，因此自己的贡献直接取决于他们对其他参与者将贡献什么的信念。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一些玩家在第二个游戏中从贡献转向非贡献的事实可以追溯到他们的信念，即其他玩家在上个学期的贡献将与他们的同事一样多，并且预期的合作水平太低，无法证明合作是合理的。当我考虑这些偏差时，我会从数据集中删除相应的玩家（例如，所有第二次玩游戏的玩家）。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我不提供关于偏差类型2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但只考虑偏差对回归结果几乎没有影响，如下一节所示。4结果图2显示了公共物品博弈的平均合作。67%至76%的学生在危机前一年选择合作，即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封锁实施后，71%的人立即选择合作。然而，危机爆发七个月后，合作率降至43%。如前一节所述，在考虑了类型1的偏差后，这种负面影响更加明显。2020年3月的合作率为77%，即。

略高于2019年进行的实验，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高于2019年进行的实验。图2：随时间推移的合作Logit（表2）和probit（表3）回归最终表明，对于原始数据（回归1），在10%的水平上，这种下降具有统计学意义，如果考虑偏差1（回归2）或1+2（回归3），在5%的水平上，这种下降具有统计学意义。表2:logit回归结果（1）（2）（3）2020年10月-1.140*-1.221**-1.247**p=0.053p=0.040p=0.036Constant0。853***0.933***0.959***p=0.0003p=0.0002p=0.0001注：*p<0.1**p<0.05***p<0.01表3：概率回归结果（1）（2）（3）2020年10月-0.708*-0.756**-0.771**p=0.053p=0.040p=0.036Constant0。528***0.576***0.591***p=0.0002p=0.0001p=0.0001注：*p<0.1**p<0.05***通过对奥地利经济学课程中大学生公共物品博弈结果的分析，探讨了CoVID-19危机是否延长了合作意愿的0.015个结论和结论。通过将2020年3月（第一次奥地利封锁期间）和2020年10月（第二次奥地利封锁前几天）的结果与危机前一年的结果进行比较，我没有发现第一次封锁期间的统计显著影响。然而，我确实发现2020年10月合作意愿大幅下降，且在统计上意义重大。解释这些结果的四个假设来自之前对公共产品博弈中贡献的研究，例如Andreoni（1995）、Fischbacher等人（2001）和Fischbacher and g"achter（2010）：H1：“困惑”（用Andreoni 1995年的术语）的水平低于之前的课程，这意味着追溯到这一原因的贡献更低，然而，由于“善意”的贡献保持不变。

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在危机前一年的两个游戏中，关于公共品游戏的理论在玩之前就已经在课堂上讨论过了，这本应该有助于减少混乱程度。2020年3月，人们用一段从游戏一开始就可以观看的在线视频来解释这场公益游戏。由于COVID-19条例，这一程序的改变是必要的，但似乎没有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2020年10月，学生们还可以在实际玩公益游戏之前观看视频。H2：危机并没有改变玩家的偏好，而是他们的信仰不能归咎于COVID-19。更具体地说，可以说，在危机期间，学生们见面和建立对同学信任的机会比以前少了。然而，这种情况似乎也不太可能发生，因为a）这是一门用外语（英语）教授的课程，因此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课程之前或课程旁边彼此不熟悉的交换生；b）在2020年教授的两门课程中，学生们在转向远程学习之前正好见过两次面，也就是说，在2020年3月和10月的比赛之前，他们有同等的机会了解他们的同学，结果截然不同。H3：危机产生了根本性的心理影响，改变了球员的偏好。2019冠状病毒疾病患者或是有条件的合作者，在以前的实验研究中使用的术语是自由骑手。Ayers等人（2020年）表明，在线调查参与者从3月初到4月初对“帮助有需要的人是正确的事情”这一说法的认同度有所下降，这可能会指向这一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