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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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
《Mediated Persu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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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ndrew Kos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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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提交年份：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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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

一级分类：Economics        经济学
二级分类：Theoretical Economics        理论经济学
分类描述：Include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Contract Theory, Decision Theory, Game Theory, General Equilibrium, Growth, Learning and Evolution, Macroeconomics, Market and Mechanism Design, and Social Choice.
包括对契约理论、决策理论、博弈论、一般均衡、增长、学习与进化、宏观经济学、市场与机制设计、社会选择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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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We study a game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design between a sender, who chooses state-dependent information structures, a mediator who can then garble the signals generated from these structures, and a receiver who takes an action after observing the signal generated by the first two players. We characterize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information revelation, compare outcomes with and without a mediator and provide comparative statics with regard to the preferences of the sender and the mediator. We also provide novel conceptual and computational insights about the set of feasible posterior beliefs that the sender can induce, and use these results to obtain insights about equilibrium outcomes. The sender never benefits from mediation, while the receiver might. Strikingly, the receiver benefits when the mediator\'s preferences are not perfectly aligned with hers; rather the mediator should prefer more information revelation than the sender, but less than perfect rev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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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下载：
--> Mediated_Persuasion.pdf (1.12 MB)

2022-4-24 17:46:22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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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ontribution information Preferences Theoretical equilibrium

Andrew Kosenko*马里斯特学院经济、会计和金融系他的草稿：2020年12月7日初稿：2017年10月摘要我们研究了一个战略信息设计的游戏，发送者选择依赖于状态的信息结构，调解者可以篡改这些结构产生的信号，以及在观察到前两名玩家产生的信号后采取行动的接收器。我们描述了信息披露的充分条件，比较了有无中介的结果，并就发送者和中介的偏好提供了反比较静态数据。我们还提供了关于发送者可以诱导的一组可行的后验信念的新颖概念和计算见解，并利用这些结果获得深入的均衡结果。发送方从未从调解中受益，而接收方可能受益。当调解人的偏好与她的偏好不完全一致时，接受者受益；相反，调解人应该比发送者更喜欢信息披露，而不是完美的披露。JEL分类：D82、D83、C72。关键词：说服、战略沟通、信息传递、中介、嘈杂的沟通、布莱克威尔的信息性、信息混乱、战略信息提供*科森科。andrew@gmail.com; 我深深地感谢纳文·卡尔蒂克，他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和建议。我还要感谢杨古哲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指导和评论，我从中受益匪浅，还有詹姆斯·贝斯特、安布吉·德万、劳拉·多瓦尔、内特·尼利格、安·阮、皮特罗托列娃、丹尼尔·拉波波特、卢卡·里戈蒂、谭德勇、罗埃·泰珀、理查德·范·韦尔登、，以及哥伦比亚微观经济理论座谈会和皮特微观理论布朗包的参与者进行讨论和投入。

通常的免责声明适用。1引言和文献背景调解人的存在如何影响双方之间的信息互动？在本文中，我们研究了试图说服另一方（接收者）采取某种行动的一方（发送者）之间的说服博弈；我们在这个标准环境中添加了一个调停者，在接收者采取行动之前，调停者能够以某种方式改变发送者的建议。本文有两个主要贡献。一个是技术性的，涉及计算可归纳的接受者后验信念集；我们介绍了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环境。此外，我们的结果、它们的代表性和含义，以及关于信息结构排序的文献之间有着很强的相似性。第二个更重要的贡献是关于中介说服游戏的均衡。我们考虑了若干经济重要的公用事业类（即线性、凹、凸和阶跃函数），并为这些类公用事业提供了平衡信息揭示和福利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篇文献中的大多数论文关注发送者最喜欢的均衡，但认为发送者可以将接收者“引导”到适当的平衡中，我们在不同的均衡中仔细考虑接收者的福利，认为在大多数应用中，最终是接收者的福利。从广义上讲，说服的主题目前正在信息经济学中积极研究；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已经问世，而这一主题正继续被证明是模型和应用的沃土。更具体地说，信息设计的主题——研究信息如何内在地影响激励，反之亦然——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主要的研究途径。我们在这个研究项目中增加了一个制度层面，并研究了不同的信息组织结构对信息披露和福利的影响。在本文研究的模型中，由于技术或制度上的限制，发送方和接收方只能通过中间方（可能不止一个）进行间接通信。例如，当一家金融公司发行某些类型的金融产品时，一些大型（机构）投资者被禁止购买这些产品，除非他们已经被第三方评级，并获得了一定的评级。类似地，在许多组织（包括许多公司、军方和情报机构）中，信息流动是定向的，其方向是外生预先确定的，各种代理都有能力改变（或可能不传递）传递给他们的信息。这正是我们在这里关注的环境。我们提出的问题总体上很难解决。

在这里，一个战略玩家（发送者）可以创建和销毁信息，另一个战略玩家（调停者）只能销毁第一个玩家提供的信息，但不能创建任何新信息，此外，这两个玩家都只能对证据实现进行概率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困难是，当调解人改变她的行为时，我们不仅会在同一时期的相关论文中进行这类调查。当然还有第三个玩家——接受者——但她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决策问题。关键的相互作用是在发送者和调解者之间。发送者的最佳反应是否会发生一般性变化（这当然是所有博弈论模型的核心），但发送者的有效选择集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克服了这个问题，并展示了如何显式地计算作为发送者和中介者行为函数的中介者和发送者的可行集。作为建模假设的结果，事实证明，考虑到发送者的选择，调解者可以偏离大卫布拉克韦尔意义上的任何信息量较小的东西，而考虑到调解者的选择，发送者可以偏离一些布莱克威尔信息量较小的东西（比隐含的最终实验），但不是所有东西。这些“某些”东西正是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描述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与众不同的原因。关于多用户贝叶斯说服的文献主要关注的是玩家只能添加（某种意义上的）信息。另一方面，关于噪声说服（其中一些信息被外来破坏）的同期工作研究了非战略环境。

我们考虑一个环境，其中一些玩家可以添加信息，一些可以消减信息，此外，我们研究一个游戏，而不是一个决策问题。此外，我们从两个维度比较了游戏的结果；首先，我们对发送者和调解人的描述有所不同。最显著的结果是（或许令人惊讶的是）偏好差异“迅速”导致唯一的均衡是无信息的。本练习的最终目的是比较标准贝叶斯说服和具有信息中介的贝叶斯说服在信息披露和福利方面的结果（针对固定偏好）。我们表明，尽管调解人只能销毁信息（在适当的意义上），但这仍然会导致在非常强烈的意义上披露的信息量的严格增加——布莱克威尔优势。在简单、常见和非病理性的环境中，我们证明了中介不能导致信息披露的增加。此外，在这些环境中，我们讨论的那种调解对关键参与者的福利有着明确的有害影响。然而，正如我们通过启发性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这在总体上是不正确的。当然，这个问题的“完整”解决方案如下：明确展示所选择的行动，以及作为参与者任意效用函数的均衡结果（信念分布）。

我们不会以这种普遍性来解决这个问题。相反，我们将解决一些经济上重要的特殊情况，并在结论中对一般结果的特点进行非正式评论。我们的工作为分析我们所讨论的信息中介实际上是接收者的信息提供了一个基础。换句话说，考虑到玩家的某些偏好，接收者（具有这些偏好）何时会更愿意与调解人一起玩游戏，而不是以相同的偏好玩同一个游戏，但不作为示例，在Gentzkow和Kamenica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中，他们确定了一个条件——Blackwell连通性——这确保了充分的启示在他们的多个体中始终是一个平衡的结果。条件是，考虑到其他人提供的信息，任何玩家都可以偏离信息量更大的方向。Li和Normal同样假设每个连续的玩家都可以访问任意相关的信号，这样一个玩家就可以一个接一个地改进其他玩家提供的信息。在这两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玩家都可以单方面增加提供的信息量。显然，这对发送者绝对没有好处。调解人？答案有时是肯定的，有时是否定的，这取决于偏好，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本文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提供了一些例子，并分析了一些重要的基本情况，例如当相关的效用是线性的、严格凹凸的或是阶跃函数时。这项工作是两个文献的交叉点——战略信息设计和嘈杂的说服/沟通。

我们的工作依赖于一些结果，并且在精神上，卡梅尼察和GunZkow（2011）的著名的“贝叶斯劝说”方法（以下简称为“KG”），考虑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版本，并讨论了在奥曼和马希勒（1995）的第1章中所考虑的某个凹凸结果的应用。Sah和Stiglitz（1986）介绍了对并联和串联经济系统的分析；在之前的工作（Gentzkow和Kamenica（2017a）（以下简称“GK”，不要与“KG”混淆）中，已经探索了通过提供信息进行说服的层次结构和多层次结构。有许多论文与当前模型密切相关。其中一个是Ambrus、Azevedo和Kamada（2013），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廉价的通话模式，发送者和接收者也通过中间者链进行通信。我们的工作与此类似，谈话在这里也是“便宜”的，这意味着发送者和调解者的特定选择不会直接进入他们的效用函数，而只能通过接收者的行动来实现；此外，我们也有一个类似的通信序列。不同之处在于，发送者并没有完全了解状态，她发送的消息依赖于状态，而且通常是随机的。Li和Norman（2018）关于顺序说服的论文是另一个垫脚石——他们有一个非常相似的说服模型，只是发送者按顺序移动，观察在他们之前移动的发送者的行为历史（与我们的模型不同），并且可以提供任意相关的实验。

另一项相关工作是Gentzkow和Kamenica（2017）的《关于说服中的竞争的誓言》，发送者同时移动（如在我们的模型中），但所有发送者都试图提供有关世界状态的信息，而我们研究的环境是，调解者试图提供有关发送者实验实现的信息。Lipnowski、Ravid和Shishkin（2018）也研究了一个相关的环境，用他们的话说，“弱势机构”扮演着一种信息调停者的角色，尽管其设置有很大不同，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偏好的相互作用也没有作用。合同理论也研究了引入调解人以潜在改善结果的问题（见Pollrich（2017）和Rahman and Obara（2010））。Perez Richet和Skreta（2018）提出了一个互补模型，在一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调解人（使用我们的术语）首先移动，她的选择在发送者行动之前由发送者观察。我们的重点是分析一个特定游戏的结果，当一个人改变对调解人的偏好时（并提前筛选信号实现空间），而他们关注的是一个游戏的均衡，其中调解人的偏好始终与接受者的偏好完全一致。更具体地说，他们构建了一个“测试”，其中发送者/说服者使用连续的信号实现来通过或失败不同类型的发送者。显然，我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工作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定义了信号实现空间并改变了参与者的偏好，而他们定义并推导了最佳信号实现空间（以及信号实现概率）。

值得注意的是，与Perez-Richet和Skreta（2018）的对比立即表明，严格限制信号实现的空间是缺乏普遍性的，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所做的那样。然而，这种假设大大简化了我们的问题。Strulovici（2017）在其《调解真相》一文中探讨了一个有一定关联的环境，“调解人”——某种类型的专家或执法人员——可以获得“获取成本高、操纵成本低、按顺序生产”的信息。他指出，当信息是可复制的，并且不是渐进稀缺的（例如，一个人可以进行许多科学实验）时，社会就会了解真相，而当信息有限（例如犯罪证据）时，答案是否定的。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考虑单次游戏，但他的洞察力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例如，这里所考虑的游戏的重复版本将满足证据不渐近恐慌的条件，然而，当调解人只能混淆信号时，这是否足以克服激励问题尚不清楚；当然不会有学习，因为我们模型中的独特均衡是不具信息性的，可以这样。Le Treust和Tomala（2018）研究了一个非常相似但更简单的环境。他们将说服与一个额外的约束——外生噪音——联系在一起，并表明，虽然发送者通常会因为噪音而遭受损失，但信息论工具表明，只要发送者玩游戏的次数足够多（即，有足够多的同一基本问题的独立副本可用），她就可以尽可能地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