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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笔者说过，在学术传承上，本人推崇“无门无派”，这并非不要理论传承，而是力求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至因对某一学派、某一理论形成路径依赖、偏食偏爱而限制了自己的理论视野、压缩了理论探索的广度和深度。
实际上，“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至少有以下五方面：
1、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私有制是产生剥削的制度根源，通过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资本论》剖析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当代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国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发生变迁，出现了混合所有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并同步出现了“资本社会化”进程，资本市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无可取代的功能，这一客观现实要求对资本的属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就是在这个重新认识过程中形成的，而采用的方法则是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新古典经济学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基于三个假设前提：一是理性经济人，二是信息完全，三是市场出清。在个人自由选择和充分竞争条件下，市场可以自动实现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使受制于稀缺性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进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就是“主观为自己——经由市场机制——客观为大家”的完美市场经济。
微观经济学从微观视角关注供求均衡和价格信号引导下的资源配置；宏观经济学从宏观视角考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一般均衡及充分就业。笔者研究“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从新古典经济学借鉴了关于竞争与均衡的许多观点和方法。
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到后来过分依赖于数学模型分析，为了追求数学的精确性，忽略了对历史文化价值观制度等非市场因素的关注，而这些因素对于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是不可或缺的。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完全决定了人的理性有限，而人的行为除经济动机外，还要受情感、尊严、个人兴趣等理性或非理性、可测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数学模型可以准确计算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使之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理解并不深刻，无法全面解释复杂的社会现实，这是触发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兴起的原因之一。
3、新制度经济学
作为非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其产生与发展的动因有两个：一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不满和批评；一是对非市场因素如历史、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对经济活动影响的探索。笔者写“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高频使用了产权、交易费用、博弈、公共产品、公共选择等概念和理论，受益匪浅。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研究并不充分，还没有发展出能够清晰解释二者关系的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究其原因，可能与西方文化偏好个人主义、推崇“小政府”而贬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有关。
4、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
中国的改革史无先例，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贡献了全新经验，也为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素材。就笔者来说，撰写“合三位一政治经济学”，主要对两个问题进行了思考：
一是深化对政府及国企性质与职能的认识。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如宏观上从“双轨制”到“价格闯关”、加入世贸组织，“微观基础再造”、国企“砸三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改造和产权制度改革，等等，每一项改革都经历了巨大风险和阵痛。如果没有政府的果断决策和坚强领导，如果没有国企做中流砥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是不可能的，这一客观事实证明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相结合才是有效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比一下前苏联东欧国家失败的改革，就看得更清楚了。
二是人口计划生育启蒙了对家庭制度和“两种生产”问题的认识。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实施全国性计划生育政策，不仅对人口数量、质量、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经济学角度看，对计划生育的研究实现了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即发展了“两种生产”理论。这一理论阐述的是：除物质资料所有制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再生产外，还有一个家庭人口劳动力的所有制及劳动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再生产。物的生产是手段，依托企业进行；人的生产（消费的生产）是目的，依托家庭进行。两种生产经由两个市场（一般商品市场和劳动力人力资本市场）相互联系，形成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关系，进而发展出生产力与生命力、生产关系与生活关系的辩证运动，成为经济社会得以发展的基础。
“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基础性理论模型：一是在对企业物质生产及相关精神文化产品生产与家庭人口生产及相关精神文化产品生产进行观察的基础上，构想了“两种生产的辨证运动”理论模型；一是在对政府、企业、家庭三方地位、性质、功能进行观察的基础上，构想了“企业、家庭、政府大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模型。这两个模型给出了全书的研究框架和大纲，是笔者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进行观察与思考的结果。
5、中国文化的“和合主义”
笔者在撰写“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反复研读《易经》、《道德经》等中国古典文献和中西方历史，思考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一分为三与合三为一等哲学问题，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人类社会在发展进化中一分为二，产生了家庭制度和政府制度，工业革命后又一分为三，产生了企业制度；伴随着三大制度变迁形成了三方博弈关系，通过合作博弈又回归合三为一，印证了《道德经》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可以说，“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就是学习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成果。
以上说明，“合三为一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无源之水，它是对五个不同来源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进行吸收、消化、整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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