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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8年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无数的城市和市镇坐落在它的两岸，享有其航运好处的多达十六个省和二百多个城镇。至于航运量之大，非亲眼所见的人，是不会相信的。然而当我们想到它的长度之大和支流之多时，对于其运输商品的数量与价值的不可胜计，也就用不着惊讶了。其中主要的商品是盐，这些盐先由江和支流运到沿岸各个城镇，然后再从这些城镇运到内陆各地。”
1585年西班牙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中说：“中国人男男女女都很严格地遵守他们的礼节，穿着十分整洁，音国内游大量丝绸，他们一般都穿的很好。土地生产所需之物，水果，还有奇特的河流；有漂亮的花园，及各种禽兽。中国人不用手接触食物，但大大小小，所有人都用两根小棍子吃饭以保持清洁。”
1600年在中国生活了28年并葬在中国的利玛窦在《利玛窦杂记》中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自己的ZF，并贪求别人所有的东西。”
1643年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招在《大中国志》中说：“现在谈谈物产的丰富。这个国家幅员辽阔，有不同的纬度和气候，所以盛产各种水果，大自然好像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水果都储存在那里，它的境内有功人类生活的必需用品，及各种美好的东西，他不仅用不着向别的国家讨乞，而且还有（又多又好的）剩余满足临近和遥远国家的需求，这些国家一直希望来访问和参观。它的主要粮食是全世界用得最多的，即小麦和大米。”
1830年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国篇》中说：“这一切表明皇帝是中心，一切都围绕着他转动，一切都回归于他，所以国家和民族的福利取决于皇帝。行政机构的所有等级多少是按照一个成规来工作的。这个成规在升平时期变成聊一种安逸的习惯。形式单一，四平八稳，就像大自然的进程一样，一如既往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在中国，个体没有这种独立的特征。所以，它在宗教上也是不自主的，即依赖于自然界的客体，其中，最崇高的是上天。收成、季节、丰产、歉收都取决于这些自然客体。”
1867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说：“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之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承认这点几乎令我感到惭愧。人们无法用语言来描绘，中国人为使自己内部尽量少产生麻烦，对公共安全以及共同生活的准则考虑得何等周到，较之其他国民的法规要优越的多。”
1948年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说：“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眏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的家庭。那里没有永远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从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是有的。然而，中国仍然是个农民的国家，有5分之4的人口生活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即使在今日，中国人民大部分仍是耕地农民，主要生活在乡村，住在棕黄色土坯、竹子或刷石灰的篱笆或有时是石块搭成的房子里，用泥土或石头铺地，窗上糊纸而没有玻璃。”“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个别成员的生活周期，是同精耕细作的季节周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人的生死同贯穿在庄稼的栽种和收获中的旋律相协调。现在仍然是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村，是由家庭单位构成的；村、家和个人按季节的庄稼收获的旋律，按出生、结婚、死亡的旋律展开活动。从社会角度看，村子里的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世代代相传，永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写了中国农村情况：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在人类学中有个专门名称，叫氏族。我们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但是和普通我们所谓族也不完全相同，因为我们所谓族是由许多家所组成，是一个社群的社群。因之，我在这里提了这个“小家族”的名词。小家族和大家族在结构原则上是相同的，不相同是在数量、在大小上。——这是我不愿用大家庭，而用小家族的原因。一字的相差，却说明了这社群的结构性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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