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90周年，经济事件有奖回顾

1987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献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指出：要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把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搞好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1月1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通知》指出： 物价问题是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同时加强物价管理工作。本年度物价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坚持改革、稳步前进、保持基本稳定，要把零售物价水平控制在计划之内。
    8月1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整顿市场秩序加强物价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对市场和物价的监督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制止乱涨价。同时提出加强对个体工商户的管理，坚决取缔无照经营，加强对国营和集体工商业的管理，集市贸易的农副产品由买卖双方议价，加强对价格的监督检查等要求。
    8月25日至29日，国家经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我国企业领导制度改革自1984年试点以来，截至当年6月底，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已达35232个，占同类企业总数的63．9％，为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奠定了基础。会议提出：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1987年内要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要在1988年底前完成。会议要求今后备地把厂长负责制作为企业的根本制度，加快改革的步伐，以完成企业领导制度改革这一历史任务。这些措施的推行，标志着我国企业领导制度改革已经从试点进入全面实行的阶段。
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
12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年末要重视两件事：一是抓紧财政收支和金融信贷工作；一是安排好市场，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1962，5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4．7％、1 3．7％和14．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791．7亿元，比上年增长21．5％，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343．1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全国财政收入2199．35亿元，比上年增长3．6％；财政支出2362．18亿元，比上年增长2．6％。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7．3％。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82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出口394．4亿美元，进口432．1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7．5％和0.7％。实际利用外资84．5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002．2元，指数为186．8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62．55元，指数为291．98。稳定经济的政策收到明显效果，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宏观管理存在漏洞，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国民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

201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即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财产税法即将实施。

1# 宋凌峰

1986年8月3日
建国后首次企业宣告破产

5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私人企业已不复存在， 国家对企业实行
统收统支，破产制也不复存在。1986年8月3日， 在沈阳市人民ZF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市工商局的负责同志宣 布：连续亏损10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资产三分之二的
沈阳防爆器 械厂在“破产警戒通告”一年期限内，经过整顿和拯救无效，宣 告破产
倒闭。这是建国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企业，社会主义 企业不存在倒闭问题的传
统认识与做法到此划上了句号。
　　就在一年前的这一天，沈阳市人民ZF依据《沈阳市集体所 有制工业企业破产
倒闭处理试行规定调对市衣机三厂、五金铸造 厂和防爆器械厂发出了“破产警戒通
告”，这一重大举措，震惊 了国内外。美国《时代》周刊就此撰文评论：“一个在
西方并不 罕见的现象，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警告说他们的公司陷入了困境， 他们的工
作也将保不住。这回，这种现象不是在底特律或里昂或 曼彻斯特，而是在中国东北
部的沈阳。”评论惊呼：“中国的‘ 铁饭碗’真的要被打碎了！”一年以后，沈阳
防爆器械厂将这一 切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
　　同年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草案) 》。

1987年10月13日
建国后第一家典当商行成立



1987年10月13日，在国内销声匿迹30多年的典当商行在成都西御街上重新出现，这家名为成都华茂典当商行的新型当铺成为我国第一家为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提供方便的新式典当服务商行。

　　典当商行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经济越活跃，资金的需求量越大，周转频率越快，急需临时性资金的情况便时有发生。以实物作抵押向客户发放贷款从而使“死钱”变成“活钱”的性质使“进当铺就跟进银行一样”成为不少人对典当行业的全新认识。成都华茂典当商行属集体所有，主要面向群众和小型集体及个体企业，经营日用品、房屋等私人动产或不动产，以及企业积压产品闲置设备和额余原材料的典当拍卖业务，典当借款利率不高，金额数目也不大，典当期限还可以依据客户的实际要求适当延长。

1963年:石油基本自给


新华网北京8月16日电 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随着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会战的胜利,我国石油工业有了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石油工业的面貌。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石油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甘肃玉门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等几个小规模油田,年产不足12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依靠进口。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开发建设了克拉玛依油田和冷湖油田及四川油、气田,扩大了玉门油田,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几个大盆地进行的区域勘探取得新的进展。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到40.6%。但是,这个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和巨大压力,大庆石油会战就是在这个时期打响的。会战过程中,涌现出王进喜等一大批英雄人物,形成了体现中国工人阶级风貌的大庆精神。在创业中,王进喜喊出了“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响亮口号。从安装钻机到钻出第一口井,他一连七天七夜不下“火线”。当地老乡感动地说:“王队长可真是铁人啊!”从此,“铁人”这个响亮的名字,传遍了全大庆,传遍了全中国。面对生活上的困难,石油工业部领导提出要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60年入冬之前,会战指挥部发动干部、职工及家属,四五个月内盖起30多万平方米“干打垒”房屋,保证了队伍过冬。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会战指挥部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领导带头下地拉犁,表扬和树立了“五把铁锹闹革命”的薛桂芳等一批家属中的先进人物。三年多的会战中,共开荒种地约6700公顷,收粮2300万公斤,菜3000多万公斤,保证了会战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在发展中初步形成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经过3年多的奋战,到1963年,我国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建设了大庆油田,形成了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对实现石油产品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64年1月21日,石油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要在天津以南、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组织华北石油会战。参战职工发扬大庆会战的光荣传统,以“铁人”为榜样,艰苦奋斗。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多次亲临指挥。到1965年,在山东建成的胜利油田、在天津建成的大港油田都开始出油。华北石油会战打开了渤海湾地区的勘探局面,在中国东部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石油生产基地。

    经过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底,中国原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实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新华网北京8月16日电 上世纪60年代前半期,随着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会战的胜利,我国石油工业有了飞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石油工业的面貌。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石油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甘肃玉门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等几个小规模油田,年产不足12万吨,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依靠进口。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开发建设了克拉玛依油田和冷湖油田及四川油、气田,扩大了玉门油田,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几个大盆地进行的区域勘探取得新的进展。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到40.6%。但是,这个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严重困难和巨大压力,大庆石油会战就是在这个时期打响的。会战过程中,涌现出王进喜等一大批英雄人物,形成了体现中国工人阶级风貌的大庆精神。在创业中,王进喜喊出了“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响亮口号。从安装钻机到钻出第一口井,他一连七天七夜不下“火线”。当地老乡感动地说:“王队长可真是铁人啊!”从此,“铁人”这个响亮的名字,传遍了全大庆,传遍了全中国。面对生活上的困难,石油工业部领导提出要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60年入冬之前,会战指挥部发动干部、职工及家属,四五个月内盖起30多万平方米“干打垒”房屋,保证了队伍过冬。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会战指挥部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地,领导带头下地拉犁,表扬和树立了“五把铁锹闹革命”的薛桂芳等一批家属中的先进人物。三年多的会战中,共开荒种地约6700公顷,收粮2300万公斤,菜3000多万公斤,保证了会战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在发展中初步形成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经过3年多的奋战,到1963年,我国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建设了大庆油田,形成了年产600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对实现石油产品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64年1月21日,石油工业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要在天津以南、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组织华北石油会战。参战职工发扬大庆会战的光荣传统,以“铁人”为榜样,艰苦奋斗。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多次亲临指挥。到1965年,在山东建成的胜利油田、在天津建成的大港油田都开始出油。华北石油会战打开了渤海湾地区的勘探局面,在中国东部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石油生产基地。

    经过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底,中国原油产量达到1131万吨,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实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本文来源：新华网 )

设立经济特区，海南建省，建立直辖市。环渤海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上海经济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应该算是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的法规。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物权法的内容
　　物权法是调整有形财产支配关系的法律，是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最基本准则，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整无形财产关系的法律主要有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物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与债权、知识产权等其他财产权不同，物权的客体主要是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指土地以及建筑物等土地附着物；动产指不动产以外的物，包括能够为人力所控制的电、气、光波、磁波等物。 　　物权法在实际执行中面临着国务院2002年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严峻挑战，这本是一个法理上的简单常识，作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基本法律，自然效力较高。然而因为物权法的规定比较抽象，语言显得比较晦涩，原则化过强，所以在实际的房屋拆迁纠纷中，物权法还很难真正保护弱势拆迁人的合法利益。 　　国务院2011年颁布了最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于拆迁做了许多新的规定，关于拆迁主体，强制拆迁，拆迁补偿都作出了新的规定，是我们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重大进步，但是离开物权法的法律精神仍有很大距离。
　　物权法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住宅小区车库归谁所有、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一物二卖、相邻关系、建筑用地使用权期限等，尤其是登记按件收费、小区车库优先满足业主需要等基本规定与物权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结合起来，非常全面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尊重了中国国情，又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正如2000多年前孟子的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人民的物质财富能够得到真正切实有效的保护，整个社会能够形成一种鼓励创造财富的积极氛围，物权法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将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事件：1988年严重通货膨胀及抢购风波
时间：1988年
背景：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所有商品均实行ZF统一定价，并用发放票证的方式解决商品短缺的问题。到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在一定程度调动了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活跃了市场，繁荣了社会经济。但同时也导致“官倒”现象的产生，一些掌握资源的人，通过各种途径拿到商品，再按高出其两三倍甚至更多的市场价出售，赚取差价，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 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价格机制，ZF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
　　1988年3月，上海调整280种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在20%到30%之间。这一消息传出后，部分地区的民众出于对涨价的担忧，开始抢购商品，从而刮起1988年的第一波抢购狂潮。国营商场的肉、蛋、糖等副食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抢购一空。上海在数日之内，商场里的食盐、食油、肥皂等日用消费品即告售罄。就连火柴也不例外。5月份，国家决定放开四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抢购之风又起，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随着抢购风而直线飙升。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放开市场价格。当天起，全国各大城市就出现了抢购名烟名酒的风潮。北京、上海、天津的商店在开门的几个小时内，库存的烟酒就被抢购一空。随后，抢购狂潮迅速席卷全国中小城市和部分乡村地区。1988年7月份，我国物价指数到达了19.3%，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记录；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约增加13%。
突如其来的全国性抢购风潮，加上脱笼而出的通货膨胀，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严峻的形势不仅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普遍关注，也导致了广大民众的严重不安，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广大民众对改革的信心。

过程：如何应对这一复杂而又危险的局面，成为摆在中央决策层面前的头等大事。 1988年9月24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为价格、工资改革创造条件，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保持必要的后劲，国务院决定开展一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清理工作。通过全面清理在建项目，做到大幅度压缩投资规模，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这次清理对象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主要措施是：第一，压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重点企业采取倾斜政策。对涉外项目采取保护政策，合理调整投资结构。第二，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要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第三，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开辟多种渠道吸收社会游资，引导购买力分流。第四，克服经济过热现象，降低工业增长速度。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与以往有所区别，本次宏观调控不再一味依赖行政命令手段。而是提出了治理整顿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
10月2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市场价格尚未完全稳住，一些商品的价格涨势未减。国务院要求进一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确保1989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为此，国务院作出了“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的价格”等九条规定。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调控政策，治理整顿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首先，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社会总供需矛盾趋于缓和。其次，产业结构调初见成效。农业、能源和交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得到加强，生产性投资比重上升，楼堂管所等非生产性投资得到有效控制。第三，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有很大改变。党政机关所办公司绝大多数与机关脱钩或撤销，流通领域内公司泛滥的状况得到控制。第四，国民经济开始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粮食生产1989年、1990年连续两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在1990年下半年逐步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第五，市场供应充足，物价稳定，民众的消费心理趋向正常。 不过，本次宏观调控也不可避免地牺牲了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下跌到了1990年的3.8%。

　在1978年，中国的思想领域还进行着“真理检验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北京上空的政治空气乍暖还寒，但是知识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却似春风拂过，百花竞放。

　　在这一年，经济学界的主题是从理论上纠正“四人帮”的左倾错误，树立对政治经济学的正确理解，如卫兴华、王永治和孙冶方等人均发表了文章，重新认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同时，吴敬琏和萧灼基先后提出了按劳分配的观点。吴敬琏等人指出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肖灼基提出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是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重要原则，二者论述了按劳分配的正当性，摒弃了它的阶级色彩。到了1979年，关于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讨论进一步深化。在1979年4月，全国经济系统召开了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会议统一思想，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客观经济规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扩大企业权限的关系。

　　董辅礽从另外一个角度，揭开了中国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经营方式改革的序幕。他从实际观察出发，揭示了国营企业和农村公社低效率的根本原因，董辅礽已经预见到了改革的方向，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言论。

　　1978年9月，在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董辅礽就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要完成“两个分离”，即在工业领域，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在农业生产领域，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他的这番言言论把人们内心对国营大企业和农村公社弊端的一些疑问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为城市农村两级经济体制的改革敲响了大门。人们猛然意识到经济生活中的“一大二公”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放松、搞活经济组织正是释放生产力的表现。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了董辅礽先前在规划会上的讲话，名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和农村土地经营方式变革的讨论。在实践中，四川、北京和天津三地对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试点改革，扩大企业经营权，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农业调研中，学者们对已经存在的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予以理论解释。

　　当时，中国的经济理论界确实处在解除思想禁锢后的创造思维的集体大爆发时期，不仅是新理论、新想法不断涌现，而且经济学家还在挖掘湮没在左倾思潮中的思想，在新时期重新加以阐释，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孙冶方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反思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肯定了该理论对我国国情的适用性，成为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的理论基础。

　　时间进入80年代，关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而这一切讨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社会主义的经济效果(效率)。1980年7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联合其他单位，召开了社会主义经济效果问题座谈会。会上，董辅礽、张曙光等人指出了讨论经济效果问题的重要性，要运用经济指标，进行经济核算，重申了要改革先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加强企业管理，在农业领域也要贯彻因地制宜，不能片面地以粮为纲。会议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观点，但是使研究者的眼光转向提高经济效率这一课题，改革的核心环节也是效率，经济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搞清经济活动的所有制性质。

　　随后，学者们积极跟进，王积业(1980，1982)、桂世镛(1980)和朱铁臻(1981)从宏观层面讨论经济效率问题，董兆祥等人(1981)的农村调研报告也告诉了我们讲求经济效果是农村制度的一条根本原则。何竹康(1980)从公共部门出发，提出应努力提高基础建设投资的效率。丁华(1981)指出了工业投资效果差的原因，徐芦(1982)和徐景安(1982)提出了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率的方法，黄成芝(1982)提出适销对路是提高商业经济效率的原则，这已经把眼光把短缺型经济，转向了满足消费者偏好这一方面。但是关于经济效果的问题也存在着分歧，项启源等人(1982)就坚持实行计划经济才能保证经济效率。

　　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经济学者们也关心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问题。综合平衡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在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特辟一章，讨论综合平衡问题，包括单项平衡、局部平衡和总量平衡问题，属于计划经济工作的目标的范畴。由于文革的破坏，改革前，我国的国民经济严重失衡，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在1981年，在沈阳召开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会议认为，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灵魂的和核心，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当时讨论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政策目标与经济平衡，经济体制与综合平衡，经济效益与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综合平衡体系，开放条件下的综合平衡等内容。许涤新、于光远、孙冶方、李成瑞等人都撰文指出经济调整的重要性，其中李成瑞的《财政、信贷平衡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一文荣获了当年的孙冶方奖。

　　除了宏观经济和体制改革问题在78年后成为热点，当时的人口问题也在解放思想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孙冶方在1979年的文章中为马寅初平反。我国在70年代从“人多力量大”的迷思中猛醒，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此后，学术界开始了对人口总量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马寅初提出过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做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至80年代的热点。1981年，张怀宇讨论了农村人口的控制问题，兼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进入1982年，这方面的讨论逐渐增多，更多地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为中国政策的基石(金志国，1982)。陈玉光(1982)提出应该正确确定人口的适度增长率，同年杨体仁(1982)阐述了人口问题的共有规律，进一步扫清了问题的理论障碍。当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也为研究提供了素材。

　　在1982年，经济领域继续了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效果•经济模式问题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讨论会在9月份召开。《经济研究》连续四期特辟专栏，登载相关文章，讨论宏观经济以及部门经济效率的路径，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同年，党的十二大文件出台，经济界开始了学习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和步骤(桂世镛，1982)，文件对农村责任制的认定也成为当时研究者的共识，大家不用再纠缠于责任制的性质问题，有了共同讨论的基础。

　　在1983年，除了继续有关农村问题、企业改革、人口的讨论，当年的就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以及《邓小平文选》出版。国内召开了《资本论》学术讨论会，着重分析《资本论》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如何看待及其大工业、商品生产，尤其是价值规律在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中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文选》当年出版，汇集了邓小平同志从1975年至1982年对改革开放问题的设想，他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判断，譬如大力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资金，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农村和城市的改革问题，实际上为经济学的研究解放了思想。原来的一些禁忌话题，现在有了讨论的空间，有了进行定量分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