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90周年，经济事件有奖回顾

　在1978年，中国的思想领域还进行着“真理检验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北京上空的政治空气乍暖还寒，但是知识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却似春风拂过，百花竞放。

　　在这一年，经济学界的主题是从理论上纠正“四人帮”的左倾错误，树立对政治经济学的正确理解，如卫兴华、王永治和孙冶方等人均发表了文章，重新认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以及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同时，吴敬琏和萧灼基先后提出了按劳分配的观点。吴敬琏等人指出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肖灼基提出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平等是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重要原则，二者论述了按劳分配的正当性，摒弃了它的阶级色彩。到了1979年，关于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讨论进一步深化。在1979年4月，全国经济系统召开了关于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讨论会，会议统一思想，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客观经济规律，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扩大企业权限的关系。

　　董辅礽从另外一个角度，揭开了中国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经营方式改革的序幕。他从实际观察出发，揭示了国营企业和农村公社低效率的根本原因，董辅礽已经预见到了改革的方向，发表了具有前瞻性的言论。

　　1978年9月，在中国社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上，董辅礽就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要完成“两个分离”，即在工业领域，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在农业生产领域，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他的这番言言论把人们内心对国营大企业和农村公社弊端的一些疑问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为城市农村两级经济体制的改革敲响了大门。人们猛然意识到经济生活中的“一大二公”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放松、搞活经济组织正是释放生产力的表现。在《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了董辅礽先前在规划会上的讲话，名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国有制企业和农村土地经营方式变革的讨论。在实践中，四川、北京和天津三地对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试点改革，扩大企业经营权，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农业调研中，学者们对已经存在的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予以理论解释。

　　当时，中国的经济理论界确实处在解除思想禁锢后的创造思维的集体大爆发时期，不仅是新理论、新想法不断涌现，而且经济学家还在挖掘湮没在左倾思潮中的思想，在新时期重新加以阐释，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孙冶方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中，反思了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肯定了该理论对我国国情的适用性，成为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的理论基础。

　　时间进入80年代，关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而这一切讨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提高社会主义的经济效果(效率)。1980年7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联合其他单位，召开了社会主义经济效果问题座谈会。会上，董辅礽、张曙光等人指出了讨论经济效果问题的重要性，要运用经济指标，进行经济核算，重申了要改革先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加强企业管理，在农业领域也要贯彻因地制宜，不能片面地以粮为纲。会议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观点，但是使研究者的眼光转向提高经济效率这一课题，改革的核心环节也是效率，经济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搞清经济活动的所有制性质。

　　随后，学者们积极跟进，王积业(1980，1982)、桂世镛(1980)和朱铁臻(1981)从宏观层面讨论经济效率问题，董兆祥等人(1981)的农村调研报告也告诉了我们讲求经济效果是农村制度的一条根本原则。何竹康(1980)从公共部门出发，提出应努力提高基础建设投资的效率。丁华(1981)指出了工业投资效果差的原因，徐芦(1982)和徐景安(1982)提出了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率的方法，黄成芝(1982)提出适销对路是提高商业经济效率的原则，这已经把眼光把短缺型经济，转向了满足消费者偏好这一方面。但是关于经济效果的问题也存在着分歧，项启源等人(1982)就坚持实行计划经济才能保证经济效率。

　　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经济学者们也关心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问题。综合平衡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在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特辟一章，讨论综合平衡问题，包括单项平衡、局部平衡和总量平衡问题，属于计划经济工作的目标的范畴。由于文革的破坏，改革前，我国的国民经济严重失衡，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在1981年，在沈阳召开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会议认为，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灵魂的和核心，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当时讨论涉及的问题主要是政策目标与经济平衡，经济体制与综合平衡，经济效益与综合平衡，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综合平衡体系，开放条件下的综合平衡等内容。许涤新、于光远、孙冶方、李成瑞等人都撰文指出经济调整的重要性，其中李成瑞的《财政、信贷平衡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一文荣获了当年的孙冶方奖。

　　除了宏观经济和体制改革问题在78年后成为热点，当时的人口问题也在解放思想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孙冶方在1979年的文章中为马寅初平反。我国在70年代从“人多力量大”的迷思中猛醒，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此后，学术界开始了对人口总量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马寅初提出过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做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至80年代的热点。1981年，张怀宇讨论了农村人口的控制问题，兼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进入1982年，这方面的讨论逐渐增多，更多地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为中国政策的基石(金志国，1982)。陈玉光(1982)提出应该正确确定人口的适度增长率，同年杨体仁(1982)阐述了人口问题的共有规律，进一步扫清了问题的理论障碍。当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也为研究提供了素材。

　　在1982年，经济领域继续了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效果•经济模式问题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讨论会在9月份召开。《经济研究》连续四期特辟专栏，登载相关文章，讨论宏观经济以及部门经济效率的路径，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同年，党的十二大文件出台，经济界开始了学习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和步骤(桂世镛，1982)，文件对农村责任制的认定也成为当时研究者的共识，大家不用再纠缠于责任制的性质问题，有了共同讨论的基础。

　　在1983年，除了继续有关农村问题、企业改革、人口的讨论，当年的就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以及《邓小平文选》出版。国内召开了《资本论》学术讨论会，着重分析《资本论》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应用，如何看待及其大工业、商品生产，尤其是价值规律在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中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文选》当年出版，汇集了邓小平同志从1975年至1982年对改革开放问题的设想，他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判断，譬如大力利用外国的技术和资金，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农村和城市的改革问题，实际上为经济学的研究解放了思想。原来的一些禁忌话题，现在有了讨论的空间，有了进行定量分析的可能性。

事件：股指期货的推出
时间：2010年4月
过程：2004年10月18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正式推出中国股指期货，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随后也上市同类产品，新加坡交易所紧锣密鼓地计划推出中国A股股票指数期货。

    2006年6月8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揭牌仪式在上海期货大厦举行。上海市市长韩正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成立揭牌。

    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期货大厦内挂牌。这是中国内地成立的第4家期货交易所，也是中国内地成立的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这标志着股指期货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

    2006年10月30日，沪深300股指期货仿真交易正式启动。

    2007年3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89号国务院令，颁布并于4月15日起正式实施《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同之前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相比，《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将适用范围从原来的商品期货交易扩大到商品、金融期货和期权交易。同时，《期货法》的起草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2007年5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公布《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交易规则》两项规则及其8项实施细则，即日起至5月11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10年1月8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宣布，国务院已原则同意推出股指期货品种。12日，中国证监会批复同意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开展股指期货交易。

    2010年2月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建立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规定（试行）》，对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制定实施、风险揭示及监督检查等方面作出规定。该规定白2月8日起施行。

    2010年4月8日，股指期货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发来贺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共同启动了股指期货。

    2010年4月16日，股指期货上市仪式在上海举行，沪深300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交易。当日股指期货累计成交58457手，成交金额为605.38亿元，总持仓3590手，市场运行平稳。

评价：从我国证券市场变革的层面而言，股指期货的推出可以完善中国证券市场产品架构，为投资者提供更为丰富的投资品种，这对完善现货市场的功能是一利好。从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层面而言，作为证券市场中坚的投资者的投资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将是股指期货推出后证券市场立即能感受到的变化。

事件：中国加入WTO
时间：2001年
背景：1、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断地完善  2、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在国际上越来越被重视 3、中国市场日益扩大，需求不断增长，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贸易的重要性 4、中国因为是非WTO会员国在对外贸易中遇到很多瓶颈
小资料：WTO全称为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国际组织，在调解成员争端方面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前身是1947年订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由于历史原因，1950年被台湾退出关贸总协定，1982年之后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身份为观察员。
过程：分为复关谈判和入世谈判两个阶段。  复关阶段：1986年中国正式GATT秘书长，要求恢复其GATT
成员国席位，1987年GATT理事会设立了关于中国缔约方地位的中国工作组，邀请所有的缔约方就中国的外贸体制提出问题和质疑。1987年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正式递交了关于我国外贸体制的答疑稿。1988至1994中国工作组共举行了十九次次会议，期间完成了对中国外贸体制的评估，1994年中国工作组第十九次会议中国与其他缔约国未能就中国成为WTO创始国问题达成协议。    入世谈判：1995年11月转入入世谈判阶段。1996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非正式多边磋商。1997年10月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声明，认为中国全面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符合双方利益；1997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在日内瓦发表声明，一直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贸组织。1999年4月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发表联合声明。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评价：中国入世，艰难曲折，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对中国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有利于国家调整工业和贸易结构，有利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对ZF管理体制的挑战，对宏观调控能力的挑战，对国际竞争力的挑战，资源和环境问题也是入世后的一大问题。

1994年
1月11日，国务院做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4月11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因犯有贪污罪和行贿罪，被押赴刑场，依法处决。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因犯受贿罪和贪污罪，被依法终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6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要点》提出：本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一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途径；二是深化财税、金融、外贸、外汇体制改革，初步确立新型宏观调控体系的基础构架。围绕这两个重点，配套推进价格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ZF机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其他方面的改革；

事件：第一次西部大开发

时间：2000年开始至今未完

背景：西部大开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ZF的一项政策，目的是“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副总理温家宝担任副组长。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

过程：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可按5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奠定基础阶段
　　从2001年到2010年，重点是调整结构，搞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技教育等基础建设，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培育特色产业增长点，使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初步改善，生态和环境恶化得到初步遏制，经济运行步入良性循环，增长速度达到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加速发展阶段
　　从2010年到2030年，在前段基础设施改善、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入西部开发的冲刺阶段，巩固提高基础，培育特色产业，实施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的跃进；
　　全面推进现代化阶段
从2031年到2050年，在一部分率先发展地区增强实力，融入国内国际现代化经济体系自我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加快边远山区、落后农牧区开发，普遍提高西部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全面缩小差距。 “十五”计划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特别是要做好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从根本上改善这些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要集中有限力量，精心规划，组织建设一些关系西部发展全局的标志性工程。力争用5到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确保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评价：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的10年，是西部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
　　经济增长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

1985年


    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文件(简称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以后，农村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需要，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文件的主要内容是：(一)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二)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三)进一步放宽山区、林区政策；(四)积极兴办交通事业；(五)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六)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七)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八)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九)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加强对小城镇建设的指导；(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以这个文件为标志，我国农村开始了以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这个文件被评价为在农村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1月5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充分发挥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企业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病，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开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国家负责核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企业的全部工资总额及其随同经济效益浮动的比例。这项办法，经过试验后逐步在全国推广。

1月25日至31日，国务院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 会议建议将这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这三个经济开放区应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要围绕这一中心，合理调整农业结构，认真搞好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大力发展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同时又要加强同内地的经济联系，共同开发资源，联合生产名牌优质产品，交流人才和技术，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成为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这一决策的实施，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多层次、由外向内逐步推进的新格局
    2月2日，商业部发出通知：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棉花统购为按合同定购。当年全国的定购数量 为8500万担。棉农完成定购任务后；剩余的棉花可自由销售。
    2月5日至14日，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天津举行。会议提出，1985年要紧紧围绕增强企业活力， 特别是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搞好城市改革和其他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要树立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念，用发展商品生产的办法来管理经济，采取加快推行厂长负责制，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实行工资总额随同经济效益浮动等政策措施，促进企业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开拓型转变。
    2月8日，国务院批转上海市人民ZF、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 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改造、振兴上海是关系我国“四化”建设的大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的发展要走改造、振兴的新路子，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的作用，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成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3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动的通知》。《通知》规定：重要生产资料 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批发业务，只能由国营商业、物资供销部门、供销合作社和生产该种商品的企业经营，不准其他单位和个人经营，不准经纪人牵线挂钩从中渔利；不准从零售商店套购紧俏商品就地转手加价倒卖，不准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等等。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64．4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其中， 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1．8％、18．6％和18．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543．2亿元，比上年增长38．8％，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074．37亿元，比上年增长44．6％。全国财政收入2004．82亿元，比上年增长22％；财政支出2004．25亿元，比上年增长17．8％。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8．8％。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696．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其中，出口273．5倔美元，进口422．5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6％和54．2％。实际利用外资46．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305亿元，比上年增长27．．5％。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739．1元，指数(以1978年为100，下同)为160．39；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397，6元，指数(以1978年为100，下同)为268．94。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并初战告捷，各项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微观搞活、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的措施未能及时跟上；农业生产有所下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过大，投资结构不够合理；打破收入分配上的；“大锅饭”的同时，机会不均等或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严重，致使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影响到群众的积极性和社会安定。

1989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89年元旦献词》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社论认为：改革是一场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革命，理想化的方案是没有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当前最需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提高对改革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坚定改革的信心，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艰苦奋斗。

月10日、14日，国务院第三十八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决定》认为，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加工产业生产能力过大；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生产能力不足；一般加工产业生产能力过大，高水平的加工能力不足、；产业的地区分布不够合理，地区优势未能很好发挥；企业组织结构分散，生产集中度差，专业化水平低，许多企业之间的生产联系和协作配套组织得不好。根据这种情况，《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定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的基本方向和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加强能够增加有效供给的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控制一般加工工业的发展，使它们同基础产业的发展相协调。
8月1日，全国物价工作会议宣布：1989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涨势逐步趋缓，市场状况逐步趋稳。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1至6月份的上升幅度逐月减少，共下降了6．4个百分点，其中35个大城市的物价上涨幅度上半年平均降低了9．8个百分点。会议提出了下半年控制物价的主要措施：一是继续从严控制出台涨价项目；二是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三是重点整顿上涨过多影响很大的粮、棉和计划外煤炭、石油、金属等基础产品的价格；四是大力整顿流通秩序，坚决纠正乱涨价；五是适当回落涨价过多、滞销积压的商品的价格；六是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物价管理；七是严肃物价法纪，继续加强物价监督检查，同时进一步搞好物价部门的廉政建设。

    8月11日，国务院举行第四十五次常务会议，讨论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问题。会议指出：自1988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以来，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远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会议认为：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把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抓紧、抓好、抓到底。这既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坚决惩治腐败、振奋党心民心的一项重要措施；不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是全国上下十分关心的政治问题。会议要求：在清理整顿工作中，中央国家机关要首先带头做好，作出表率。各部门、各地区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总的要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具体、明确、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负责地进行。8月15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吕培俭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公布对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光大实业公司、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和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的审计结果。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6909．2亿元，比上年增长4．1％，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3.1％、3．8％和5．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410．4亿元，比上年下降5．2％，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551．74亿元，比上年下降1．4％。全国财政收入2664．9亿元，比上年增长13．1％；财政支出2823．78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17．8％。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1116．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7%，其中，出口525．4亿美元，进口591．4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0.6%和7．0％。实际利用外资100．59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101．4亿元，比上年下降7．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375．7元，指数为182．78；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601．51元，指数为305．70。国民经济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发展，社会供需总量失衡的矛盾趋于缓解，经济过热已经降温，主要比例关系有一定改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多年积累下来的供需总量失衡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经济结构失调等深层矛盾继续困扰着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1996年

1月14日至18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1996年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促进物价涨幅明显回落，支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按照利率市场化的方向，逐步改革利率管理体制，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伪改革，完善政策性银行经营管理体制，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式和经营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深化保险体制和外汇体制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开放水平；改进金融服务，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加强银行内部管理，提高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

3月7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3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深入开展打击生产和经销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的意见》。

4月27日至5月4日，江泽民在上海考察，发表《坚定信心，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步伐》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江泽民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到本世纪末要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江泽民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判断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应当具体看四个方面：一看是否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真正把企业建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入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二看是否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三看是否调动了企业职工和管理者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四看是否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要体现这些原则。

8月19日，吴邦国在国务院扭亏增盈工作电视电话会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建立责任制，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抓好扭亏增盈工作，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8月21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近日同意并批转了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关于建立企业扭亏增盈目标责任制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意见》提出：要制定企业扭亏增盈目标，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确定考核范围和考核指标，定期公布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建立考核制度，促进企业扭亏增盈工作。

10月20日，新华社报道，农业部、国家计委近日联合向各地印发《关于促进大中型乡镇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九五”期末大中型乡镇企业力争达到一万家的发展目标。

12月24日，国务院制定《质量振兴纲要(1996—2010年)》，确定质量振兴的主要目标是：经过5至15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主要产业的整体素质和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使我国的产品质量、工程质量和服务质量跃上一个新台阶。主要措施是：加强教育和舆论宣传，增强全民的质量意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劳动者的技能；加强管理与政策引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建立质量奖惩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执法监督力度，提高综合执法能力，增强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健全市场质量规则，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加强企业基础工作，严格内部质量管理；加强ZF和有关部门对质量工作的统筹规划与组织领导，建立质量振兴联席会议，组织协调有关重大问题，动员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质量振兴事业。

    12月31日，冶金部部长刘淇宣布：本年中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884．6亿元，比上年增长9．6％，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5．1％、12．1％和7．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2974亿元，比上年增长14．8％，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8610．84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全国财政收入7407．99亿元，比上年增长18．7％；财政支出7937．55亿元，比上年增长16．3％。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6．1％。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289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其中，出口1510．5亿美元，进口1388．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5％和5．1％。实际利用外资548．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774．1亿元，比上年增长13。2％。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838．9元，指数为301．5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26．07元，指数为418．20。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个软着陆”，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改善、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农业基础薄弱；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

1927-1937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1927-1937），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　　土地革命，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
　　
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那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背景及过程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分田的大体步骤是：
　　（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
　　（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
　　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家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农民入伍。
四一二事变后，位于南京的国民ZF一方面镇压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继续对奉系军阀作战，以其完成统一全国的目标。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率先在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组织工农武装，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27年10月，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ZF，建立地方武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湘南起义中组织的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并进一步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开辟了湘鄂西、鄂豫皖、陕甘、海陆丰、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部队。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先后粉碎中国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之后，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ZF。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加剧了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大敌当前，蒋介石集团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蒋介石又相继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五次“围剿”。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中国国民党的“围剿”，中国共产党一面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一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抗击国军的进攻。粉碎了中国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左”倾错误领导下也损失严重，被迫撤离根据地，先后参加了长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粉碎了中国国民党的围追堵截。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中国国民党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逐渐改变了对日政策。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有力地推动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主张。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内战的初步结束。
　　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井冈山革
　　命根据地建立后，党就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在1928年底，湘赣边区ZF根据井冈山地区一年来土地革命的实践经验，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ZF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分配单位。此时，由于党缺乏土地革命的经验，曾经有一些不适当的规定，如：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而不是只没收地主阶级土地进行分配；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归工农民主ZF所有，而不归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
　　随着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也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分田时（在原耕地基础上）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烦手续”。1930年2月，毛泽东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红五军、六军两军委联席会议，即著名的二七会议。会议强调平分土地是当务之急。毛泽东作了一要“分”，二要“快”的两个字的结论，批评了当时出现的一种主张按耕地作为分配土地的标准及迟迟不分田的右倾错误。
　　到1930年底、1931年初，随着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普遍开展，不仅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对象和具体办法比以前明确多了，而且长期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得到了解决。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精神，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1931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 “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2月27日，毛泽东根据这一精神和自己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以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ZF一封信，指示各级ZF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
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ZF外，均归农民所有”。3月底至4月，江西省苏维埃ZF和闽西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分别发布文告和作出决议，正式向广大农民宣布了上述“土地归农民所有，任其出租买卖”的政策。
　　这样，在3年多的土地革命过程中，从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到二七会议、南阳会议，各根据地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评价: 中国土地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创造了基础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事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
关键词：代理国库、发行钞票
过程：1932年2月1日，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ZF财政人民委员会，下设分行、支行、兑换处等。资本由国库于预算中拨给，除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外，还发行革命公债及经济建设公债。初创时包括行长在内只有5名工作人员，启动资金20万大洋（购买力折合现今人民币约600万元～700万元），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
评价：国家银行当年为发展苏区经济，改善、保障民生，支援革命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事件：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经济政策
关键词：保护富农
过程：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应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ZF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自由。
评价：此政策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