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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对中国的影响,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投资,因为我国持有大量的美元债券以及美元资产,美国债务危机的悬而未决将导致一种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中就蕴涵着风险,一个直接的风险就是美元价格下跌导致的贬值风险。
赵锡军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达不成妥协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也不能排除双方谈崩的可能,如果谈崩,对中国来说,则意味着很多对中国的到期债务无法偿还,也就是债务违约。美国势必要像很多遭遇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一样出售资产,有些国家卖地卖岛,而美国则可能要动用其黄金储备。
众所周知,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储备量达8000多吨。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一定不愿走到这一步,由此,双方可能达成妥协。
而达成妥协的结果是双方就债务问题达成一致,突破既有的14.3万亿的负债上限,美国势必将再次发行债券,而扩大发债,则意味着美元货币量的增加,这是一种令美元贬值的做法,在这一做法之下,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将面临缩水的危险。
不过,在张明看来,双方谈崩对中国来说未必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帮助中国破除幻想,痛定思痛,最终改变发展模式,尽早改变对美元的依赖,着手对外投资的多元化改革。而美国两党之间就债务问题达成妥协对中国来说未必是好消息,中国不但仍将面临美国中长期的违约风险,同时短期内美国政策将令美元再次贬值,这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出口来说,同样是不利局面。
张建平认为对美国债务危机并没有舆论宣传的那么可怕,“从国际上来看,像美国这样的债务危机在全球并不少见,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日本国内就在讨论债务太多,多少年还清的问题,直到今天,日本的债务持续创下新高,但日本经济也还没到破产的程度。”
从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来看,危机源头主要都是政府通过对外举债来支持本国国民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同时通过杠杆机构将这一负担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从欧美目前的这轮危机来看,这种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麻烦。
只是区别于欧洲国家要么没有法律层面的负债红线,要么虽然有标准,但实施不力,难于阻止,越过红线,所以像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这样的进行声势浩大的红线讨论,从客观上来说这对最大买主的中国来说应该是个好事,它有助于美国增加储蓄,减少借贷消费及其导致的越线危险。
不可忽视的深层次影响:
中国亟须进行多元化投资改革
事实上,长期以来,在美国市场上存在这样一种论调,即中国人为什么要存在那么多钱,不花钱,反过来支持美国人消费,最终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他们认为,是中国采取了不公平汇率体制,通过压低人民币的价值获取出口优势,进而获得大量外汇储备,这些储备反过来借给美国人消费,导致了美国人债务危机。
“这种说法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很荒唐,你们用我们的钱消费了反过来还怪我们,但美国人对此却很认真,而且这种逻辑在美国非常有市场。”张建平说。
这也从反面提醒我们美元外汇的潜在问题,目前我们有60%~70%的对外贸易是用美元结算,反过来我们又用美元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债务危机对中国的连锁反应。
所以,我们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比如中投已经开始在欧美推进股权合作式的并购,即不再是动辄百亿美元全面收购某个大型公司,而是通过少量参股的方式遍地开花,这一方面有助于分散风险,另一方面这种投资将避开美欧等国家有关经济安全方面的审查。
张建平说:“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对外投资增长爆发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多元化改革正亟待推进,而中投模式则进行了好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中国亟须进行多元化投资改革的动力还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BMW中经智库专家陈淮表示,我们正在面临一场真实的货币战争,这场战争带给中国的挑战,一方面是美元单位资产的贬值,另一方面就是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输入性通胀。
而这两种挑战的程度,正在与美国债务危机的未来走势紧紧连结在一起。
长期以来,美国的财政问题与就业问题一直是萦绕于中美关系间最重要的因素,更是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本次美国的债务危机,不仅事关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同时,敏感的就业问题(危机)更是直指中国的制造业前景。
可以说,美国未来的经济、贸易、财政(包括税收、货币)、金融(汇率)等一系列政策都将构成中国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重要环境,并直接影响中国国内企业的运营现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就业是全球最为稀缺的资源,而中国的大量制造业创造并拥有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直接导致美国出台了各种措施来抑制甚至转移这种就业机会:比如限制中国企业的融资路径(做空中国概念股),比如贸易救济甚至贸易保护(特保、双反甚至三反),比如金融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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