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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奥,张双龙.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产业经济研究,2022(04):46-58.
首先，看一下文章的结构框架，对其有一个总的印象。本文框架符合经济学实证研究基本范式。
一、引言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宽带中国”战略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二）变量设定
（三）数据来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二）DID识别条件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四）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五、异质性分析、机制检验与拓展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二）作用机制分析
（三）拓展分析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引言
文章引言分为五段。
第一段简要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指出数字经济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对于数字经济与财政透明度之间的因果效应存在研究空白，开门见山说明本研究的关注点。
第二段简要说明财政透明度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我国财政透明度整体水平较低的现状。
第三段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指出已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已有研究主要规范地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的关系，但鲜有文献专门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继而引出文章的研究内容和意义。
第四段简要概括文章研究内容。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DID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作用机制、异质性，以及地方竞争和官员更替的调节效应。
第五段交待文章的边际贡献。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宽带中国”战略
文章首先介绍“宽带中国”战略及数字经济的内涵，指出数字经济发展与 “宽带中国”战略密切相关，论证采用“宽带中国”战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以及作为外生冲击变量是合理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文章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三个研究假说。
在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方面，文章提出假说1“H1：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提升财政透明度”。
在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透明度的作用机制方面，文章从政府主观意愿和外在技术进步两方面提出假说2“H2：基于主观因素，数字经济发展可能通过提高政府公开意愿提升财政透明度”和假说3“H3：基于客观因素，数字经济发展可能通过技术进步提升财政透明度”。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由于“宽带中国”战略分三个时点进行试点，因此文章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透明度的政策净效应。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财政透明度）。文章选取《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所测度的城市财政透明度得分衡量财政透明度。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文章采用“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这一外生冲击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具体设置如下：若城市为“宽带中国”试点实施城市，组间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当年及之后，时间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取值为0；二者的交互项did表示“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为了保证样本城市的可比性，文章剔除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中的直辖市区县、自治州、县级市等样本，最终实证研究中设为实验组（试点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的城市为108个。
3.控制变量。为剔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文章选取经济发展水平（PGDP）、对外开放程度（FDI）、互联网发展情况（Internet）、城市财政自给率（Fin）、城市教育水平（Edu）和资源依赖程度（Resource）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变量的含义和说明见表1。
（三）数据来源
文章使用的财政透明度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剩余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和各地级市统计年鉴等资料，并且对缺失数据进行了差值填补。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文章基于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结果发现，核心解释变量did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财政透明度，验证了研究假说H1。
（二）DID识别条件检验
1.政策随机性检验
为保证“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选取的随机性，文章选取财政透明度、经济发展水平及互联网发展情况等可能影响“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的前定因素，以“是否为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为被解释变量，前定因素为解释变量，采用Logit模型检验“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随机性。结果显示，财政透明度Trans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财政透明度并不是政府选择“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的依据，“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满足随机性。
2.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本部分验证政策冲击前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财政透明度是否具有相同变动趋势。结果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并且发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在实施当年对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应最大，随后提升效果逐渐变小。
（三）稳健性检验
1.基于虚假年份的安慰剂检验
文章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的实施时点均提前1年进行反事实检验，结果显示，提前1年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更换估计模型
文章进一步采用混合泊松回归模型、混合负二项回归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验证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3.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等4个直辖市的特殊性，文章剔除4个直辖市样本后重新基于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4.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
为剔除样本选择偏误的干扰，文章使用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以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逐年倾向得分匹配，之后基于匹配之后的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再次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财政透明度。
5.剔除其他政策的干扰
为剔除同时期其他相关政策对试点城市的财政透明度的干扰，文章在模型（1）中分别加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变量（Digepolicy）和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政策变量（Smartpolicy）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依然显著提升了财政透明度。
6.控制产业时间趋势
双重差分法估计有效性还隐含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在给定（Conit，φi，πt）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didit与随机误差项εit无关。然而财政透明度可能会受到一些非观测的产业特定因素的影响，进而导致财政透明度变化具有不同的时间趋势。为此文章在模型（1）中加入控制变量与线性时间趋势项T的交互项，估计结果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7.基于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
文章进一步采用非参置换检验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核密度函数分布显示，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基本位于非参置换检验的估计系数分布之外。因此，基准回归结果不存在由非观测随机因素干扰带来的估计偏误。
（四）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文章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遗漏重要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构造城市地形起伏度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iv1；使用各城市到杭州市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 iv2。结果显示，工具变量iv1和iv2的估计系数均显著，相关性得以满足；变量did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财政透明度。同时工具变量均不存在弱识别性问题。
五.异质性分析、机制检验与拓展分析
（一）异质性分析
1.城市等级异质性
文章将样本城市分为高等级城市和低等级城市两组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高等级城市的财政透明度，而未显著提升低等级城市的财政透明度。
2.城市区位异质性
文章采取分组回归的方法对东部和中西部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东部城市的财政透明度，未提升中西部城市的财政透明度。
3.分位数的再回归
文章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估计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财政信息公开水平下财政透明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财政透明度0.25分位点、0.5分位点、0.75分位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在财政透明度0.05分位点和0.95分位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当财政透明度处于中间水平时，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财政透明度。
（二）作用机制分析
文章提出政府公开意愿和技术进步两种可能的作用机制，并分别进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公开意愿和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财政透明度的影响中均发挥部分中介效用，即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政府公开意愿和技术进步两个渠道提升财政透明度，验证了研究假说H2和H3。
（三）拓展分析
1.区域竞争效应
由于地理位置相邻以及相同的行政隶属关系，同一省份的城市之间必然存在着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进而影响地方政府对当地财政信息公开的重视程度。文章进一步检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效应是否会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应。
采用本城市以外同省份其他城市财政透明度的均值来衡量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区域竞争指标，直辖市的区域竞争指标以其余3个直辖市财政透明度均值衡量。结果发现，随着同省份其他城市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该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也会进一步提高（存在邻里效应），且数字经济发展对其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应更高。
2.官员更替的调节效应
文章进一步考察官员更替是否会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果。构造官员更替指标change，将其与核心解释变量did相乘以构建三重差分项did×change，再代入模型（1）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三重差分项did×chang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大于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值，这表明随着地方官员的更替，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果更好。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财政透明度，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可靠。
（2）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不同特征城市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经济发展对高等级城市和东部城市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果更为突出，且当财政透明度处于中等水平时，数字经济发展的提升效果更好。
（3）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政府公开意愿以及技术进步来提升财政透明度，表明提高政府公开意愿和技术进步是数字经济发展改善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渠道。
（4）邻近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会明显改善该地区的财政透明度；且随着地方官员的更替，数字经济发展对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效果更好。
（二）政策启示
（1）政府要持续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完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为地方政府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以及财政透明度等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
（2）通过加强中西部以及地级市城市“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扩大东部和高等级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和地级市的辐射效应。
（3）加强数字财政以及电子政务平台建设，借助数字技术发展有效提升财政信息公开质量，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政府治理水平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
（4）优化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与制度，利用制度优势规范地方政府以及政府领导班子，借助制度体系制定统一的财政信息公开标准，从而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及公众对政府财政信息供给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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