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刚看完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讲到明朝末年赈灾没钱，没钱指的是没白银，整个经济形势是通货紧缩，明末经济很好，是通货紧缩惹得祸。这是书中的观点。由此想到了现代银行的产生，又有现在的美国债务危机。如果回到明朝…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0 回帖

关键词：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 通货紧缩 那些事儿 债务危机 美国债务 那些事儿 白银

明朝灭亡要放到封建社会的大棋局中去看，就会发现，虽然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各有各的，但根本一条还是制度的限制。你看看吴思的血酬定律和潜规则，就会发现这样的制度，最终都会导致好人变坏人，劣币驱逐良币，到最后必须得通过一次革命性的毁灭才能得到重生。可悲的是，制度不变，这种悲剧轮换上演。

一个政权的覆灭或者垮台不可能只是经济上的原因，原因在于那腐朽的制度~

历史学家对历史经济的研究往往是片面的

顶二楼啊。每个朝代的制度都有一定程度的缺陷。当开朝建国的皇帝都比较给力，因此能够一定程度上利用个人的能力弥补制度的缺陷。不过后来的继承者就未必有这个能力了。
明代的宦官专政是其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wxdshida 发表于 2011-8-6 12:01
明朝灭亡要放到封建社会的大棋局中去看，就会发现，虽然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各有各的，但根本一条还是制度的 ...

有时间一定看

封建社会！！！！都跟谁学的！！！！

【转帖】浅谈明朝灭亡的原因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http://www.ghzw.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103］


    在中国，自秦始皇以后2000年封建皇朝统治的历史中，建立过两百年以上大一统皇朝的只有四个，他们是西汉朝 唐朝 明朝和清朝，这四个大一统王朝的兴衰都有各自的故事，现在据我所知道的历史知识，谈谈我所认为的明清两朝灭亡的原因。
    先说明朝，我认为造成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即明朝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统治阶级与起义军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与关外异族(主要是满族）之间的矛盾。
    明朝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可以从明初的靖难之役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夺得皇位后猜忌功臣，赋予镇守各地的藩王节制将帅的权利，造成了“尾大不掉”的隐患。洪武末期朱元璋立已故太子朱标之子朱允文为皇太孙。1398年朱允文（建文帝)继承皇位。因感其皇位受到个藩王的威胁，在大臣齐泰 黄子澄的帮助下，着手削藩，在一年之内连削周 齐 代 湘 岷五王，致使皇族内部矛盾激化。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在北京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建文帝内无良相，外无良将,举措一再失当，先后败于普沱河沟河 郑林坝 白沟河 夹河.1402年燕兵攻入南京，建文帝失踪。靖难之役是在明朝统治阶级皇族内部矛盾不断激化而产生的一个历史事件。因在靖难之役中得到宦官的帮助,更加信任宦官，其即位后给与宦官出使 出征 监军 侦缉等权利，这些宦官利用与皇帝亲近的机会博得皇帝的欢欣，加之明中后期皇帝昏庸，往往让宦官代自己处理朝政，宦官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拉邦结党，陷害异己更加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的宦官势力特别猖獗，他们分别是东汉，唐朝和明朝，这三个朝代的灭亡与宦官势力过分膨胀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认为明朝的宦官专政对当时社会发展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汉唐及其他朝代。这些宦官上勾结后妃外戚，把持朝政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下盘剥百姓，气焰熏天，为后世深恶痛绝。
    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了明朝宦官专政呢？我认为造成宦官专政原因之一是朱元璋建立了一个高度专制集权的ZF，因为高度的专制集权所产生的重要后果就是皇帝不信任大臣，担心大臣会反对自己的统治，所以朱元璋一面禁止宦官干预朝政，并在朝内树立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一面又派宦官监军。明成祖朱棣因在靖难之役中得到宦官帮助更加信任宦官，在他迁都北京后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用于监视群臣。这个机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宦官，由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对他们活动的大力支持，这也等于在无形中助长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他们开始树立党羽，打击异己，在明成祖朱棣做皇帝的二十多年里，虽然宦官的势力逐渐强大，但是仍然没有左右朝政的能力。明代的宦官专权是从英宗朱祁镇同志式的王振开始的。王振原为教官，后净身入宫，英宗做太子时，即朝夕侍候其左右。英宗登基后即任命王振掌管司礼监。据史料记载，英宗非常宠信王振，言无不从，呼为“先生”而不称名.英宗初年，上面有太皇太后张氏主政，下面有元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辅政，王振受到压制，尚不敢放肆。后来太皇太后及“三杨”先后死去，朝政由王振把持，朝中大臣皆呼王振为"翁父”，明朝宦官专政从此正式走向历史舞台。
    在王振（因土土木堡之变）倒台后又有两个太监的权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是武宗朱厚照时期的刘瑾，熹宗朱由校时期的魏忠贤（被明朝官员称为九千岁，皇帝为万岁）。这些宦官擅权纳贿，结党营私，残害异己，败坏朝纲；广置田庄，横征暴敛，滥施酷刑，欺压百姓，危害甚众。（称为阉党）这是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个原因直接引起了明朝中后期的党争。
明朝末年的党争始于明神宗万历中期，终于南明朝灭亡，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的党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神宗万历中期至明熹宗天启初年，这一阶段是党争的起始时期，主要是代表中小地主机商人阶级的东林党与代表大官僚大地主的齐、楚、浙等党之争。因为这些党派斗争与宦官专权产生矛盾，所以引发了一些列宫廷事件。
     首先是“争国本”这件事;明神宗皇后无子，恭妃生长子朱常洛(明熹宗),郑贵妃生三子朱常洵。因神宗宠爱郑贵妃，便欲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怕遭到朝臣的反对，所以迟迟未立太子。群臣深以为忧，先后柬言者蜂起，他们以维护祖制为名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言者皆得罪，被降调着无数。群臣力争十五年终迫使神宗勉强同意立朱常洛为太子。此后宫廷有发生了挺击、红丸、移宫三案，这三大案全都围绕着争国本一事而来。
     万历四十三年（即1615年）蓟县一名张差之人持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受门内侍，被擒住，经过审问其供认是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指使。神宗包庇郑贵妃将张差定位疯癫，处死，并秘密处决庞保、刘成。事后万历帝找各种借口将主张追查的大臣加以贬斥。史称“挺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病逝，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不久光宗患痢疾，郑贵妃亲信、御药房太监崔文生进泻药，光宗病情恶化。鸿胪寺丞李可灼进‘仙丹’红药丸两粒，光宗服后去世。东林党人弹劾崔文生、李可灼。崔、李二人被罢官流放，魏忠贤专权后为此二人翻案。史称‘红丸案’。
     光宗朱常洛病重时，长子朱由校十六岁，生母王才人早逝，命李选侍居乾清宫照料长子。光宗死后，郑贵妃与李选侍欲控制皇长子以把持朝政，被东林党人发觉，被迫迁出乾清宫。这就是历史上的‘移宫案’。
     明朝党争的第二阶段大致是熹宗天启中后期，这也是党争最激烈的阶段，主要是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明熹宗天启皇帝登基后，其乳母客氏于秉笔太监魏忠贤勾结霍乱朝政。之前与东邻党争斗的诸党及非东林党成员均投靠魏忠贤，形成阉党，天启后期阉党在与东林党的争斗中逐渐取得优势，东林党遭到了残酷的打压。
    明朝党争的第三个阶段是在明崇祯时期，这也是明朝党争的最后阶段，主要也是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争斗。熹宗死后信王朱由检(崇祯)即位。崇祯帝即位初期利用东林党与阉党间的矛盾对其予以打击。但是他没能吸取前几人皇帝的经验，继续崇信宦官，也使得明政权进一步走向灭亡的深渊。

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儒家放任主义经济思想泛滥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702/15733.html
作者：杜车别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危机,这一点在上面崇祯皇帝部分的论述中已经说明的相当充分。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饷，致饥兵作乱。饥兵与饥兵结合导致大规模的国内叛乱。ZF军队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部侵略，也无法肃清内部叛乱。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
　　　　
　　　　表面上的原因是如此了，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国家为什么发生财政困难？难道说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赋税收入居然还无法应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么？要知道历史上许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都尚且游刃有余。战国时期的那些国家就不必说了，赵国、秦国，许多次战争都动用几十万大军，以后的如三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等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反观明末，不必去说名义上军队数量多少，真正实质意义上动用军队十万进行一次战争已经是接近极限，超过十万一点还可以，如果接近二十万则国家财政就已经无法维持。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一个耕地面积十亿亩以上，人口接近二亿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招募二十万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都做不到，那这样的赋税收入只能说已经少到了不正常的地步。
　　　　
　　　　随之而来的是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在明朝初期的时候，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及发生饥荒的时候赈济灾民没有任何问题。而到了明末就不行了呢？难道是因为明初的经济比明末更发达，明朝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经济处于不断衰退中？可这显然背离了事实，任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及任何当时人的记载，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明朝的经济越到后期就越繁荣，越发达。到了万历时期，经济的繁荣，生产力的发达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明初与之相比是望尘莫及，即便在连续发生了自然灾害后的崇祯年间，尽管相对于万历时期，经济有所衰退，但在总体上，远远高于明初则是不成问题的。经济是更繁荣了，生产力是更发达了，而国家的财政却是显得更加困难了，这是什么道理？
　　　　我们注意到明朝初期的赋税收入到明朝末期的赋税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明朝末期的财政困难自然是因为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收入基本不变，开支却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不得不增多，这样当然就造成了困难，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还有一点，如果说赋税收入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那么至少每个人感觉到税收压力应该远远低于明初，可为什么反而明朝末期都到处都是一片对赋税过高的抱怨，到处都是叫苦连天的声音呢？
　　　　如果说是末期后来增加的军饷，或者额外的加派过多，这也不通，要知道明成祖时期，修建北京的紫禁城，营建武当山建筑群，郑和七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几十万大军屡次南征越南，这几个事件中间随便单独拿出一项来所造成的财政开支就远远高于崇祯时期所有的赋税收入以及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以及地方上额外的加派的总和。但为什么明成祖时期，总体上社会保持安定，百姓对负担虽有一定抱怨，但总体上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为什么到了明末，增加赋税，造成的反对声音会这么巨大？
　　　　
　　　　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的解答，我们才能解答明末财政危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从而解答明朝灭亡的真正实质究竟是什么！
　　　　但是对这些问题给予一个透彻的回答,我们还是需要一步步进行分析.
　　　　
　　　　
　　　　首先从黄仁宇著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专著中论述我们可以确认如下三个事实,然后从这三个事实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给上面这些问题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
　　　　
　　　　这三个事实是
　　　　1,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2,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3,明代晚期人们对任何一次增税的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至当ZF试图增加赋税时阻力重重
　　　　
　　　　1、明代税收过低
　　　　
　　　　关于第一点,明代税收过低的问题，可能许多人都难以相信。一些人一直以来被灌输的观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的统治者如何残暴荒淫，如何横征暴敛，如何敲骨吸髓，广大人民在沉重的剥削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明代的灭亡都是由于统治者征收的赋税过重，人民难以负担，奋起反抗的结果。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甚至一些所谓的历史学者的文章专著中也是这么宣扬的。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
　　　　
　　　　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明代的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情况，很容易就能做出否定的回答。事实上，黄仁宇在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对长久以来被一些人深信不疑的这种陈腔滥调进行了驳斥。
　　　　
　　　　黄仁宇说“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p341　
　　　　

　　　　（1）农业税低　　　　
　　　　“在现代，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17世纪早期ZF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万两白银，……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万8677两，其中有449万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滩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象王毓铨所断言的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17世纪初期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这一事实更加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认为清代一直声言减税，但在清朝初期并没有这方面的财政记录。新朝税收水平一如前朝，税率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谓的‘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税率”[32]p410-411
　　　　
　　　　李隆生在[103]一书中对晚明农业总产值做过一个估计，他可能没有看过顾诚及其弟子对明代耕地面积的考证，仍旧采用传统的过低估计。
　　　　我们这里只采用他对明代平均亩产量的估计:每亩田1.2石的米[103]p175(南方亩常量高的多，北方亩产量低，这个平均亩产量的估计明显是偏低的，张显清提供了一些其他学者的看法，余也非的估计是明代北方地区平均亩产1．302市石，南方地区平均亩产2．604市石；郭松义的估计明后期全国南北水旱粮食平均亩产256市斤，按照一石白米为94.4公斤计算，则平均亩产在1.3石左右，但这里我们为保守起见，仍旧采用李隆生这个偏低的估计）。
　　　　
　　　　至于耕地面积，明初洪武时期的耕地面积约为8亿5000万亩左右[34]p304，明代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初期的耕地面积应该在11亿亩左右。按此估算，洪武时期的农业总产量是10亿两千万石左右，而晚明时期全国农业的总产量至少是13亿两千万石左右（这个显然是出于保守估计，偏少的一个产量）。
　　　　而明代的农业税收是多少呢？明初的时候，“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32]p055，到明成祖以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32]p56，“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32]p226
　　　　按照这些数据计算，明初的时候税率为3.16%，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可见无论是明代初期，还是明代晚期，平均的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而明代晚期（不包括崇祯时期）甚至低于五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税率不能不说已经低到了极限。
　　　　
　　　　当然通过总体田赋收入和总体产量的比较得出的平均税率可能并不足以说明具体落在每个地主头上的负担究竟如何。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呢？黄仁宇以广东顺德县的情况为典型，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我们不妨摘录一些主要结论
　　　　“1585年版的《顺德县志》提到，佃农通常每亩土地向地主交纳0.9石稻米，由于基本税率估计为每亩0.03石，则征收部分只占田主收入的1/30，佃农与田主五五分成，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1/60 ”[32]p111
　　　　基本税只占1/60，那加上其他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银（这主要针对富有的田主），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但实际上基本加上所有这些，总的税率仍旧不算高。
　　　　“尽管有14种附加税，实际上的税收标准仍然较低。对那些少于30亩土地但主要是下等地的、以及家里不多于两个成年男子的小田主来说，税收负担通常不到他们粮食收成的5%。累进税制也能得到证实，对一个拥有300亩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户中有五六个成年男子的中等田主而言，他的税收负担接近于他粮食收成的10%左右”[32]p116
　　　　
　　　　“税收低的标准，可以进一步从县志汇集的数字中得到证实，1585年，……可以知道每亩土地的平均税收负担为0.0332两白银，……即使不考虑正常季节会混种各种不同的作物，平均每亩土地的年均收入也应当在1两白银左右。因而大致的税额，接近于土地收入的3.5%左右，（即便考虑有些年份粮价下跌的影响），税收依然不会超过土地收入的6.12%” [32]p116-117
　　　　
　　　　也就是所有各种摊派加上去之后，并且考虑到粮价波动的因素，也只是在3%到6%之间波动，这样的税率也实在并不算高。
　　　　
　　　　除了顺德县以外，黄仁宇还根据《大明会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明代晚期全国的农业税率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估计。得到的情况大体上和顺德县相似，有的地区高一些，有的地区低一些。比如杭州府的税率为6.7%到10.05%（同样是受粮食价格的影响）[32]p217；而山西汾州府的平均税率为8.3%（粮食价格每石0.6两白银）[32]p220；湖广安化县在16世纪中期税率为3.9%（粮食价格每石0.3两白银），17世纪初税率为5.9%（粮食价格每石0.2两白银）[32]p221；南直隶溧阳县最低税率是1%，最高税率是5.4%。[32]p222
　　　　
　　　　最后得到的总的估计是“通常而言，直到17世纪初（原文为“16世纪初”，应是笔误或翻译错误，因为作者在文中前后引用的数据年代都是在1576年，1600年，1620年这类的，大致范围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引者注），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算，税收不超过产量的10%。在许多地区，征收额是远远低于这一水平。尽管有些地区的税赋较重，象长江三角洲地区，税额接近农业收入的20%。但这种估算没有考虑到无偿应役、……，也没有考虑到不同于大宗粮食的其他额外收入”
　　　　“整个帝国赋税的平均水平似乎也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这一估计不会受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特例的影响。尽管名义上长江三角洲这四个府的全部田赋额越占整个帝国田赋总额的10%，但由于税收折色和役的合并使其大大降低了”
　　　　
　　　　我们注意到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前面按照田赋收入和农业总产量的比较得到的农业税率在明代晚期只有2%不到，而按照黄仁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估算，则全国平均税率可能在10%左右（应该强调一句10%税收就本身来说，仍是属于低税收，黄仁宇对这一点也是反复强调），这之间相差了五倍之多，怎么来解释这种差异呢？
　　　　
　　　　我的看法是，这里有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用总产量来估算税率的时候，用的田赋收入只是基本税额，也就是并没有把许多其他摊派比如地方上供给驿站的用度，以及供给户部的一些物料折银计算进去，尤其是没有把劳役折合的银子计算进去，根据黄仁宇的估算，全国劳役折合的银子可能在1000万两白银左右。
　　　　
　　　　但是这个理由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就算把所有这些都全算进去，估计农业税率充其量也只能在4%左右，而不可能更多（事实上4%都是过高的估计，因为明后期劳役折银，都是大打折扣的，根本达不到理论上的估计）。如顺德县的例子，把所有的摊派都考虑进去，在粮食价格正常的情况下，“大致的税额，接近于土地收入的3.5%左右”。
　　　　
　　　　那么还有6%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是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这又有可以分成两点，一是粮食本身在一年不同时间的价格波动，一是粮食的南北价格差距。
　　　　
　　　　明代晚期大部分粮食赋税已经是折合成银子来交纳。黄仁宇的说法是“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2600万石，其中有80%似乎已经能够折银”[32]p226而万明等学者对此的估计还要更高，他们认为黄仁宇的估计是偏低了，“他对税收中白银的估计可能偏低。事实上，田赋已经折银交纳，就是加派，也是征银”，“总的来说，大致实物征收在总数10%左右，即晚明约90%的实物税已经转变为货币税可能更为合适。”[151
　　　　
　　　　既然粮食税在晚明大部分是折合成银子上交，那么地主要交纳赋税，就首先必须把收获的粮食卖掉，于是到了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卖出的粮食骤然增多，导致粮价不断下跌，农民只有卖出比正常价格时候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纳赋税所需要的银子，而到了征收赋税的时段过去，市场上的粮食减少，于是价格又会上升。这种现象在许多明代经济史著作论文中都有记述。在黄仁宇的著作中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山东汾上县1576年就报告说收获之后，很快就到了税收期限，这时候的小麦价格从正常的每石0.52两白银降到每石0.37两白银，大麦则从每石0.4两降到每石0.25两白银。三个月后价格又回到了正常的水平”。[32]p239-240
　　　　
　　　　《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中也有类似描述“税收折银以后，缴纳赋税之时，农民为了交税，不得不以低价出卖粮食，获得白银，于是纳税期粮食价格下降；当纳税期一过，粮食价格立即上涨，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如万历四年(1576)，山东汶上县税收时，小麦价格从原来的每石0．52两白银下降到0．37两，而大麦由每石0．4两白银下降到了0．25两，并且在三个月才恢复到原来的价格。”《晚明社会变迁》[151]p194-195
　　　　这并非仅仅发生一个地区，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在南方的话，这种由于交纳赋税造成的粮食价格波动可能还要剧烈。
　　　　
　　　　那么由此造成的是什么结果呢？ZF是不是因为农民因为粮价降低而不得不卖出更多的粮食而获得收益呢？恰恰相反！ZF从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不妨作个假设，假如农民卖出一百石的粮食，这时候粮价是每石0.3两白银，得到的银子是30两，上交给ZF。而等ZF拿到这30两白银的时候，并用于支出各种开销的时候，正好是过了税收时期，粮价回到正常水平，甚至高于正常水平。如果用这30两银子到市场上去买粮食的话，假如粮价是0.5两白银，只能买到60石的粮食。于是在农民那里，他觉得自己交的税是一百石，而实际上ZF真正收到只有60石。那么当中40石的好处跑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跑到那些买进卖出的商人那里去了。
　　　　粮价的时间差异会造成这种农民负担没有减轻，而ZF收入也没有因此增加甚至反而减少的结果。真正从中获取利益是商人。
　　　　同样南北粮价的差异也会造成类似的结果。南方的粮价低，北方的粮价高。南方的粮价低的时候能低到每石米只有0.3两白银（如黄仁宇说的“在16世纪晚期，广州的粮价可能跌至每石0.3两白银”[32]p117），而北方的粮价则接近每石1两白银，我们这里不妨算每石0.9两白银（事实上，李隆生在估计明代农业总产值的时候，用的价格就是每石0.9两白银）。还是用刚才那种方法计算，在南方一个农民交纳100石的粮食税收，折合成银子是30两白银，而这30两银子送到北京去的时候，实际上只能购买33石左右的粮食，中间将近损失了70%。假设一个地主总收入是1000石的粮食。对北京的中央ZF来说，实际上只收取了南方农民1/30的赋税，而对南方的农民来说，他交纳的却是十分之一的赋税。这中间的好处不用说，又全部落在了买卖的商人口袋里去了。
　　　　这种粮价波动造成的影响对于解释为什么ZF实际收到的赋税很低，而农民实际的交纳的赋税其实并没有那么低应该还是比较有力的。这里面的差额实际上是被商人拿去了。
　　　　
　　　　接下来看第二个方面的原因，黄仁宇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10%的估计是根据《大明会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每个地区的情况进行逐一分析后得到的。这个10%的自然是靠字面上的记载估算得来，同真实的情况应该说还有比较大的距离。这些地方志的记载说，每亩田应该交纳多少两多少两银子。但实际上仅仅是一个理想状态，最后交纳的时候，能否真的落到实处，是很成疑问的。
　　　　
　　　　明朝晚期，即便农业上，偷税逃税漏税的现象都相当严重的。我们上面的部分实际上已经引用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收集到明代文献资料中关于这方面情况的记载。
　　　　比如《漳州府志》中说
　　　　“田入佃手，其黠者逋租负税，莫可谁何，业经转移，佃仍虎踞，故有久佃成业主之谣”[92]p2208
　　　　“甚者大租之家于粮差，不自办纳，岁所得租，留强半以自赡，以其余租带税与积惯揽纳户，代为办纳，虽有契券，而无贸本交易，号曰白兑，往往逋负官赋，构词讼无已时”[92]p2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