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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蒂姆•哈福德
今年夏天最抢眼的经济学研究论文，毫无疑问是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博士生塔图•韦斯特灵(Tatu Westling)的论文《男性器官与经济增长：尺寸有关系？》(Male Organ and Economic Growth: Does Size Matter?)。
让我们先开门见山，介绍一下这篇论文的结论，因为可以在某些地方学到一些重要知识。韦斯特灵发现，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与该国男子阴茎的平均勃起长度有关。确切的说，1985年，勃起尺寸居中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最高，而1960至1985年间，阴茎勃起尺寸则与经济增长呈反比关系。为了得出以上结论，韦斯特灵采用了一种在研究领域被称为“跨国增长回归”(cross-country growth regression)的统计学方法。过去二、三十年里，（某些）发展经济学家十分钟爱这种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之所以可行，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计算机的使用，但主要依赖于数据集的精心搜集整理。这些数据要能够描述大量国家多年的GDP、政治体制、教育程度以及其它变量，然后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观察一国经济中有哪些特征与经济增长相关。韦斯特灵不过是在其中添加了一些相当反常规的数据。
这种研究策略已经得出了许多答案——事实上，答案太多了。2002年，发展经济学家罗曼•瓦奇亚克(Romain Wacziarg)用尖刻的笔调写道：“那些宣称可以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灵丹妙药中，包括高有形资本投资率……低生育率、距赤道远、低热带病发病率、临海……和条件适当的外国援助。”我已经省略了瓦奇亚克列出的17项“灵丹妙药”，他还指出，这个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永远列不完”。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名单上加上13.5厘米的勃起阴茎长度——据韦斯特灵证明，这是“能够使GDP最大化的尺寸。”
韦斯特灵表示，他采用的是标准的统计方法，结果具有鲁棒性；而这种相关性无论在统计学上还是经济学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换言之，这项统计结果大到不容忽视的地步（请别笑），不会只是巧合而已。
好吧，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结果呢？我问韦斯特灵，他会怎样形容他自己的研究论文，他提出了“嘲讽经济学”这个术语，还补充道：“从科学角度讲，这篇论文很可能和当代经济学大多数论文一样毫无价值可言。”
韦斯特灵的话有一点太尖锐了，但也只有一点点而已。人们已经利用跨国增长回归证明了大量的统计学关系，不少甚至相互矛盾。（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有大量不尽如人意的文献，要么证明外国援助能够促进增长，要么说不能促进增长，还有的论证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促进增长。）这些回归研究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可供检验的统计学关系种类实在繁多，而数据本身有时也并不全面。（不过很少有哪个数据集的来源，能像韦斯特灵的阴茎长度数据的来源一样可疑，这一点他倒乐于承认。）
如果能够认识到这种统计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站不住脚，以及将统计学关系转变为一项可行的政策有多么困难，跨国增长回归还是有用的。不过，你也许想知道，如果一种统计学方法能够在阴茎尺寸与经济规模之间建立起强大的关联，那么这种统计学方法应该受到多大的重视？你这么想合情合理。
当然，除非这种看起来荒唐可笑的关系是真的？我向韦斯特灵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一位生物学家对我说，睾丸酮或许能解释一些问题。”这可说不准。
注：蒂姆•哈福德的新书名为《适者生存：为何失败是成功之母》(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由利特尔-布朗公司(Little, Brown)出版。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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