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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争做民族复兴栋梁！
以下是《中国教育报》
长征：开创科技强军之先河
1934年12月间，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向五岭老山界进军途中，大家利用行军间隙学习电台技术。此时路过的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看到学员的蜂
鸣器和地上划着的阿拉伯数码，停步观看。了解到这是通信学校学生在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后，周副主席转身对朱总司令说：“这些战士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学习电台技术，真不简单哪！”朱总司令和颜悦色地看着大家说：“好哇！有这股子劲就好办，什么技术也能攻下来”。周副主席接着说：“行军路上办学校，这是件新鲜事，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学习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传统教材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当年设帐风雨长征路
在古都西安，坐落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亲手创建的我军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所学校1931年诞生于江西瑞金，她伴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和人民军队的不断胜利，反围剿、过雪山、涉草地、越黄河、迎解放，成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红色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为革命战争夺取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金秋十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园内芳草如茵，鲜花锦簇。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们再度踏入美丽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园，搜寻这所亲历长征的高等学府在75年发展史中，以长征精神办学育人的感人故事。
半部电台起家办学反围剿中屡立奇功
在学校办公楼北侧花园，坐落着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的王诤将军的铜像。铜像高
说起王诤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就必须首先回顾我党我军的无线电通信历史。1927年11月，党中央为了安全，成立了“中央特科”。党中央迁上海后，中央特科下设交通科，负责电台事宜。此前，中央与各省及根据地的联系，主要靠地下交通传递信件，交通员经常遭到逮捕、杀害，通信来往时续时断，严重影响革命工作。
到1930年夏，红军发展到13个军，约10万人，建立了15个根据地。人员的增多，地区的扩大，战事的频繁，使通信问题呈现出严重的困难。当时任一军团前敌党委书记的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八月攻长沙不克的原因之一是“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在缴获的大批战利品中，人们第一次见到了稀罕物——无线电台。不知电台为何物的红军战士将发报机弄坏了，幸好收报机被保存了下来。与这套系统一块被红军俘虏的，还有被红军领袖们视为珍宝的10名国民党报务人员。其中，有位叫吴人鉴的年轻中尉带头报名参加了红军。为纪念自己的新生和表达投身革命的的决心，他改名为王诤。
在这批人中，王诤学历最高。参加红军前，他是国民党18师的电台台长，通晓无线电技术。
随着战事的发展，红军迫切需要建立无线电通信网，培养通讯人才的工作显得越发重要。中央决定，由王诤同志负责组建无线电训练班。
1931年2月，中央红军总部无线电队开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江西宁都开学。这是人民军队通讯教育史的开端，也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创立之始。1931年11月，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在江西于都成立。到1931年年底，红军已有19部电台，各军团、各军均配置了电台及电话队。1933年3月，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在历次反“围剿”中，在半部电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军通信学校培养的通信战士，在战斗指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各部队之间的往来电报将行动方向、退却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和求援呼救等情报如同雪片一样送进王诤电台的搜索圈，成为中央首长指挥战斗的重要依据。
1931年4月，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围剿。面对来势汹汹的20万敌人，仅有3万人的中央红军决定隐蔽行踪相机歼敌。于是，准确的情报成了制胜的关键。王诤领导下的半部电台日以继夜地投入到侦察搜索中。
王诤原名吴人鉴，
“通校”在战火纷飞的战争环境中办学，教学设施十分简陋。校舍是一些民房，师生居住很分散。床是用石块和砖头垫起两块木板做成的。教室里多是用几块石头架起一块木板来当桌子用，坐的也多是石头和蒲团。
生活条件虽然差，但文娱活动却十分活跃。学校有俱乐部，各队有“列宁室”，有墙报、棋子、乐器。全校只有一个篮球，常进行比赛。晚会也经常开，有唱歌、猜谜语、讲故事等节目。在紧张愉快的学习中，学员们很快掌握了无线电通信技术，成为通信工作的骨干。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三同志带领红军通信学校的师生们和一个运输大队，踏上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征途。
征途中刻苦学习 学员中走出百名将军
“通校”教务主任沈毅力在回忆长征途中情景时说：“那时一边行军，一边上课。休息的时间长，上课的时间也相应的长，到达宿营地再把路上耽误的课补上。有时要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尽管行军作战环境艰苦，可我们抓紧时间教学，使学员的技术水平得到巩固和提高”。
袁以辉是中央军委通信学校无线电训练班第9期学员。这一期共有8个人，有李贻玉、黄奕棋、叶德胜、曹明衍等。大家都是工农出身，认不了几个字，学习困难很多，特别是学英文。学员们利用一切时间读呀、背呀、记呀、画呀，熄灯后还在心里默记。那时苏区的物资供应极为困难，一支铅笔写到手指夹不住了，就破开小竹筒把它夹起来再用；一张纸要写两面，写满了再用橡皮擦一擦再写。再不够，学员们就地找些细沙铺在“课桌”上，在沙子上练习写字母。
从认英文字母到拼音，从拼音到记单词，从英译中到中译英，一个个难关硬是攻下来了。在一次英文考试以后，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到达懋功，军委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训练班并入红军“通校”，开始复课。所学的课程基本沿用过去在中央苏区时使用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因为大家迫切想学好技术，学习十分刻苦用心。在这种环境中，只能露天上课，教具极少，而且全靠自己制造。所用的电池都是前方电话队用过的旧品，大家在锌皮上捅上几个洞，放在盐水里浸泡一下，还可使用，称作“麻子牌”电池。每月每人只能发一支铅笔，老师专门教给大家削铅笔的办法。纸张更为缺乏，只在考试时才发一张毛边纸，平时使用缴获敌人的文件当作稿纸。
在懋功，经过一段休息、学习，又有一批同学毕业了。不久，爬雪山、过草地，1935年10月，“通校”师生到达陕北吴起镇，又随中央机关到达陕北瓦窑堡。陕北的无线电训练班、红25军无线电训练班，与“通校”合并，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正式成立。1937年1月，学校随党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开始了在抗日战争中办学的新时期，学校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长征途中，校长刘光甫亲自讲授电学。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效果非常好。在做装机实验时，电容、电阻、变压器都是从缴获敌人的收音机上拆下来的，大小规格均不配套。电信材料均为战士从战场上缴获的，非常珍贵。装配时，先在平地上把线路搞熟，然后在木板上画好图，摆上零件，教导员逐个指导。因零件不多，一个人摆完后，另一个再布线。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学员们都学会了装制收发报机。
长征途中，部队转移频繁，宿营无定。军委与各部队每天的侦察、通报、联络、指挥、作战、协同等，全靠无线电设施。军委三局局长王诤领导下的电台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军“神经中枢”。
为了收集情报，王诤凭借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术，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同那些刚刚从红军通校毕业的年轻人一起钻研分析，将一份份敌情通报送到毛泽东手中。
从1931年到1936年短短的5年中，从敌人严密封锁的根据地到长征途中，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红军通信学校培养了2000余名通信技术人才，其中包括以李白、曹丹辉、胡立教等为代表的通信英才，也走出了王铮、曹丹辉等近百位解放军将军，成为我军电子通信技术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的摇篮。
长征火把代代相传 科技创新再立新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办学的13年间，学校办学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形成了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校风，成为党中央指挥全国抗战的神经中枢，毛泽东同志称之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此时，通信机要的地位更加凸显。国民党军队有强大的电台位置跟踪设备，大中型电台一开，就会立即暴露了自己信号的位置。周恩来与王诤调研后商议，决定各部队一律改用敌人不易辨别的小电台。
此后，王诤领导的军委三局小电台一直跟随毛泽东身边。周恩来还精炼地总结出32字电台方针——“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化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
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军委与前线各个野战军的无线电通信联络都在王诤的部署领导下，电报量由延安时期的每月90万字，增加到140万字，其中，随叫随到的联络占20%。中央首长标有4个“A”的十万火急电报，更是从未延迟，从未出任何差错……
被聂荣臻挽留在华北军区电信工程专科学校无线电研究班任教的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班威廉在《新西行漫记》中写道：“教育这些青年人是极愉快的事情，他们虽然对于数学这些功课已经三四年不接触了，但不到三四个星期已温熟了过去的课程，开始学习新课。进步的速度，可以与任何第一流大学的学生相比而毫无逊色。但是在这一年之中，我们确实做了许多烦难高深的功课。虽然除了无线电台之外，更无其他仪器，我们照样读完了全部高等物理学，这种读书方法，或许一般正统的教授们要认为是怪事的。他们确实学会了大学微积分。我们经常举行考试，周考、月考、期中小考等，所有成绩，完全达到最高级大学的水准”。
1949年10月，学校迁址河北张家口，结束了学校发展史上长期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特殊时期，并组建为党和军队当时最为重要、规模最大，集情报、保密、通信技术人才培养为一体的高校——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毛泽东、朱德、聂荣臻亲自为学校题词，毛泽东同志高度凝练了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根本任务，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光荣的历史征程孕育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良的办学传统。长征精神的滋养、延安精神的浸润和追求真理、攀登不止的科学精神，是西安电子科大优良校风、学风形成的基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学生上政治课，朱德同志亲自签发选调“通校”学员的命令，周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无微不至地关心学员的学习与生活。建国后，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元帅更是具体指导学校工作。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放眼世界、重视人才的胆略和气魄，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75年历史长河的瑰丽画卷中熠熠生辉，光芒四射，成为学校创新与发展的强大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实现了人才培养和办学模式的根本转变。1958年，学校迁址古城西安，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简称为“西军电”。1960年，毛泽东同志再次为学校题词：“艰苦朴素”，鼓舞师生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拼搏奋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党中央、中央军委确定快速发展原子能、火箭技术、无线电技术三大领域，学校的发展步入了新阶段。学校办学模式实现了由工科向理工结合转变，创办了一批集雷达、无线电、导航、控制、信息论、网络、天线等技术领域交叉融合的军事电子学科新专业。1959年，学校被中央确立为全国重点建设的二十所大学之一。1988年1月，学校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民经济信息化对电子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顺应时势，秉承优良传统，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励精图治，学校的学科特色更加鲜明，学科实力显著增强。目前，学校的主干学科全面覆盖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在信息、计算机、微电子等代表21世纪信息技术的核心学科领域中优势明显，拥有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通信与信息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等5个国家重点学科，5个博士后流动站涵盖通信与信息系统等20个主流学科点，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等一级学科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先后建立起研究生院，3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科基础课程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国家集成电路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成为我国培养电子与信息高层次人才和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电子与信息技术问题的重要基地。(本报记者柯昌万 通讯员强建周)
《中国教育报》
| 大学生纪念长征演讲比赛决赛西安落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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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和“重走长征路、续写长征精神”大型活动的闭幕仪式。教育部副部长李红卫，省委常委、省委教育工委书记郭永平出席颁奖大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大、西工大、西北大学、陕西师大、西安音乐学院、西安体育学院等七所高校师生联合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 承办这次活动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所通讯学校，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之际，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学生“重走长征路，续写长征精神”大型活动，旨在让大学生深刻理解长征精神，唤起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热情，激发他们早日成为民族复兴栋梁的信心。 这次演讲比赛的复赛在红军长征的目的地延安举行。连日来，29个省、市、自治区参加复赛的近百名师生奔赴宝塔山下，师生们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等革命旧址，瞻仰了“四八”烈士公墓，聆听了延 责任编辑：付爱咏 来源：http://www.xuedao.net/jyxw/200609/5627_130097.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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