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政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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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我们已经提出了减少利益集团和贫困人群反对市场的动力的建议，下面是关于如何削弱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力的方法。

开放产品和资本市场

　　要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影响立法机构的权力，最有效的办法是向国际竞争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开放金融市场。这是我们对于历史分析所得到的主要教训，在对于开放政策的反对声音日益高涨的今天，这样的教训如何夸大都不会过分。当世界经济在整体上处于开放状态时，一个国家并没有动力单方面关闭贸易和资本流动，因为贸易和资本总是能找到钻空子的办法，除非是古巴或者朝鲜这样的极权政府。但是如果出现反对开放的大规模运动，即使只发生在几个大的国家，也容易诱使政治家采取封闭政策。这正是近年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浩大和激烈的反全球化抗议活动带来的危险。

　　面对这些抗议，经济学家们的回答往往是强调国际贸易带来的效率收益——通过比较优势法则——如果各个国家都专注发展自己最擅长的产品，那么生产效率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改进，使所有的国家都得到好处。在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通常对于自由的国际资本流动表现得比较冷淡。我们并不能忽略贸易产生的效率收益的重要性，但是同时要强调保持开放带来的另外一种好处：削弱国内利益集团的力量，而自由的资本流动在这方面非常重要。

　　对我们来说，为什么开放是有益的?答案非常简单，开放带来了外来的竞争——利益集团不能通过政治手段来约束这些外来者。保持对外开放的承诺迫使利益集团放弃用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地位，而必须采取更硬的功夫：更有生产效率。由于美国不能控制英国的金融管制，欧洲市场得以发达起来，甚至威胁到美国的金融统治地位。最终，欧洲市场带来的竞争和选择促进了英国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共同发展，也带动了世界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开放迫使政治当局在提高普遍的国民经济福利方面展开竞争。否则，当局可能会忽略不重要的大众而集中服务于少数有影响力的人的利益。开放有助于开放的经济在整体上获益。 　　对于在产品和金融市场上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发达国家来说，开放给它们带来的好处很明显，但是对于不发达经济体，突然的自由化是有风险的。虽然一个自由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但是这些在保护伞下面生活了数十年的经济体，需要建立保证市场良好运转的基础设施。在短期内，把这样的经济置于国际竞争的风浪之中或许是有害的，部分是因为这会导致很多市场经济的推动力量不幸破产——比如职业人士、中小企业主、农民。

　　有人认为，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正确做法是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制度设施之前限制竞争。但是这种渐进主义的政策有更大的风险：由于减慢了自由化的进程，改革可能陷入停滞状态。如果利益集团认识到基础设施和技能的提高会带来开放的竞争，那他们可能阻碍这些方面的进展。实际上，渐进主义者往往预测国内的金融业改革要领先于对外开放资本流动，而实践上往往是资本流动开放在前。所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政府来说，如何既做出提高竞争水平的承诺，又同时建立起市场的基础制度，的确是个挑战。

通过贸易区域提供动力

　　外围世界能够提供的最好帮助是提供改革的动力。在贸易区里的更富有的国家可以提供很多办法来鼓励改革，而不用通过强迫。例如，他们要求参加贸易区的成员国需要建立某些市场基础设施，那么正在申请加入的国家就产生实施改革的动力，而不是无限期地推迟。利用在大的贸易区里拓展市场的机会为诱饵(例如欧洲共同体或者北美贸易协定)，这些国家促进了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的国家深化内部改革。例如，土耳其现在不但致力于改善经济结构，而且更加尊重人权，包括对库尔德人的态度，以期达到欧盟的成员国标准，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

　　当然，有的国家并不属于任何贸易区，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尝试为他们改革提供动力。发达国家可以为本国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例如，停止补贴本国的农业，降低纺织品之类的贸易壁垒。假如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减少，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小企业主就可能富裕起来，如同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那样，成为推动本国建立活跃的开放市场的力量。

公众觉悟

　　在本书中，我们一直指出，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左右了政府的政策，而支持市场的力量，虽然在人数上占多数，但是更弱小和分散，通常不能对抗反市场的势力。那么本书，特别是本章的目标读者是谁呢?如果我们的建议对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不利，那么还有被政府采纳的希望吗?

　　承认特殊利益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公众和公众的意识并不重要。在大萧条时期，反市场的政策能够实施，是因为公众过于相信市场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与此类似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支持市场的政策也与人们对政府过去的浪费行为不满意有关。在出现公司丑闻和贪婪内幕的报道后，车轮又转了回来。真理其实在这些摇摆的中间某个地方，然而很不幸，真理通常是复杂的。政治家们忽略公众的利益而不会遭到处罚，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认为公众通常都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也不愿意劳神费力去弄明白。如果这些政治家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本书也就是有一点点教育价值而已。

　　但是，假如经济学家愿意努力传播他们的思想，而大众又愿意倾听，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书就有机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影响。我们的目标是指，政府的干预对于市场的运转是必要的，然而干预的本质往往倾向于为少数人服务，妨碍公众的利益。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问题，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所谓日本汽车登记费，限制使用年龄超过5年的汽车上路，并不是所谓保护环境的措施，而是对汽车公司的变相补贴。

　　如果有更多的人们认识到自由市场的好处，明白了这个体系的政治基础的脆弱，那么利益集团将更难以实现自己的图谋。而那些真心为公众服务的政治家们（我们并不否认有这种人存在）在推动有利的改革进程时就会更加容易，而世界也将变得更公平、更美好。

　　我们所提出的建议都有实现的可能。之所以要发表这些建议，并不是因为我们要鼓吹自己的创见，而是因为它有被采纳的可能，并且作为一个整体方案，它们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的结构稳定性。■

　　（摘自《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第十三章，拉古拉迈·拉詹、路易吉·津加莱斯著，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参见“本刊8月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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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益集团 国际资本流动 发展中国家 欧洲共同体 中信出版社 能力 政府 削弱

这里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上层建筑不发生变化,那么统治者很可能充当买办,出现官僚资本主义的可能.上文的分析根本没有触及深层次问题,顶多是一种改良.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固然外部力量很重要,有时很可能起关键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切不可夸大外部力量.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消除利益集团的一个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如何建立市民社会。

我刚看完原书，觉得选摘的这些部分可能让人误解。

作者的意思是，在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外力作用可能使其被迫改革。所以，这里强调的全是外因就是这样。

任何改变可能都没有本源，总要从一些方面下手，作者认为这几个建议比较容易下手。这是一本不错的书，建议大家有空翻翻。

中国落入资本家之手了么？是的，有许多资本家，或者叫民营企业家，进入了人大、政协，但是中国并没有落入他们手中。我们的改革，包括构建市民社会，所做的事情，或许恰恰相反。

一个吃饱的人和一个饿着的人，谁更想吃东西？我们所谓的腐败官员，其实是一群戴着乌纱帽的穷人。要我说，我们应该先从老蛤蟆这种暴民的手中把中国拯救出来。既得经济利益的资本家在中国未必是最可怕的，有别种形式的既得利益的穷公仆，才来势凶猛，罪大恶极。

作者在资本主义环境下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在民主政体下讨论，官员的可能不如既得利益资本家的破坏那么严重吧。当然，中国也许相反。

李白是个法学的高手，是我大学的挚友！

汗一个，老大别这么说嘛

从君主专制到张扬人权这样大跨度的革命是怎样产生的呢？法国大革命的新理念又是从何而来？历史的奇异之处在于这些当时最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恰恰孕育在欧洲王权最专制的地方——法兰西。

　　1661年，就在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登基的前一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临朝亲政，后人在这两位东西方的君王身上发现了诸多相似：同样是幼年称帝、雄才大略，同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掌握着高度集中的王权，并借此把自己的国家带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巴黎，一个聚焦全球目光的舞台。这个属于全世界的文化、艺术之都，就诞生在掌握了绝对王权的路易十四手中。而他个人对艺术的喜好、支持和赞助，给这个城市注入了灵魂。路易十四亲自创办了法兰西舞蹈学院、音乐学院、喜剧院、建筑学院和科学院。他本人从七岁开始就每天坚持芭蕾训练，并亲自扮演太阳神阿波罗，由此还获得了“太阳王”的美名。 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社会在欧洲占优势，法国为欧洲各种事业在思想上发挥了榜样的作用。当时的专制政体和文化艺术发展之间不存在对立，两者之间是比较协调的。

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法国的沙龙文化之风日渐兴盛（中国会不会出现沙龙文化？）。贵妇人家中宽敞、雅致的客厅，给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提供了讲坛和听众，刺激着他们的灵感和激情。与此同时，刚刚在巴黎出现不久的咖啡馆则为市民们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启蒙思想就这样在沙龙和咖啡馆里被不断地宣讲、辩论和传播着。

当时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包括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等）。在这三个等级之间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前两个等级，他们有优越的条件，不需要纳税，但却享受税金和其他的特权，第三等级，他们只有工作的权利，而且还要纳税。特权阶层和第三等级的矛盾显而易见。在路易十四时代，因战争而不断增加的税收，则让这一矛盾愈演愈烈，君主专制的弊端日渐凸显。

　　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说，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没有一种机制能保证国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走向衰老的不只是他本人，还有绝对权力的整个系统。君主专制已经像君主本人一样筋疲力尽。

注：类似于宗庆后的问题：不是个人问题，是体制问题

采访：法国巴黎1787咖啡馆 老板 基尔 　　

这些咖啡馆是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活动场所。当时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大家都希望改变那个旧世界。

这个盒子里的珍贵收藏，是两百多年前的一颗充满激情的心脏。它的主人伏尔泰说：“我的心脏在这里，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因为坚持不懈地批判宗教蒙昧主义，伏尔泰被公认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他在文章中写了这样一段对话：“一些知名人士在讨论，谁是最伟大的人物——是恺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还是克伦威尔？有人回答：毫无疑问是艾萨克·牛顿。非常正确，因为我们应该尊敬推崇的正是以真理的力量来统帅我们头脑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采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大革命研究所 所长 让·克莱门特·马丁

　　启蒙思想是个长期的国际性的发展过程，18世纪末在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可以说启蒙思想促使知识和天赋人权的传播，因此使人民以新的观念看待国家、政权机构、宗教生活。

　　伏尔泰和所有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如同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枷锁，开启了科学和理性之门。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认识到自己是人。” 这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力。

　　伏尔泰去世后，他的棺木上刻了这样一行字：“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

　　如果说伏尔泰是旧制度最有力的批判者，与他同年去世的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则描绘了想象中的新制度。

采访：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教授 让·吕克·杜米纳克

　　卢梭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契约的思想，他认为人民大众有革命的权利，有义务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不取决于财富，不取决于国王的意愿，而取决于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卢梭实际上是创立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他通过阐明革命的意愿是高于传统的国王和宗教的意愿，从而给了人民革命的权利。

　　卢梭的棺木中伸出的一只手，握着一支火焰浓烈的火把。这支火把很快就点燃了巴黎乃至世界。

1774年，路易十六继位。此时，东方的大清帝国正在安享乾隆年间的盛世，但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国王路易十六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先祖留给他的难题要远远超过荣耀。据说，路易十六温和内向、处事犹豫，最大的爱好是拆装铁锁，但是，这位锁匠国王却没能打开困住国家前进的枷锁。

　　在他登基14年后的一场天灾中，法国社会的矛盾被激化了。连续性的全国农业歉收，使得1789年成为整个18世纪中面包价格最贵的一年。他们必须向封建领主付地租，或者向有土地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纳租，有些资产阶级也拥有土地，因为在农村当时还存在一千多年的封建税制，另外一种皇家税，包括人头税，还有一种非常不得人心的盐税。 两百多年前的漫画，描绘出当时法国社会的景象：沉重的赋税全都压在第三等级身上。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被迫召开已经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但是，三个等级代表的愿望都落空了。愤怒的代表们组建了国民议会，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路易十六却强令解散国民议会，同时调动大批军队开赴巴黎。国王与民众之间最后一次协商的机会丧失了。革命以汪洋恣肆之态快速蔓延，民众不仅推翻了国王，而且开始以新的理想来设计国家的方向。

　　今天，在法国国家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记录了一百多年前法国革命理想的文件。这份文件，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 法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这里收藏着法国最珍贵的文物，下面我将向你们介绍其中的一件----《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的第一段这样写道：“组成国民议会之法国人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

　　1789年7月14日，手持武器的巴黎市民正在进攻巴士底监狱。监狱里当时只关押着7个人，但是市民们却为此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因为巴士底狱被认为是专制王权的象征，摧毁它是推翻专制统治最具有象征意味的行动。

　　7月15日早晨，路易十六听到了大臣的汇报。他吃惊而困惑地问：“怎么，反啦？”大臣回答说：“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被后世称为法国大革命。

1789年，伏尔泰和卢梭去世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在启蒙运动声势最盛的这个国度，思想最终演变成行动。那么，这个在启蒙思想指引下产生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怎样才能变成现实？大革命后的法国，将走上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

1789年8月26日，法国大革命的纲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式通过。

　　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谁知道原文是怎样的？有没“私人”两字，不知道是不是有益去掉那画龙点睛的一笔？）

《人权宣言》从根本上否定了旧时代的王权、皇权和特权，并确立以人权和法制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1789年8月，从巴黎传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响彻整个欧洲。 　　

　　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了，和君主制一起消亡的还有君主本人。四个月后，就在这个当时刚刚改名为革命广场的地方，路易十六身首异处。

　　1793年春天开始，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气息和恐怖气氛交织的城市。凡是涉嫌叛变共和国的人都上了断头台。一项最高的记录是：38分钟内，断头台砍下了21个头颅。全国大约有4万人被处决。 这时的人们已经忘记了四年前颁布的《人权宣言》对自由的定义：“自由就是能够做任何无害于他人的事情。”

有些人醒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