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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如果一位外国朋友到中国的大学如厕，他一定会对中国的科技水平肃然起敬。且不说厕所的门上、四壁赫然贴着全国十大核心学术期刊联合征稿的启事，就是各大一条龙服务的考试代理、考研机密咨询就足以令他叹为观止股下生风了。笔者也曾经写过一篇浅显的小论文给征稿联络人发过去，本来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第二天他就兴致勃勃的寄来了录用通知书。我的论文的婆家赫然是香港某家看名字似乎来历不凡的学术期刊。我正要询问大约有多少稿费，“知音”联络人便送来了700元版面费的清单。为何我把文章拿给杂志社发表反而要自掏腰包？同学善意的嘲笑我的“不谙世事”，这中间的利害关系是这样的：如果你有论文发表了，你是不是有了博取奖学金及保研的资本？将来的利益较之于今天的版面费几何几何，如此以来区区700元不是稳盈不亏的保险投资吗？我笑了，是那种成熟而坦然的笑。
现在流行一种衡量国家科技实力的技术指标：国际四大检索系统收录论文篇数。现在市场上还流通一种硬通货：学历证书。浙江大学高分子材料教授郑强先生提出了一种新观念：消费学历。就是滥用证书。古代斯巴达人铸造了笨重而低价的铁币，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轻易的消灭了商业。古代的读书人要向上级证明自己的价值也是汗牛充栋的工夫，麻烦得很。东方朔向皇帝展现自己的才华，得两个人抬着他的竹简到廷上来。现在则方便多了，只需像FBI特工一样潇洒的把证件一亮。学历证书虽然只是薄薄一张纸片，硕士帽博士帽戴起来却使人凭空高出一截，在人才招聘会上也就趾高气扬了许多。
可是清醒的人禁不住要问：我国的高学历人员数目是跟着GDP直线爬上去了，我们的学术原创能力真的也飙升了吗？我国的科技创新力及竞争力呢？2003年我国被四大检索系统录用的科技论文占总数的5.1%，所占份额反而比2002年减少了0.3个百分点。而平均引用率更是低于荷兰瑞士这样的小国家。2002年以第一作者在《科学》、《自然》这样的顶级刊物上发表的只有15篇。我们地大今年好像有两篇，已经是全国高校平均水平之上了，与国际水平比较起来则羞涩了点吧。为什么我国的大学在世界前200名大学里排不上名呢？因为规定要有800篇FCA论文才能进入前200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中，中国在49个参排国家的排名从1999年的25位下降于了2003年的32位。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纳什、霍金？出不了诺贝尔奖、菲尔茨奖？一名某重点大学的经济学本科四年级学生写道：在我周围的学经济学同学中几乎没人会用他们所学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去思考些生活中或者社会中的经济学问题，他们仅仅是为了考试通过而已，一考完什么都忘了。而越是基础的越是理论性强的科目更是如此，比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等，由于学生强烈反应太深太难迫使老师不得不大大降低考试要求。事实上，鄙人并不觉得这些东西真的难的不可理解和掌握，只是大多数学生对此不感兴趣，平时根本不花时间，他们更热衷于炒股以及一些所谓的挣钱“窍门”，这反映了现在学生的浮躁和缺乏学术精神，这虽然有教学体制转轨因素的影响和就业竞争的加大使学生更多地考虑更现实的问题，如何较快地获得物质基础------钱，但我们不得不否认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误区。
我们的教育的最大的悲哀在于长年累月的应试导向抹杀了学生本身的求知欲探索欲。而急功近利的应用型人才教育把每一个学生训练成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声名远扬的中关村并没有创造出多少独特的科技氛围，相反沦落为店铺林立的杂乱市井，俨然化身为美国硅谷的组装工厂。打开国产的机箱，除了外壳上那个宣扬“联想，只要你想”的标志外，我们能从中找到多少骄傲与自信呢？我们的国家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制造组装中心，我们的学术界也越来越习惯于跟踪国际学术热点，翻译过来改头换面加上一些感想式发挥便复制出了我们自己的前沿成果，填补某项国内空白。如果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教授也只能在学术上为人家打工，给人家作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我们就永远只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永远是美国的打工仔。一个打工仔是没法和他的老板争辩的，因为老板会对你说：小子，不想干就滚蛋！老板可以再找其他的人打工，第三世界有的是为他打工的人，而我们却就断了生机，茫然无措。
我们常说：大学是神圣的，理想是神圣的。什么是大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所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是今天，“大学”一词解释为学历流水生产线似乎更为准确。清华大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实现了她当初办学的宗旨，就是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九年义务、三年高中、四年大学到头来只为了一个目的：出国留洋。恐怕崇尚“大学”格物致知之精神的老祖宗也会从坟墓里坐起抗议。
至于理想，恐怕大多数同学的那个雄心勃勃的考研计划还称不上吧。理想主义(idealism)一词可有二义。一是与实利主义(materia1-ism)相对立，指注重精神生活的价值，视精神生活的满足为人生真正幸福之所在。二是与虚无主义(nihilism)相对立，指信仰某种绝对精神价值，这种信仰与对宗教并无必然联系，一个不是任何教条的信徒的人仍可有执着的精神追求。说到底，理想主义是一种精神素质，凡具此素质的人，必孜孜以求“一”，无论是否求得，都仍是理想主义者。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也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们一直在考试，我们一直在寒窗苦读，我们一直在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十几岁的时候，天才数学家伽瓦罗已经完成他的光芒四射的五次方程代数解法。二十几岁的时候，哥本哈根的年轻人正坐在咖啡馆里争论“猫是死是活”之量子力学佯谬。二十几岁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巅覆了整个世界的时空观。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在通宵自习室里准备考研……
五十几岁的时候，伽瓦罗已经死了，他的群论著作传响天下，进入了我们今天的大学课堂。五十几岁的时候，哥本哈根的名人堂成为全世界物理学家朝觐的圣地。五十几岁的时候，爱因斯坦微笑着说：四种基本作用力还没有统一。五十几岁的时候，我们从箱底翻出泛黄的学历证书，对孙辈说：爷爷当年……
曾经，我们也拥有一个鸡蛋，上面刻着“我要当……科学家”的理想。我们把它捂在怀里，作着蛋生鸡鸡生蛋的致富美梦。石头是个坚硬的家伙，外表圆滑。它一味的沉默，却比任何语言都来得犀利。这个家伙实在，握在手里有沉甸甸的感觉。它凶狠起来时，我们就吓得像被石头驱逐的鸭子，拼命的往逃亡的人群里挤，去挤那高空里架着的独木桥。有的人摔死了，有的人成功了。人们将之归于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没有人同情失败者。如果有一天我们有幸成为成功者的一员，突然想起童年的那个鸡蛋。我们打开手心一看，它却孵化成了冰冷的石头。我们的脸上就会浮起成熟而坦然的微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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