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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萌芽的标志是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颁布并实施的新“济贫法”，它使社会保障体系的最低层次的措施——社会救助，第一次采取立法形式公之于世。
新“济贫法”脱胎于17世纪初年的英国的旧“济贫法”。1600年前后，英国资本主义开始迅速发展。新贵族们用强圈公地、强迫农民退佃的办法，圈地养羊，发展毛纺织业。这种“圈地运动”导致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镇。由于农民在摆脱土地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生活保障，城市中无产者的失业、伤残、疾病和老年丧失劳动能力等现象普遍出现，这些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当时英国社会出现的这种现象，有识之士发出了“羊吃人”的抨击。与此同时，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所引发的制度动荡，直接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制约。为了消除失业、流浪和贫困现象，稳定社会秩序，又要给资本家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
157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下令开征“济贫税”，兴办“教养院”，以收容流民。1601年，女王又正式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济贫法”，史称旧“济贫法”。它主要用征税的办法向圈地运动中流离失所的贫民实行救济。旧“济贫法”的主要内容有：建立地方行政和征税机构；为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劳动场所；资助老人、盲人、患病者、孤儿等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和生活困难者，为他们建立收容场所；组织穷人和儿童进行就业训练；提倡父母和子女的社会责任；从比较富裕的地区征税补贴贫困地区等。同时，由官方划出一条贫困救济线，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救济贫民的福利和措施。不过，对于官方认为“懒惰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则仍然规定用严酷的手段惩罚他们。它强调慈善与矫治相结合，既济贫又惩戒，且惩戒重于救济。同时，旧“济贫法”又带有传统的慈善救济事业的特性，把济贫仅仅看作是富人对穷人的恩赐，不承认救济事业是一种社会义务和责任，不承认需要社会救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承认从事社会救助需要专门方法、专业知识和专业人员。
到了18世纪，英国工人曾自发地组织起来实行互助。最典型的互助组织是成立了“友谊会”。会员大都是来自同一个行业的技术工人，入会的会员定期交纳一定数额的会费。如果会员发生意外事故不能正常工作时，可以从“友谊会”领取救济。这种由个人交纳会费，从而获得受援助的权利的互助形式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雏形的重要表现之一。
19世纪前后，英国的经济工业化和社会近代化的迅速发展，促使整个英国社会发生了两个突出变化：一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老龄人口阶层的形成，并且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需要ZF从整体社会发展来考虑。二是社会生产方式和劳动组织方式的突出变化，导致社会劳动者，尤其是城市化后主要靠工薪维持生计的城镇劳动者，因年老体弱、因病、生育、工伤事故或失业时，就失去了收入保障。这两方面的变化一旦出现，传统的家庭保障和慈善机构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很有限了。由于贫民增多，济贫税加重，不少人反对《济贫法》。为了使整个社会有序发展，英国ZF于1834年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新“济贫法”首次强调了需要社会救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和社会对公民实施社会救助是其应尽的义务；认为救济不是消极行动，而是一项积极的福利措施；要由经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人员从事此项事业。
新“济贫法”使社会保障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措施——社会救助第一次采用立法的形式公之于众。它首创了要求社会救助属于公民合法权利，实行社会救助是国家应尽义务的新准则。但是，新“济贫法”也同时规定对于领取救济金的人必须接受三个方面的条件：（1）丧失个人
尊严，接受救济者被认为不体面；（2）丧失个人自由，必须禁闭在“贫民习艺所”，不得外出；（3）丧失政治自由，接受救济者取消其选举权。由于这些苛刻的条件，许多贫民宁肯饿死，也不愿意领取救济金，英国ZF难以推行下去，于1929年被迫宣告废止。
英国首先推出的新“济贫法”，安定了社会秩序，对英国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它也是ZF对全体公民承担保险责任的开始，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欧洲其他工业化国家也群起借鉴，如瑞士于1847年和1871年制定的《济贫法》，挪威于1845年颁布的《济贫法》等。欧洲工业化国家颁布实施的“济贫法”，采取了由ZF出面强迫贫民劳动与救济相结合的原则，使社会团体实施的慈善救济转化为以国家为责任主体的ZF救济，其实质是慈善救济的发展，是宗教团体区域慈善救济的扩大化，是国家对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慈善救济。因此，以新“济贫法”为标志，出现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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