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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中国青年的理想与见识
徐百柯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9月28日 09 版）
我们与70年前中国青年的一些思想片段相遇了。他们的面目早已淹没在历史中，但他们的思想火花及其中拳拳的家国情怀，凝固在纸上，今日得以返国，得以进入我们的视线。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中山大学图书馆收到日本国会图书馆归还的一批原岭南大学藏书，共计40本，均为1939年至1941年间岭大的学士学位论文。专家分析，这些论文是当年日本情报机构所挑选，涉及中国的交通运输、经济建设、政党政治等，因其具有情报价值而被掠回日本国内。
此次归还自有其价值。它开了二战以来日本归还战时掠夺中国书刊资料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它开了一扇窗——我们被激发出一种好奇的目光，来打量前辈青年思想的吉光片羽。
这些论文均用毛笔或钢笔正楷誊写，每本篇幅约为四五万字，引用的注释平均在20个左右，平均参考书目在10本左右。可见，追求学问的态度是严谨而虔敬的。西南联大的掌故，引述评议者众，但须知那并非国难当头时，中国学问精神的全部。至少在岭南，此种精神亦可见到。
许多论文有明确的时代担当，如：《我国战时经济设施的检讨》、《我国抗战经济政策论》、《中国交通建设之趋势》。另一些则眼光敏锐，如：《中国共产党之研究》、《西藏外交问题》、《国社党治下之德国外交》。题目涉猎之广，则令人莞尔，如：《杜甫评传》、《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评传》、《香港妇妻贩卖问题》、《近代冰琪琳制造法编译》、《肉猪普通病害之编译》。
考察起来，这些论文中蕴涵着那个时代青年的理想与见识。社会学系学生分析国内社会思潮，称：“中国没有一个党派可以单独抗日。……虽然其中有极少数的分子与汉奸的言论与行动，但这无损整个的抗战的目的与意志。”历史政治学系学生研究新兴的中国共产党，称：“战争既发，实为中华民国生死关头，则国内各党派，应捐弃党之私利成见，而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之前提。……抗日持续时间越长，对中国共产党越有利。”农学院学生对新近由西方传入的“冰琪琳”给予深入关注，并得出结论：“冰琪琳为物虽微，然苟能详细研究努力改良，亦一谋生致富之实业也。”
这大概能显出当年“新青年”们的精神风貌，对学问有“经邦济世”的确定诉求，坦诚而不造作，丰富而不虚妄。我们知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投笔从戎的故事，而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像这般纸上江山的思想脉络。
更关键是这样的史实：我们青年的思想，为我们的敌人所重视，他们试图在这些看似并不重要的学士论文中发掘出价值。
某种程度上，青年的思想，便是国家的未来。那么，今日面对这样的史实，青年人更应该对自己的思想锐度、深度、广度有所要求、有所砥砺。如果在今日与我们竞争合作的对手眼中，我们青年的思想已无价值，那是怎样一种悲哀？
我们与这些思想片段相遇的时间，很巧。九一八事变80周年刚刚过去，辛亥革命100周年即将到来。这些并不太久远的理想与见识，集中于两个主题：民族战争与国家建设。此两项恰与九一八和辛亥革命的纪念遥相对应。
这些或许并不成熟的研究与思考，固然不必进入当今我们的知识体系；但其问题意识，尤其是那种直面民族国家命运的勇气，应当被郑重地纳入我们的精神资源，融入青年人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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