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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商行既不能得到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又不能像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在资本市场商融资，整体上提高充足率的办法只能采取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的方案。海外金融机构入股城商行是为了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较大的权益，并有助于在中国进行业务拓展，那么对于逐利性非常强的民营企业来说，城商行的较低资产回报率并不值得投入。在中国当前
的经济环境下，城商行吸引缺乏银行经验的民营资本，实为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无奈之举。
我国11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由于历史包袱较重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目前的总体资本充足率仅为1.36%，不良资产的拨备覆盖率只有14.78%，按照2005年第二季度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估计，如果要保证资本充足率在2006年底达到银监会规定的8%的底线，又要补足巨额的坏账准备金，资金缺口高达1500亿元。由于城商行既不能得到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又不能像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在资本市场商融资，整体上提高充足率的办法只能采取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的方案。
对于监管层来说，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不但可以缓解城商行的资本充足之苦，而且也希望通过银行资本的多元化，改变地方政府干预银行经营、公司治理形同虚设的局面。但银行业内存在一种认识，认为只要引入战略投资者促成银行的股权多元化，银行的公司治理就会得到改善，经营业绩就会提升，因此陷入以资本多元化的程度作为银行公司治理完善和业绩提高标准的误区。实际上，资本多元化只是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个环节，并非充分条件，产权的多元化只是改变了银行的经营激励机制，但这种改变并不保证银行的业绩一定会提高。
从1999年起先后引进国际金融公司(IFC)和汇丰银行等外资机构，上海银行几年来经营业绩和资本充足率的持续改善无疑为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改革的积极作用作了完美的诠释。2005年上半年上海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仅为4.88%，资本充足率2005年上半年达到11.28%；核心资本充足率2002年以来也一直保持在4%以上。目前其他一些外资入股时间较短的城市商业银行，外资到底能使它们的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有多大程度的改进，目前还难下定论。
虽然上海银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提升经营业绩及改善公司治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国际银行界并不缺乏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银行业绩反而下降的先例。因收购深发展国有股股权而在国内声名鹊起的新侨投资于1999年年底收购韩国饱受不良资产之苦的韩国第一银行，虽然在收购后的第一年2000年，韩国第一银行就由亏损10亿美元转为盈利2.31亿美元，可是在接下来的三年，韩国第一银行出现赢利连续大幅下跌的趋势，2003年前九个月的盈利还不及2001年同期的三分之一。
所谓战略投资者，其追逐的目标仍然是利益最大化，如果这种利益追逐行为表现为短期投机性质，而不是双方互利的战略合作，那么这种投资对城商行的长远发展反而不利。日前，新加坡淡马锡因为计划持股比例过低和没有承诺向中行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被认为是财务投资者，淡马锡的入股遭到中行汇金董事的反对而搁浅。
海外金融机构入股城商行是为了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较大的权益，并有助于在中国进行业务拓展，那么对于逐利性非常强的民营企业来说，城商行的较低资产回报率并不值得投入。在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城商行吸引缺乏银行经验的民营资本，实为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无奈之举。从目前很多城商行引入民资的案例来看，部分民营资本的真实动机是套取关联贷款把银行变成圈钱工具。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各国银行业的研究发现，民营银行最大的问题就是股东关联贷款。以德隆系为例，利用城商行增资扩股的机会，德隆先后参股昆明、南昌、株洲等地的城市商业银行。这些城商行的资产质量都比较差，但德隆并不介意，其目的在于通过关联公司之名套取贷款，最大的一处是山东某城商行向德隆的贷款达到40亿元之巨。虽然在2004年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但是目前监管机构对民营股东各种复杂隐蔽、花样翻新的关联交易手法缺乏有效的识别手段。
然而城商行引入民营资本也有比较成功的案例。从2003年开始，包括杭州、温州、宁波在内的浙江8家城市商业银行，通过增资扩股已经基本完成了民营资本进入的过程，相应吸纳的民间资本达到30亿元之巨。目前绍兴市商业银行的民营资本占到70%左右；杭州市商业银行的国有股、民企股和自然人股分别占45%、45%和10%；宁波市商业银行的国有股、民企股和自然人股各占15%、64.2%和20.8%。在民间金融最为发达的温州，温州市商业银行仅以法人股计算的民营资本就达到64.35%，温州市财政系统仅占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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