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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利比亚是否成为下一个阿富汗或者伊拉克，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重要(或者说很重要,西方又背上一个包袱)，这是西方要面对的艰巨挑战。但值的中国警惕和借鉴的是西方对待它潜在对手的立场和手段。自冷战后，中国和西方的同盟关系就告终结。不管如何包装，比如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都明白中国是唯一可以挑战并取代西方的文明和模式。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其潜在的国家实力（土地、人口、资源），更重要的是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艰难探索和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所开创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独特模式(不管这种模式有多少需要完善之处，但它却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最为成功的模式，就是放眼全球，特别是经济危机下各国的表现，中国的模式也同样是最值的肯定的)。要想消除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只要打断中国的改革开放即可。这就如同，当清朝的洋务运动取得成效之时，日本入侵及要求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担任议和代表，而令中国的洋务运动夭折。如果回顾这三十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也曾两度受到严重的威胁。如果不是邓小平于八十年代末采取果断手段粉碎右派的干扰、92年南巡击退左派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真的有可能就此中断。
西方取得冷战胜利后，一度心态极为膨胀，动辙亲上一线以武力干预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碰了钉子，陷入两个战争泥潭。于是当利比亚变局出现后，力不从心的西方采取了扶持反对派同时进行空袭的方式。这既可避免自己的伤亡，又可将战争经费转嫁到战后的新政府，还可以省去派驻占领军维持秩序和战后重建的艰巨任务，可谓一举数得。西方这次尝试得手，恐怕日后将成为颠覆异质国家的主要手段。也许对于西方来讲，利比亚模式能够在中国重演将是它们梦寐以求的。只是谁将成为中国的班加西派呢？如果以史为鉴，反对改革开放的力量都有可能为西方所亲睐。我们应该还记得，当袁世凯执政的时候，日本不仅支持他，还支持保皇党、立宪派和孙中山的革命力量，并用之做为筹码对袁世凯施加压力（日本就曾威胁，如果不签署二十一条，就将与孙中山合作）。在日本看来，只要中国保持各派对立和内乱，就有机可乘，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当国共内战的时候，日本没有全面侵华。而当西安事变爆发，国共携手、团结一致，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
应该说，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中国和西方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但西方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原因除了中国文明有取代西方文明的潜力，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并没有屈服于西方的压力。不仅在事涉自己核心利益的事情上对西方说不，就是西方干预他国事务，中国也频频发出不同的声音。我们不妨想想，当年的清政府如此腐败无能，何以就能得到西方的全力支持，而对倡导革命以西方为师的孙中山冷漠视之？原因就在于，清政府已经被西方打服了，成了西方掠夺中国利益的工具罢了。显然在西方看来，一个文明不同、规模巨大、而又不以西方马首是瞻的中国崛起，怎不令之如芒刺在背、必除之而后安呢？而我们中国呢？不仅要警惕西方的用心，还要警惕西方的“利比亚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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