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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和资源有效配置之间的困境当然为毛泽东所了解。张五常说，毛泽东一定要改变人的自私本性，重新塑造人的行为。但毛泽东又不说清楚他所希望的人类行为到底是什么。这样，毛泽东只好不停地调整规则、方案和政策措施。
其实，顾准和孙冶方在1950年代初期便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的困境，提出用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价值规律、利润和生产价格——来解答这一难题。他们的学说已经不是兰格、米塞斯、哈耶克、泰勒等在1930-1940年代的学术争论。他们必须拿出实际可行的经济政策来解决1950年代的中国经济问题。
那是一个需要勇气和直视死亡的年代。1956年，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工作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一文。此文的后记坦言：”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他用此笔名还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而顾准的文章《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稍后也发表在1957年第3期的《经济研究》。同时，顾准在1960年代便气贯长虹地翻译不合时宜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在1970年代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并审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2]
当然，在那个时代里，顾准和孙冶方只能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一些偶然性命题或只言片语。马克思说过，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1分册第112页）。在《资本论》第三卷（第963页），马克思也偶然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孙冶方冒着生命危险将此引伸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同时，他还要在社会主义经济里倡导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要理直气壮地抓利润。因为这些观点，孙冶方被康生、陈伯达、林彪和江青等定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孙冶方被单身监禁七年多。而顾准早就定罪为反革命，饱尝折磨和病痛，于1974年撒手人间。1975年，孙冶方出狱。但他的观点还是被视为异端邪说。
1978年，胡乔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章，肯定价值规律和市场。而此时的孙冶方却更是艺高胆大——难怪孙冶方，难怪薛萼果（孙冶方的真名），青年时代的他便在苏联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当中国留学生《资本论》课堂的翻译了！有了1978年的”科学的春天”（郭沫若语），这才有了1981年孙冶方的公开发言：”讲经济就是要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当然，孙冶方早已把这句近似于资本主义经济学效用/利润极大化的对偶性（duality）命题，写进了他于监狱中默诵七遍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腹稿里。每当我翻阅陈岱孙1981年出版的《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一书，我不能不赞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将哈佛大学1920年代的博士陈岱孙转变成一个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陈岱孙的文笔酷似浅显化的马克思和通俗化的黑格尔。他比冯友兰在马克思学术上下的功夫要更艰深。但饱受资本主义经济和人文教育的陈岱孙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却缺少顾准和孙冶方的创造。诚然，陈岱孙的著作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而顾准和孙冶方的文章却充满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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