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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一如地球不断恶化的生态状况，商业领域的生态链也在快速失衡：在攻占了城市的繁华地段、重要位置之后，大型商超、连锁巨头正在展开新一轮的社区圈地战，处于商业生态链末端的个体小商店不断消亡——20年前上海随处可见的烟纸铺、杂货店，如今难觅踪影，连成一片的社区里随处可见的是某个商业品牌的第几百家连锁或某大型商超的社区店。正如专家指出的，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需要各种业态，假如有一天，所有的小商店都消亡，整个商业链条也将面临严峻的生态考验。
陈伟平（化名）看着一家“伍缘”折扣店，很是感慨。六七年前，他作为农工商集团的管理层之一，着手开拓好德、伍缘等便利店和折扣店，居民社区是这类业态必选之地。“但凡好德、伍缘所到之处，周边非连锁品牌的小商店就会死掉一片。”
陈伟平所经历的是很多大型零售业者在内地市场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阶段。由于大型零售商的疯狂扩张、企业税费成本、采购规模以及零售业态的分工等因素，使得内地市场越来越难见到“80后”儿时记忆中的烟纸店、杂货铺等小商店。
如今，曾经广泛占领居民社区的小商店，在大型商超的社区战略攻占下，纷纷丢盔弃甲，销声匿迹。商业的生态平衡在迅速遭到破坏。
“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上需要各种业态，购物中心可以给人一站式体验消费，甚至包括娱乐作用，卖场和超市可以满足人们基本的日用品购买需要，而便利店可以给赶时间的人群提供方便，非连锁小店则可以根据各个地方社区的不同需要提供特色商品或服务。”时富金融消费类分析师廉波指出，一部分还存活的小商店是有自身对社区消费者作出贡献的价值的，比如送货服务、维修家电、出售部分热销报纸等，这些是连锁便利店或超市无法完全提供的，假如有一天，所有的小商店都消亡，商业链条也将面临严峻的生态考验。
巨头社区“圈地战”逼走小商店
“在一类商圈被抢占差不多时，作为销售民生用品为主的超商业者自然将目光放在了社区。从选址角度来看，营业额的产生来自于有效消费人群，有效消费人群来自于入店顾客，顾客来自于门店周边的人群，因此聚集了居民购买者的社区是超商必然重点圈地区域。”陈伟平回忆数年前展店的情景，于是农工商将麾下的好德、可的、伍缘等便利店、折扣店业态大量引入居民社区。
正在采取同样策略“攻占”各个社区的还有百联、卜蜂莲花、TESCO乐购等中外零售巨头。百联的联华和华联超市、世纪联华等常常会出现在居民区方圆1~2公里范围内。此前在华业绩并不算好的卜蜂莲花，研究后发现，转型社区店是一大出路，因此其甚至在自家卖场内专门设立生活馆，专提供居民需要的便民服务，以占领社区客源。TESCO乐购更是推出了“Express”新业态，这种被俗称为“小乐购”的中小型门店大多选址社区，为了迎合社区消费者需要，其将卖场内的生鲜货品大量引入，并以低价销售。
大型零售商的社区圈地战给了小商店致命打击。《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上海虹口区一个居民区1公里范围内看到，快客、家得利、伍缘和好德四大品牌密集分布，而非连锁小商店几乎看不到踪影。
“大零售商会不惜成本去社区租赁甚至购买门店物业，这是小商店业主没有资本去竞争的，而且地方ZF对外资零售商还有优惠待遇，考虑到税收等因素，地方ZF也更支持外资或大型零售商入驻当地社区。”在陈伟平的记忆中，好德、伍缘、可的所到之处，小店几乎“无店生还”。
难以负荷的税与费
杨咏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女生，担任雅仕铂（亚洲）有限公司总裁的她对商业领域颇有研究。“在香港随处可见小商店，有些甚至只有10平方米左右，这与内地几乎都是大型零售商、鲜见小店的局面正好相反。其中有一项重要原因是税费负担。”杨咏诗告诉本报，香港的零售企业税负很低，仅对扣除成本之后的营业额才缴“利得税”，但内地市场不同，不论零售商是亏是赚，是对所有营业额征税。
公开资料显示，在香港地区，利得税税率为：有限公司利得税税率为16.5%，独资或合伙企业利得税税率为15%。而内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3%。
“低税率让中小企业在香港有生存空间，而内地的高税率使得仅有大型零售商才有负担能力，自然淘汰一批小业者。”杨咏诗分析。
除了税，有业者指出，各种“费”才是真正压倒小商店业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费用项目繁多，起码几十项，此前有关政策有所放松，对中小企业免除了20多项费，可见原本基数有多大，从你做工商登记开始，一系列的费用就产生了。之后还有卫生防疫费、检验检疫费、清扫费等等，假如交费或办理过程中有所耽误，可能还会产生仓储费等。”法国欧尚银行有关负责人于阳告诉本报。
售价、采购价的双高成本
本报走访了一些目前仅存的小店，可以看到货品主要集中在饮料、油盐酱醋等，商品类别已经很少，难以与便利店、超市等相提并论。记者比较了15种商品后发现，其中10种商品小店价格高于超市，这一点在饮料产品上尤其明显，比如超市内农夫山泉每瓶1.2元，小店卖1.5元。另有5种商品是小店较为便宜，其中包括常用的海天酱油，超市售价6.9元/瓶，小店售价则为6.5元。
由此可见，小店在货品丰富程度和价格上都没有优势。“大店是规模化采购，比如百联，合并了联华和华联后，联合采购，数千家门店的规模可以大幅降低采购成本，造成价格优势。”时廉波指出。
除了规模效应，在供应链背后还有一个隐性原因——价格标杆因素。记者辗转从一位饮料经销商处获悉，其代理麒麟等多个热销品牌，品牌商会将销售渠道分为现代渠道和传统渠道，卖场、超市和便利店等都属于现代渠道，而小店属于传统渠道。现代渠道采购量大，且是目前大多数消费者光顾的业态，而小店则采购量小，有时以计件发货，采购价格自然高。最关键的是，小店是市场价格标杆，只有小店的价格高，才能显示出连锁超市的售价低，更加促进大采购零售商的进货。
“假如某一种饮料，我给超市的价格是2.6元/瓶，那么我给传统小店的价格会在3.2元。”上述营销商透露。
既无商品种类规模，又无采购价格和售价优势，在这个“用脚投票”的市场里，诸多小店失去了宝贵的客源。
“大”与“小”的辩证分工
经营旅游业多年的上海青旅出境部负责人周迎风非常熟悉日本市场，经常往来中日之间的他在日本可以满大街看到小店，反而类似银座这样的大商场并非很多。
“日本是一个市场十分细分的国家，比如从业态来看，有专门仅售药妆的店、平价的百元店（相当于人民币十元左右）等，有些商品专供某种业态，这类商品只能在专业小店买到，小店等于有独家贩售优势。内地市场不同，所有货品都可在各大超市或百货店看到，各店内的品牌大同小异，小店根本没有优势。”周迎风指出。
此外还有时间分配问题。比如日本商业中有明显主打白天市场的商店和主打夜间市场的24小时便利店等，所有的时间分工很明确。但内地市场几乎大多商铺都是统一在早上9点左右开业，晚上10点左右关门，处于全日竞争状态，小店难有竞争力。
要生存就要不断发掘自己的价值
今年是宋卫国从江苏淮阴（现叫淮安）来到上海的第20个年头。
现在他住在上海凉城地区的一个小区，经营自家小店的他，以前凌晨3点多就要起床去进货，现在可以睡到7点。
“睡觉时间是多了，但也说明我们生意的范围缩小了。以前我的小杂货店经营的范围包括饮料、油盐酱醋、蔬果、大米、玩具甚至文具用品等，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型超市，当年根本没有那么多超市，也不知道便利店是什么，居民要买东西都是到我的店铺来买。由于销量不错，所以一些新鲜食品需要每天进货，因此要很早起床，但现在不需要了。附近起码4~5家超市和便利店，我有的商品他们都有，他们有的我可能没有。”说起自己的小店，宋卫国有些郁闷。
在经过研究后，宋卫国从5年前决定斩断一些滞销产品，专攻部分尚有销路的货品，比如饮料、酱油、料酒、鸡蛋和冷饮等。
“跟大超市比，我们没有采购优势，所以不可能在整体价格上比他们低，唯有集中在一部分关系较好的供应商身上，拿到一些进价还不算太高的商品，比如我这里的酱油只要6.5元/瓶，隔壁便利店同品牌的酱油要6.9元/瓶。”
来自淮阴的宋卫国还发挥了老家的优势，从家乡进鸡蛋，这样可以做到其一斤鸡蛋6.8元，比菜市场的每斤7~8元更加便宜。
而在水果产品的销售上，宋卫国会根据季节性，从农贸市场进一些应季水果出售，对于这类容易损耗和变质的商品，老宋有一套可进可退策略，凭借自己在上海生活20年的人脉，他卖不掉的水果可以退货给农贸市场的供应商，这招令他降低了不少损耗风险。
当然，这些并不能解决宋卫国的根本盈利问题，因为与连锁超市相比，宋卫国的小店内商品种类和大多数货品的价格实在不具备优势。
经过努力，宋卫国在数年前获得了烟草经营许可证，除了常规的红双喜等香烟外，他甚至可以拿到中华烟等抢手货，尽管数量有限，但长期的烟草生意给了宋卫国盈利的保障。
“水果、饮料和油盐酱醋都是赚点小钱，为的是保留住在小区里面的老客户，烟草才是盈利最大来源。”宋卫国坦言。
小店为了生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方面也做足了工夫，比如位置。
“我们无法与大超市争夺最好的商业位置，十多年前，这里还有3家小店，现在就只有我这家了，其余的地盘都归快客、伍缘和华联了。但小店也有优势。比如我的店铺位置在整个小区的后半段区域，这个小区没有后门，所以我的小店经过改良，成为了‘后门’，这一点是大超市无法做到的。现在住在小区内的居民起码有一半要从我这里通过，人流多了，生意就会增加，我等于截断了一部分原本会抵达伍缘店的客源。”宋卫国说起这个颇为自豪，他甚至将自家门店的特殊位置变成了“广告位”，其小店内的蒙牛牛奶供应商来自奉贤，宋卫国为该供应商打了一个送货电话广告，假如小区客人电话订购该品牌牛奶，宋卫国负责送货上门，这对增加客户和讨好供应商都有利。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尽管诸多小店已被“绞杀”，但总有那么一小部分还存在，他们运用自己灵活多变的方式挖掘自己的价值并生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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