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的尴尬与出路
“主流的界限”(《经济学消息报》
主流经济学的尴尬
主流经济学的尴尬由来已久,非今日始。只不过不同时期有其不同表现和不同命运而已。以我所见,主流经济学可分计划学派和市场学派两大流,各大流又可分前期和后期。计划学派1949年至文革为前期,文革后至小平南巡为后期;市场学派“南巡”至郎咸平“8.9”演讲可为前期,8.9之后为后期。
计划学派前期那是一言九鼎,谁反对它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尽管他也认为社会主义生产不是商品,是产品,但却认为价值与价值规律在产品生产中起作用。就是这样一个“假商品”学者,竟也被当成真商品围剿十几年,直至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帽子,并投入牢狱达七年之久。后期当然没有那么严厉了,但仍反不得,反了虽不戴反革命帽子,但要丢饭碗的。这有
总之,南巡之前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计划学派俨然一位救世主,似乎中国非中国人之中国,而是他们所得而私也!只有他们才有发言权,其他人想说话吗?没门!想写文章吗?没门!这不是危言耸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写了一篇约八万字的长文“论价值规律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律”。该文认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律(兼评孙冶方的“产品价值论”);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写成后别说发表,连学者们私下都不愿表态。一开始我曾两次把文章送西安一位相识的经济学家,和从北京来西安讲学的著名经济学家,除前者只问我一句话“你能肯定孙冶方的价值论就是产品价值论吗?”北京学者一句话没问,连正眼瞧我一眼都没有就把我打发了。第三次是从上海复旦大学来西安政法学院讲学的经济学家,我求学心不死,还想再试一次,但接受前两次教训我未亲自去,而是把文章托一位熟人转交。过了几天转交人说,这位学者也守口如瓶,没说一句话把文章还给了他。
看!这就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像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世界上会有第二个吗?我不知道他们不表态,究竟出于什么考虑?是害怕上面,不敢表态?是傲慢,不屑于表态?或许两方面都有。总之,不能和我这样身份的人谈论这么重大的课题就是了。当时我认为这是自取其辱,是自己的尴尬.现在明白其实也是主流经济学的尴尬,是我们学术界的耻辱和悲哀!
市场经济学派自南巡之后成长为主流派,他们幸甚,国家幸甚。然而遗憾的是,它没有成为尴尬的结束,而是新的尴尬的开始。当然市场学派不可能像计划学派那样无法无天,它有它的样儿。它的样儿是什么呢?有评论说,一席针砭时弊指名道姓的批评后,在受到公众热烈支持和声援的同时,孤军奋战的郎咸平遇到了经济圈前所未有的敌视和诅咒,表面看,他的批评得罪了几个具体人,实际得罪的是一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背后的“潜规则”。这是一个习惯了歌舞升平一团和气的经济圈,一个对现有经济秩序产生了依赖的经济圈。这个潜规则就是经济圈的道德良心伦丧,就是学术自由和学者自由表达的萎缩,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超稳定结构”。而一个超稳定结构的存在是改革最大的阻力。
这个评论无疑是十分尖刻的,它不但评出了市场主流派的特色,而且也评出了市场学派有别于计划学派被动尴尬的真正原因,这就是市场派不但与计划派一样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且又新增添了经济利益共同体。这样他们就成了货真价实的企业、政府和学者三位一体。企业、政府的利益也就是学者们的利益,而这正是这次“国退民进”之争中主流派被动尴尬的真正原因。
这个潜在的尴尬,虽早已存在,但它被揭露在世人面前,大白于天下,只在这次。其中的奥妙首先是挑战者不是往日的大陆学者,而是素有独立自由之风的香港学者;其次又有互联网助阵。这两条是我们历史上所没有的,因而长达几十年的主流派的尴尬迟迟未被揭露。我希望从此以后我们的主流派与这种尴尬永远告别,当然这要接受教训才行。不过有人如果不服气,不认输,还要继续搞圈子,继续搞“共同体”,那一定会有再一次的“郎咸平”火烧连营。别人不信我信。所以我认为“8.9”演讲应该是市场学派的前期,这一天应该成为一个壮丽的日出!
出路:打破圈圈、丢掉幻想
主流派的出路,就是打破上面讲的那个经济圈和那个超稳定的结构。这个“圈”和这个“结构”,既是政治共同体又是经济共同体,它们是套在主流经济学家头上的紧筘咒,是一个陷阱,是一座坟墓,是一种幻想。多年来在普通人的眼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企业、政府的喉舌。所以,他们“远离大众”、“跌入低谷”,“成为众矢之的”和“无以挽回”,由来已久,绝非今日始。
现在是跳出这个泥坑,恢复学者自由之风的最好机会。这里有三个可以效仿的榜样,我把他们称之为三支曦光。这第一支曦光就是
两次演讲都在上海,演讲者又都是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郎是十大之三,邹是十大之末。他们的演讲,其穿透力、感染力令人癫狂,令人陶醉。郎咸平的演讲,如一石击起千层浪,这个浪又变成一股巨大的旋风——郎旋风。它在企业界、学术界以及网络上引起强烈共鸣和争议。它唤醒沉睡的人们,开动脑筋,拿起手中的笔,把他们胸中多年的郁闷统统写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让那些习惯于用所谓的主流派的“话语霸权”来压制和排挤别人的人收起他们的“霸主权利”,过平常人的生活。
邹恒甫的演讲,据报道
我想上财大师生和我一样,感到新鲜好奇,并非对邹恒甫每一个观点都表赞同,而是对他想骂就骂想说就说的那种轻松愉快、无拘无束,与国内经济学家多年来既看人眼色、小心翼翼,又傲气十足、不理不采的双重身份相比,让人怦然心动,兴奋不已!
高小勇、郎咸平、邹恒甫,如此超脱自由,因为他们没有“怕上面不信任”,没有要对别人别的组织负责,只对自已负责;没有要代表别人别的组织,只代表他们自己。所以,我们经济学界,有了高小勇这样无私无畏的报人,有了邹恒甫的骂讲,又有了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直言,中国经济学界的学风大变有望!启蒙运动始祖伏尔泰的格言——我不赞同你的话,但我要用生命保证你讲出它的权利。不是口头上是实实在在成为我们做学问的人的座右铭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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