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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捷克斯洛伐克后共产党时代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总统，不久前去世。在他那篇著名的宣扬异见的文章《无权力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核心人物蔬果店老板在商店橱窗上贴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哈维尔问了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他贴标语的目的何在？
激励店主贴标语的，并非渴望抒发他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热情。他的上司也不会受到这种渴望的推动。在标语出现的国家，威权体制的领导者也知道，全世界无产者真的联合起来以后，他们在台上将撑不了多久。实际上，看到这幅标语的所有人，可能都不会深究其实质意义。标语的真实意义与其字面意义无关。店主贴那条标语，是为了表示服从，避免麻烦。哈维尔把标语解读为：“我很害怕，因此不加质疑地服从。”近来在表面上对金正日之死悲痛欲绝的朝鲜人，内心的意思也大致如此。然而，正如哈维尔所观察到的，人们极其不愿把这个意思赤裸裸地写在标语里。即便是在集权国家，人们也想保留一些尊严。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安慰自己：这种标语是集权社会的特征，跟我们的自由民主社会没关系。但我们能肯定吗？办公室和工厂里贴的那些公司使命宣言或励志标语，真的是内心真实情绪的自发展现吗？抑或，大家只是机械地说着标语上的话、把标语贴在墙上，而对其内容无动于衷，就像那位蔬果店老板一样？“小心开车”、“自觉回收利用废弃物”和“为多元化喝彩”这样的官方标语，与“加倍努力，建设无产者的天堂”这样的官方标语真有很大区别吗？一位来地球参观的火星人，能否轻松分辨商业广告和政治口号？资本主义主张的“客户永远优先”，是否比社会主义鼓吹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加诚实，或者更富有教益？
在哈维尔之前30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已发现了这个道理：以重复一些预包装的短语为基础的言论具有腐蚀性。不仅腐蚀语言，还腐蚀社会本身。奥威尔在描写那名已经有点像机器的说话者时写道：“他的喉头在发出一些合适的噪音，但脑子却没有参与，这与他自主遣词造句时不一样”。在商务会议和政治论坛上，我们常常能听到这种机械性发言。
哈维尔也强调了这种套话的机械性。“后集权制度的精髓之一就是，”他写道，“这种体制将每个人都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不是为了让大家意识到自己是人，而是为了鼓励大家放弃自己的个性，转而献身于体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空洞口号，掩盖了其背后的权力结构的现实。但这种空洞的说辞不仅困住说者，也困住听者；不仅困住领导者，也困住被领导者。哈维尔写道：“两者都是控制系统里的客体，但同时也是主体。”他们生活在一个假设错误、自我描述具有欺骗性的世界里。
就像奥威尔在上世纪40年代所做的那样，哈维尔在上世纪70年代抨击了政治语言的堕落。但这种堕落还在扩散。私人部门借助管理学术语，掌握了套话的艺术。然后，这些技巧被重新引入政治领域。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曾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发表演讲，但这种风气没过多久就消失了。政治演讲已变成一连串的讲话片段，其过程如奥威尔笔下描述的那样，就是“把长串的单词按照别人预先设置好的顺序粘起来”。如今，公共部门办公室墙上的空洞口号往往不比私人部门的少。
奥威尔坚持认为，应根据想要表达的意思选择使用的词汇，而不是反过来。哈维尔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环境更为严酷，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关乎“恢复各种价值观，如信任、开放、责任、团结和爱”。这些伟大的作家无所畏惧地保持独立思考，令今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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