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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现在关于中国的“共识”，与2008年底时颇为相似，并非ZF是否应当刺激经济，而是面临ZF将采取什么具体政策手段、用什么力度救市、执行速度如何等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审慎货币”和“积极财政”的政策指向。“审慎货币政策”就是宽松货币，“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赤字财政——人们对一贯模棱两可的说法已经心照不宣。 2012年，除了存款准备金比率大幅下调，中国极有可能降低利率，增加信贷，抑制汇率升值，同时减免税负，扩大财政支出。甚至不用半年，还有可能把信誓旦旦要调控到底的房地产政策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诚然，在经济内外交困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必须确保维持一定速度的GDP增长率。但是，保经济增长必须与推进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否则，即使2012年中国能够逆势而上，如同2009年那样一花独秀，所换来的也只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景气，不但经济增长难以自我持续，而且为未来发展造成许多难以治理的后遗症。
2008年-2009年中国应对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当时最大的失误就是，只采取了凯恩斯式的总需求管理政策，通过空前的大规模政策刺激一味保增长，而不顾中国经济自身固有的结构问题，忽视了必要的体制改革。结果，造成或加剧了一系列的矛盾——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通胀加速，房地产泡沫日趋严重，地方债务负担攀升，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再加上国进民退，尤其是大型央企的扩张，使得市场竞争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于私营经济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当通胀压力急剧上升，ZF被迫改弦易辙，私营经济与中小型企业又首先变成了紧缩政策的替罪羔羊。
中国在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同样面临保增长的内外部巨大压力。那时，中国ZF明智地实行了扩大内需的反周期性财政刺激政策，确保了中国经济在严重外部负冲击的环境下保持增长。重要的是，中国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大举推进了一系列重大结构改革，包括启动了至关紧要、影响深远的国企改革与银行体系改革。在产权制度改革上推进民营化与股权多元化，对臃肿低效的传统国有产业实行战略重组，抓大放小，一方面显著改善了国营企业的内部机制与运营效率，另一方面为民营经济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住房改革上，取消了福利分房政策，开启了商品房地产市场。在劳动制度改革上，大幅放松了户籍管制，让农村剩余劳力有序转移到了制造业，建筑业与服务业，大幅推进了城市化进程，显著减少了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在贸易改革上，大举降低关税，消除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贸易配额、执照与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大胆地向外商开放许多原来封闭的国内产品与服务市场，包括承诺逐步开放长期受到极端保护非常敏感的行业，从而最终为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扫除了障碍。
事实证明，中国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赢家。中国当时没有急功近利，采取汇率贬值，也没有只追求一时的繁荣，而是把周期性宏观政策与中长期结构改革完美地结合起来。中国在一系列重大体制改革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消除或缓解了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私营经济的崛起与加入WTO所带来的贸易改革，尤其显著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为中国经济在其后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应对欧债危机扭转经济短期滑坡固然重要，但治理近年来因改革疲劳症而疏忽了的中长期结构问题，更是迫在眉睫。从2012年始，中国必须在保增长与推改革之间实行更紧密地配套，找到短期需求刺激与结构改革的最佳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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