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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够绕的。
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既不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翻版，也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照搬，它是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服务的，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并针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改革开放各个时期所遇到的不同问题给予指导和诠释，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始终与中国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倾听人民的心声，伸张人民的诉求，维护人民的权利，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行，与时俱进。中国化政治经济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三个客观标准”，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秉承“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利”的学术品格，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积极倡导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传承中华民族宽广的襟怀和谦虚的品性、具有学术上的广博的包容性和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同时也具有自我批判、自我修正、不耻下问、虚心求教、精益求精、博采众长的学术意识。
你的帖子，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诠释价值的源泉，及其构成价值的因素。
第二，阐释“价值转化为价格”（马克思语）的具体途径和演化过程。
第三，解释影响价格波动及其未来走势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及成因。
为此，我个人以为：
首先，第一、第二和第三，三者关系是连贯的、递进的关系。第一若没解决，就无法进入第二和第三。
其次，建议不要用“抽象劳动”概念去诠释“价值”，这方法行不通。马克思本人也放弃了这一方法。详见《马恩全集》第23卷——《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三，“价值转化为价格”——须联系“第三方”的作用和性质。因为，价格总要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第三方”），或者说价格唯有通过货币形式才能表现出来，而构成货币的最佳材料是金银。同时，作为货币材料的金银也是商品，而作为财富内容的商品使用价值本质上也是货币。斯密曾说，商品天生具有一种“购买力”，所以，商品本身天然就具有承担货币职能的属性。在货币发展史上，牛羊、谷物、贝壳、玉石、木材、兽皮、布匹甚至食盐等等，都充当过货币的材料。为此，货币的产生，不取决于货币材料，而是取决于货币的本质。
价值是社会财富的“内在尺度”；货币则是社会财富的“外在尺度”，唯有“嗅到”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真正解决“价值转化为价格”的问题。
第四，社会“有效需求”是具有结构性的和层次性的。“边际效用”的大小，取决于有效需求的结构性和层次性的变化。研究社会需求离不开序数理论和基数理论。例如：目前世界上大概共有192个国家和地区，若不考虑欧元区，则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主权货币，那么那么多货币之间的汇率究竟是如何相互间进行换算的？它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间的币值变动究竟是根据什么作为基础的呢？（提示：在供求平衡状态下，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排除国际贸易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不同货币之间的币值决定，所共同遵循的同质东西，那么透过这一方法，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地解释：不同商品之间的价值决定，所共同遵循的同质东西究竟是什么了，并大致地描述出：商品价值究竟是如何转化为价格的，以及这种转化的具体途径和演化过程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附注：
第一个将人的劳动与货币相联系、同时又将价值的变动与价格的波动相联系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是财富的初始货币”。也就是说，第一个将生产财富所耗费的各种要素及其收益，与财富的货币形式相联系的经济学家也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指出，“凝结于”财富内部的各种要素的耗费及其收益（注：土地及其地租、资本及其利润和劳动价格），形成财富的“自然价格”。当财富的这种“内在”的“凝结物”（自然价格），表现为财富的“外在”的货币形式时，即表现为人们可触摸到和感觉到的“真金白银”时，则这种隐藏于财富“内在”的“凝结物”（自然价格），则形成财富的“外在”的“市场价格”。前者的变化，必定影响后者的波动。但是，令斯密感到困惑的是，生产财富所耗费的各种要素均具有不同质，它们之间的数量比例变化，最终是如何影响到同质的货币形式的呢？他天才地将人的劳动与货币联系到一起了；但是经他思考后认为，人的劳动之间存在的个体性差别难以“同质化”，无法转化为现实的货币形式。为此，他天才地放弃了这一观点。
100多年后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重新拾起这一个观点。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之间个体性差别是由个人劳动产品的私有制导致的，所以，抽象掉依附于商品的“物”的形式上的私人劳动性质，就可以将人的劳动之间个体性差别“同质化”为“社会劳动”即“人类一般的无差别劳动”，这个“同质化”后的“人类一般劳动”就称之为“抽象劳动”。
马克思认为，关于“抽象劳动”这一观点是属于他的发现。但是，今天的事实却证明，“价值转化为价格”的难点，不在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认识到凭藉马克思这一发现，仍然未能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简单劳动” 的时间量与“货币材料”的物理量，二者之间的计量单位相互换算的问题，从而也就无法解决“价值转化为价格”的问题。[1]
“价值转化为价格”的关键点就在于，人的劳动能否充当货币材料，简单劳动的时间单位能否作为货币材料的计量单位。为此，马克思仍坚持认为，他本人所在的那个资本主义时代也许做不到，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可以做到的。他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商品，也没有货币，也没有市场经济，人们凭着“劳动劵”领取一份生活消费资料。其实，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劳动劵的“劵”，仍然属于货币形式。这个“劵”的面值大小，或这个“劵”的数量多少，仍然起着调节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经济杠杆作用。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非要将马克思本人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劳动者个人生活消费品的分配所设计的“分配原则”奉为圭臬，他们不顾及这一“分配原则”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局限，他们不考虑这一“分配原则”所依存的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一定的社会经济生产组织方式的性质和特点，他们非要今天的人们普遍接受这一“分配原则”的指导，他们非要将这一“分配原则”作为“唯一”的“客观”的标准，并应用于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实践。这一要求人们去照此“按图索驹”的做法，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哪有不碰壁的道理？
这使我们明白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那就是：人可能天生具有相等的劳动能力。但是，由于个人的主观努力的原因及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所致，在后天，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的复杂劳动力与简单劳动力的区别（注：应称之为高素质劳动力与低素质劳动力的区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作为生产力的物的要素之一，与生产力的人的因素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劳动力要素表现为价格形式，即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但是，并不能证明在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2]无论是物质产品的生产，还是文化精神生产的生产，简单劳动的时间单位根本就无法转化为货币的计量单位——转化为价格。[3]
今天的市场经济将这一问题留给今天的我们，让我们去思索、去讨论、去认知。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日渐干枯的文化精神生活，带来的一些人生乐趣和价值意义。
注[1]：
马克思说：“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一定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详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58页
注[2]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一个需要培训10年的熟练技工在一天内的劳动价格，抵得上一个从未经过培训的工人在一个月的劳动价格。显然，他讲的是人的劳动力价格，讲的是劳动力价格所依据的劳动力的复杂程度与简单程度的区别。而马克思却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区别，是在讲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
注[3]
“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详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52页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他认为，将价值范畴与个人劳动力相联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认为个人之间的劳动力是不存在差异性的。如果非要以为存在着这种差异性，那么，唯一能体现这种差异性的，就在个人之间的劳动力耗费上，即体现在私人的具体劳动形式上，体现在个人之间的劳动力耗费中不同的劳动熟练程度和不同的劳动强度上。
马克思指出：“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因为个人劳动力本来就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详见《马恩全集》第23卷第95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将无数的具体劳动抽象为“人类一般劳动”。
但是，马克思是错的，而亚当·斯密是对的。
因为，在个人之间的劳动力的耗费中，之所以出现了不同的劳动熟练程度和不同的劳动强度上的差别，其根据就在于个人之间的劳动力具有差异性，而个人之间的劳动却恰恰不具有差异性。或者说，个人之间的劳动具有职业风险、条件艰苦、行业歧视等区别，但个人之间的劳动就是不具有“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马克思坚持个人之间的劳动存在着有“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关键在于马克思知晓，一旦将他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还原为“复杂劳动力”与“简单劳动力”的区别，那么，他的“抽象劳动”的基础也就随之不存在了。为此，马克思以“社会平均”的方法，试图抹掉个人之间的劳动力的差异性，是无法做到自圆其说的。
这就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两重性”理论，最终被人们放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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