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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生病的穷人也有基本的治疗权
——评钟伟：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
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一个只懂一点经济学ABC的小学生，可是当我读完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付不起钱人的人就该死”？我以为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却万万没有想到作者居然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作者精心挑选了发生在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为了降低爱滋病患者高昂的治疗费用，通过同国际医药界巨头的斗争，成功迫使这些医药界巨子同意这些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仿制这些药品的事实，反复强调这样做会损害到鼓励发明创新的专利制度，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因而“当我们谴责制药巨头以惘视生命为代价攫取利润时，在谴责付不起钱的人应该死去时，这种谴责等同于说，为什么鸡尾酒疗法要用这么昂贵的方式问世，而不是让贫穷和富余的艾滋病患者同样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这样正义和泪水的虚伪就显现无遗了”。
那么政府出面又如何呢？作者是这样分析的：“各国政府可以考虑资助制药厂的研发，并实施更为松弛的专利保护，这样新药研发的风险部分地由政府来承担，或者，政府不对厂商进行补贴，而对消费者进行补贴，即直接对抗艾滋病类药物提供财政补贴，这样新药价格应该有望显著降低。很遗憾，这样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因为政府给予制药巨头的资助只能来源于税收和举债，因此接下来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是：我们凭什么可以相信政府和药厂之间的资助交易不会导致严重腐败？为什么全体国民必须降低整体福利水平，去支付救助艾滋病者的成本？这样延续深究下去，可能会产生对政府职能和传统道德的深重危机感。”
在这些貌似冷静客观的分析背后，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作者混乱的经济学逻辑，不知以为知的强词夺理和故做奇语的好出风头。众所周知，爱滋病是21世纪人类在医疗健康方面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从1981年美国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后，艾滋病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速度惊人。按照联合国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11月21日共同发布的《２００６年世界艾滋病报告》显示，2006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30万，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达3950万，同时全球又有290万人死于艾滋病。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分布状况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是艾滋病重灾区，全球６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集中在这里。2006年该地区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80万，总感染人数达2470万。安南说，25年来，艾滋病改变了世界。它已使2500万人丧生，它已成为世界上15至59岁人们的头号杀手，已成为我们这代人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面对如此严峻的健康挑战，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来应对，迫使国际医药界巨头降低专利使用费，接受在一定条件下的仿制相关药品就是其中之一。在印度、泰国、巴西、南非等国家，由于专利药物的市场垄断被打破，使得整个艾滋病抗病毒药物市场价格不断下降。
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仿制爱滋病药物的行为是否损害了被证明是最有效的鼓励创新的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呢？根据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规定，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国必须保护药品在内的知识产权。同时也有“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两个规定，即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限制专利人滥用独占权。TRIPS第31条规定，经过与专利所有者的协商未获得成功，或者当国家面临“紧急状态”和在“非商业性公共利用的情况下”，可以动用强制许可，仿制生产专利产品。而“平行进口”的条件和“强制许可”一样，没有生产能力的国家可以据此条款进口别国的仿制产品。这就是说，这些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爱滋病病人最基本的人权和应对最重大的健康挑战，廉价仿制艾滋病药物是完全合法的，事实上也得到了包括联合国、WHO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认为此举有力地维护了艾滋病患者获得治疗的基本人权。由于廉价药品的普遍使用，1997年—2000年，巴西医药开支节省了6.77亿美元，仅2000年停止进口美国和瑞士两家公司的艾滋病防治药物，巴西卫生部就节省开支39%。近3年来，巴西的艾滋病药物价格又下降了70%。在节省了大笔医药开支的同时，近4年来，巴西因艾滋病住院的人数下降80%，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减少了50%。目前巴西艾滋病患病率已经从世界第3位下降为第42位。由于受到巴西等国成功例子的鼓舞，2002年7月，在巴塞罗那召开的国际艾滋病大会上，WHO宣布，到2005年底，要为发展中国家300万艾滋病病人提供抗病毒治疗。
那么，政府通过各种措施，比如价格补贴药厂是否会必然出现腐败，以及全体国民必须降低整体福利水平，去支付救助艾滋病者的成本等问题呢？众所周知，爱滋病是一种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爱滋病疫情，就会对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健康产生极其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爱滋病和其他传染性疾病一样具有“负”的外部性，是一种公共或者准公共产品，不能单纯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这些病人的治疗和药品的生产，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通过各种措施遏止这些严重传染性疾病的蔓延，保护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就是责无旁贷的选择，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62条规定，国家对患有特定传染病的困难人群实行医疗救助，减免医疗费用。爱滋病如此，“非典”也是如此。这其实就是在实实在在地保护全体人民的福利，对全体人民生命健康负责，因为如果我们任瘟疫流行，就会危及全体人民生命健康，从根本上损害了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啊！
萨谬尔森告诉我们，真正的经济学家是有良知和正义的,他们是这样看待他们的工作的：“遗憾的是，稀缺问题消亡的太平盛世并不是近在眼前。我们暂时还不得不生活在现在，继续为每日的生计而操劳。然而，即使在达到高度富足充裕的世界之前，我们也可以用一分智慧和一些幸运为所有的人提供象样的生活水平，并且消除悬殊的不平等状况，……介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经济学可以把依据于证据的理性和来自心灵的目的最好地结合起来”。
附：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
钟 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幸运和不幸。如果经济学能够解读世界，或者甚至能够增进世界的福利水平，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如果经济学对某些问题无能为力，经济学家们就至少不应使问题变得更糟糕。也许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倾向于认为正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良好结果才是社会正义的最好证明，而不是高尚的动机和廉价的泪水。
在此我们不妨观察艾滋病以及鸡尾酒疗法带来的一系列争议。2006年是艾滋病被发现的第15年，至今每天全球大约有6000人死于艾滋病，在非洲的某些国家，15岁的男孩中甚至将来可能有一半都会死于艾滋病。
艾滋病并非无药可治，在医学上有被称为“高效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即俗称的“鸡尾酒”疗法可以极大地消除艾滋病人的病症，延长其生存期和生存质量。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有20余种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上市，1996年“鸡尾酒”疗法也得以诞生。有研究表明，艾滋病患者如果坚持“鸡尾酒”治疗，那么他们在被确诊病情之后，还可以平均再活24年左右，但期间需要支付的医疗费用总共高达60万美元，每年的治疗费用差不多是2.5万美元。
如此昂贵的药品，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难以支付“鸡尾酒”治疗，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网站上公布的数据，中低收入国家接受“鸡尾酒”疗法的患者人数在2005年时达到130万，全球却至少有4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对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而言，鸡尾酒疗法所需要的花费，使治疗“完全属于另外一个星球”。考虑到这些药物的制造成本仅仅是其售价的10％，其余90％则体现为西方制药巨头的巨额专利费，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以人道和正义的精神开始反思，到底是全球数以千万计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命重要，还是这些制药巨头攫取巨额专利费更重要？市场经济真的可以容忍厂商从人的生命中牟利吗？人们越来越尖锐地质疑：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吗？
让我们先放下愤怒、痛苦和泪水，看看市场机制是否让问题变得更糟糕。
是的，研究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制药巨头肯定期望从药品研发中获利，或期望某一种药品研发至少最终能够收回成本。有研究表明，在美国，一种新药的上市平均要花费2－5亿美元，但是仅有30％的新药可以收回投资成本，昂贵的研发投入已经迫使国际制药巨头不得不联合起来进行药品的研发，那些投资失败的药品研发成本最终将被转嫁到成功研发和市场前景广阔的新药上。这可能是鸡尾酒疗法十分昂贵的决定性因素。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是否应该为那些70％的失败投资付费？如果我们只在乎成功，那么谁去承担失败？
进而言之，既然鸡尾酒疗法已经获得极大成功，为什么制药巨头不降低其索要的专利费用，或者国际社会缩短对该项专利的保护时间？其实人类自有专利制度以来这种争议就广泛存在，如果没有专利制度，那么人类发明创造的聪明才智就得不到回报，全社会的技术进步就会停滞不前，如果沿用现有专利制度，那么先行者就撤掉了追赶者追赶上来的梯子。现有的专利制度是制药巨头在新药研制时决定研发投入和回报的关键因素。或者可以说，有了专利制度，售价比制造成本贵10倍的鸡尾酒疗法才得以问世；如果没有西方国家严厉的专利保护制度，很可能至今人类对艾滋病仍束手无策。
因此，当我们谴责制药巨头以惘视生命为代价攫取利润时，在谴责付不起钱的人应该死去时，这种谴责等同于说，为什么鸡尾酒疗法要用这么昂贵的方式问世，而不是让贫穷和富余的艾滋病患者同样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这样正义和泪水的虚伪就显现无遗了。
如果说在药品领域市场机制是失灵的，那么政府的介入是否会更好？
各国政府可以考虑资助制药厂的研发，并实施更为松弛的专利保护，这样新药研发的风险部分地由政府来承担，或者，政府不对厂商进行补贴，而对消费者进行补贴，即直接对抗艾滋病类药物提供财政补贴，这样新药价格应该有望显著降低。很遗憾，这样的努力几乎是徒劳的。因为政府给予制药巨头的资助只能来源于税收和举债，因此接下来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是：我们凭什么可以相信政府和药厂之间的资助交易不会导致严重腐败？为什么全体国民必须降低整体福利水平，去支付救助艾滋病者的成本？这样延续深究下去，可能会产生对政府职能和传统道德的深重危机感。
各国政府也可以对抗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以诉讼或强行突破的方式，在本国制造抗逆转录酶药物，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典型的样板是巴西、印度和泰国等国。巴西是世界上第一个向本国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鸡尾酒”疗法药品的国家，巴西政府之所以能够承受免费供药带来的经济负担，是因为巴西取得了药品专利权斗争的胜利，可以自行生产抗艾滋病药物。印度和泰国也试图进行药品的本土生产，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也在加入进来。
从一次博弈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阵营很有可能获得这次艾滋病药物专利之战的胜利，但从重复博弈的角度来看，这有可能导致西方国家进一步填补现有专利保护制度的漏洞并使其更加壁垒森严，或者考虑到巨大的经济和道德成本，在人类面临下一次未知致命疾病的威胁时，采取漠然旁观的态度。如此一来，不管付不付得起钱的人，就都只有束手待毙了。
国际社会也可以联合起来，以多边协议的方式，由一个或者几个大国牵头联合购买抗逆转录酶的巨额专利费用，并把大规模廉价制造和提供的类似药品，作为全球公众产品予以提供，这样无疑是人类巨大的福音。但问题依然在那里：谁来买单？有多大的可能？
我们列举“付不起钱就得死”这样极端的例子，把市场经济下利润和生命赤裸裸地对立起来，就在于试图陈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深重的人性和道德而言，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具有和抗艾滋病药物一样残忍的属性，你付不起钱，就得挨饿挨冻露宿生病勉强撑着；或者你付不起足够多的钱，就得在衣食住行医疗娱乐各方面更加节俭和粗陋一些。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几乎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富裕的国度和国民，因为付得起钱，的确活得更好更长久。
揭示这样的残忍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学家冷酷的外表下柔弱和无奈的内心。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说，他将会继续购买包含非洲童工劳动的产品，因为他的不购买行为可能使得一个非洲童工死去，而他的购买则可能使得这个童工得以活在人间与地狱的边缘。经济学家所求的，就是如果他不能让世界更美好，就至少让世界不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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