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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思考：又到粮食“直补”时。。。
2005.10
上篇
8月27日是A乡农民领取本年度水稻直补资金的第一天；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各村农民需要在规定时间到乡信用社直接领取补贴。那么，这次农民领取直补资金是否顺利呢？通过几天的观察，笔者亲自体验了这样一件“大好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难度。
1、农民领取直补资金热情非常高
这次水稻直补标准是20元/亩，A乡19个村（一个村因为没有水田不参加直补）补贴总数是40多万，而全乡农户共7000多户，平均起来每户补贴不到60元。在现场，笔者看到，很多农户的领补单上只有40余元，有的只有20余元。但是，领取补贴的农民的热情却非常高。天不亮就有农民守候在信用社门口等待开门营业。上午7点半信用社营业的时候，门口已经挤满了从下面各村前来领取补贴的农民，而这些农民中很多是老人、妇女与小孩。
2、“前两年农民一分钱也没拿到”
以前直补资金都是由乡村逐级发放的，为什么这次要由信用社直接发放呢？答案是信用社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的：“农民粮食直补已经有2年了，但是钱都被乡里村里扣下了，前两年农民一分钱都没拿到，所以这次国务院发文要求，直补资金采取乡财政所核发领补通知单，信用社凭乡财政所领补通知单和财政所工作人员审核印章向农民发放的方式。”
3、发放补贴款的程序
首先，基层财政所根据各村报上来的农户承包水田面积计算各户应发补贴向上逐级汇总，省财政厅在审核后将资金拨付给各信用联社并落实到基层信用社。然后，乡政府组织村干部发放领补通知单并确定各村集体领款的时间。最后，农民携带身份证（后来鉴于很多户主外出打工身份证不在手边，因此规定也可以家人凭户口薄领取）、领补单和个人私章到基层信用社领取直补款。领取的步骤是乡财政所核实签章、信用社出纳、农民领款签章。
4、4个村农民没有拿到领补单！
但是，A乡发放直补款的第一个环节就出了问题：截止到9月1日，在应该领款的11个村中有4个村的农民没有到信用社领款，因为村干部没有通知农民领款并扣留了农民的领补单！
为什么村干部没有通知农民领款呢？这里又牵扯出另外一件事情：鉴于近年来水稻病虫害大面积发作，全区组织各村统一购买打药，为了完成这一硬性任务，农药是各村干部以私人名义贷款集体购买发放的，但很多农户打了药却没给钱，因此各村干部希望能从此次直补款中抵扣掉农药款。据了解，这次买药无论是价格上还是效果上农民都是得了实惠的。
除了这4个村之外，还有一些村的干部扣留了那些没有交农药钱的农户的领款单。而扣留农民领补单是严重违反本次直补资金发放政策的。
5、存在不少由村干部代领现象
政策规定，不允许由村组干部代领补贴款。但是，根据笔者的观察，代领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保守估计有1/3农户的补贴是被村干部代领的）。这里的情况又比较复杂。
按照财务所和信用社方面对政策的理解，不把领补单发给农户是绝对错误的，是完全违反政策的；但如果是农户拿到领补单后自愿将其领补单、私章、户口薄（身份证）交由村干部代理是可以的。毕竟，如果坚持由各家各户单独领款，也存在不现实性。比如9月1日，计划中的两个村共有800多户农民领款，但一个上午才发放了不到200户，一天时间发放不完的。
有意思的是，村干部向财务所、信用社提出“不要把这一政策公布，我们自己来操作，包你满意”。笔者观察到村干部的“包你满意”的两个手段：一个是对农民说“如果你今天排不上队，以后就领不到了”；一个是对农民说“80%都让我代领了，你要不要代领随便你”。很多农民看着长长的一直排到马路上的队伍，再加上天气不是下雨就是闷热，就提出让村干部代领了，当然，这其中有很多是没交农药款，就提出让其抵扣了。
尽管如此，很多农民依然坚持自己领款，其中也包括一些没交农药款的。
中篇
其实A乡的情况并不是最“离谱”的。9月1日，B镇党委办秘书在聊到发放直补髋问题时说，“你们A乡农民素质太低，我们B镇农民素质高，不烦这个神，全部由我们代领了”。
因此分析一下领取直补事件中乡村干部、农民与信用社的立场与行为很有必要。
1、 乡干部的消极与村干部的怨气
9月1日上午，笔者在信用社门前领取直补资金现场逡巡，遇到正在现场维持秩序的A乡财政所所长，由于前几日一起喝过酒，于是站在领补款队伍旁聊了一会。
“今天农民来得蛮多的啊。”
“是的，今天来的是两个大村。”
“你们为农民办了件大好事啊。”
“今天秩序比较好，前几天比较乱。”
“听说前几天3个村没有把领补单发下去啊。”
“。。。。。。”
“我一直比较关注农村问题，这次下来也是好好感受一下。”
“三农问题是个大问题，国家非常重视，但是很多东西啊，和下面实际情况相差太远。比如说税费改革吧，现在农业税取消了，我们觉得并不合适。”
“农业税免征吧，税种还是存在的。”
“。。。。。。实际上就是免征吧，以前农业税是与其它钱一起收的，现在一起都不收了，很不合理！”
“现在乡村干部和教师的工资不是都由上面给吗？”
“但是乡镇做事情没有收入啊，很多事情都没法做了。”
。。。。。。
笔者突然意识到，所长的谈话其实不仅是说给笔者听的，也是说给旁边排队的农民听的。
9月1日，领直补款的两个村的干部现场发放领补单，农民团团围住干部，场面既热闹又有序，领款的速度也提高了，与前几日形成鲜明的反差。为什么村干部如此“积极”呢？一个干部说了大实话：“要不是收农药钱，鬼才忙这个事”。
据信用社主任介绍，这次领补，各个村子的情形可以分三种，一种是所有农民都事先拿到了领补单，因为村干部觉得为了1万多块前农药钱把全村人都得罪了不值得，但是干部没来维持秩序；一种是村干部扣了欠农药钱的农民的领补单不发，或者商量由他们代领代扣的；还有一种就是根本没有发领补单的，他们指望拖下去，乡里还是要把钱拿出来的。
其实，第三种情形与B镇所谓全乡代领本质上是一回事情，区别只是能不能拿到款还要看信用社给不给政府这个面子。
值得一提的是，财政所所长在发放补贴时也坚持了比较严格的要求，比如他开始时甚至拒绝农民自愿让村干部代领，这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怕承担责任（9月1日得到消息，省里检查组将于2日到该县抽查），一个是他可能也是想拖，拖到正式领款期结束之后由乡里把款取出来（9月2日信用社主任透露该乡党委书记曾找所长提出这个要求）。
信用社主任已经把事情说得很透，“这个事情，乡村干部很消极，因为他们拿不到钱啊。你想想，如果不是乡里本身不积极，村干部敢不发领补单吗？”乡里、村里都在用尽心思想“分一杯羹”。而且，如果乡里拿到钱是不会给村里的，所以村干部说“这次不领钱，以后就领不到了”，看来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细细琢磨，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2、 农民的“刁蛮”与“妥协”
在这次领补过程中，笔者从乡村干部乃至信用社工作人员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A乡农民素质低、落后、刁蛮”。
A乡农民的“刁蛮”体现在他们与村干部的不合作态度。他们天不亮就跑到信用社门口等待领款，他们生硬得拒绝了村干部“代领”的“好意”，他们拖欠农药钱硬就是不还。在现场，笔者在那种人头攒动的热闹中也能感受到乡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言辞的紧张。他们摆出一幅“理直气壮”的架势催促干部的动作，丝毫不理会村干部“义务”忙碌的辛苦。队伍中农民那种警惕、严肃、紧张的眼神（尤其是妇女，有的甚至很焦虑），让笔者无法用语言形容。
9月1日中午1点，天气闷热，信用社门前站着一个等待下午2点半重新开门营业的中年农民，如何形容他呢？我只能用“孤独”来形容，这种“孤独”既体现了当代中国农民的坚韧，也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民的无助感。而这一切的背景，却又恰恰是以国家给农民发放“直补”为背景的，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当然，A乡的农民也是懂得妥协的。当他们面对长长的队伍、村干部的暗示和炎热的天气时，又会显得很大度，甚至是风度：把户口薄（身份证）、私章和领补单往村干部一塞，“你替我代领吧，我懒得拿了”。与其硬撑到底，不如主动放弃，主动放弃的好处在于这既可以让自己“潇洒”一下，还可以给村干部一个“面子”，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以后还要打交道。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注意到，村干部也极其重视村民的这种“信任”，他们自己购买了薄膜袋把各家的户口薄、私章仔细的装起来，口里还念叨着，“该扣多少就扣多少，剩下的一分也不多占你们的。。。。。。”
注意一个细节，农民在把证件塞给村干部的时候，往往不会主动提扣农药钱的事情。他们的“潜台词”是，我让你代领和农药钱没关系，我让你代领是给你干部面子。
看着那些故做潇洒、昂然而去的农民，笔者心底泛起的是带点苦涩的微笑。
顺便说一句，如果B镇农民全部让乡里代领属实，笔者的理解，这里固然有乡干部的操作，但也不能不说体现了B镇农民的一种妥协：既然这钱并不好拿，不如放弃，这样以后再有交钱的事情，自己也可以省去若干麻烦，或者至少，在和干部们交涉的时候更加“理直气壮”。
3、 信用社：似乎是“旁观者”
在这次直补发放过程中，信用社的地位是中立的，他们只是负责“出纳”，他们是独立于乡村组织的，同时他们与农民也没有利害关系，一切只是照章办事。
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却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
如果B镇政府代领直补金属实的话，如果要追究这件事情的责任，首先不是B乡的书记乡长财政所所长，而是B镇信用社的主任。因为，显然是信用社主任违反了资金发放的政策，给乡镇政府放了水。值得强调的是，钱到村干部手里，农民还可以在日后有所交涉，但钱到上一级乡镇政府手里，笔者可以判定，这笔钱就几乎肯定会挪作它用了。因为，在他们眼里，他们本来就将这笔钱看作国家理所当然的对乡镇的“补贴”，否则不是还得找农民找钱吗？
但是，A乡信用社是坚持原则的。A乡信用社主任更在乎给老百姓办实事的“名”，并且他也是顶着这个“名”和乡村干部交涉的。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与B镇信用社主任不同的是，他没有忘记这个职责。
这固然与他的个人素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他在A乡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与B镇相比，A乡经济是落后的，A乡政府的财政是极其困难的，几乎没有什么稳定的经济来源，书记乡长手里没有了资源，腰杆子不硬，各种经济活动的中心自然转向了他这个信用社主任，因此，A乡信用社主任没有必要“买”政府的帐。应该说，他对政府的态度是避之不及的，因为A乡经济落后，政府出面担保借钱的风险很大，或者说政府的“面子”不值钱。另外，这几年农村小额贷款推广，农民银行已经基本从乡村经济撤出，信用社已经成为农村经济活动中与农民打交道最广最深的经济实体，其市场地位可谓炙手可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信用社发放农民直补津贴可以说是一次给自己进一步扩大影响做的免费广告。A乡信用社主任正是切身体会到这种在较落后地区较高的社会地位，才在三方博弈中更加突出自己的独立性。
在27号以来的每一天中，笔者都可以从信用社寥寥几个工作人员的忙碌身影中体会到一种自得。他们知道，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又悄悄得上了一个台阶。
下篇
说了这么多，我到底想说什么？揭露乡村干部的贪婪与农民的不幸？错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并不认为乡村干部比90年代更贪婪，农民比90年代更不幸。我想通过这个事件谈谈农村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谈谈农村的出路。
1、“直补”的意义
“直补”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是增加农民收入，有人是促进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我觉得都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教育农民！
这次通过信用社直接发放补贴，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重新定义中国农村的权利关系，唤醒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
或许有的朋友不同意我的看法，或许有的朋友认为中国农民从来就不缺少权利意识。我要说的是，需要把农民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农民主张自己的权利加以区分。维护权利是当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时候才存在维护的问题，而农民的权利之所以会受到损害往往又是由于农民对自己的权利缺乏完整的概念，甚至，本来就不存在一个完全的农民的权利的概念。对于一个共同体社会来说，农民的传统是依附性的，他们对自己的权利的态度在概念上是模糊的，他们关心的是自己能得到什么，而不是应该得到什么。
开始的时候，笔者也在想，是不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由村干部代领补贴也是可以的，有没有必要坚持农户直接领取的原则。经过这几天之后，笔者深深认识到，必须强调农户直接领取补贴，虽然领取补贴要付出一系列成本（9月2日上午信用社增开了一个窗口，由于缺少人手，笔者帮助信用社维持排队秩序结果出了老大一身汗也没能拨动挤在窗口的那堆人，而其中有好几个老人），但是这样一种成本是值得的，这让他们亲身体会主张自己权利的刺激。
当这样一种主张自己权利的意识深入人心之后，也就意味着中国农村干群关系、权利关系的颠覆，而这种颠覆本身又是新的社会结构的基础！
2、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在何方？
当中国农民可以撇开现有的农村政治架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现有的农村的政治架构已经穷途末路了。这让我想起那个曾经中国人很熟悉的词汇，“造反”，用今天的词汇来说，叫“解构”。
但是，只破不立是不行的，不立则不能彻底的破，因此，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在何方？
如果不是仅仅局限于“直补”谈“直补”的话，我们通过眼下的“直补”事件更应该看到现阶段中国农村传统政治体制解构的风险。
以A乡为例，该乡在全县、全省，财政收入几乎都是最低的，税收收入只有140万,但一年财政支出需340万元，其中由县财政拨付的人员工资（干部与教师）要200多万，比乡信用社的年收利息还低10万。这是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这点钱，连维持政府组织的正常运转都很困难，更不要谈做什么事情了。
于是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一种声音：取消乡镇政府而代之以乡公所。
一直以来，我对这种论调持一种怀疑态度。只要中国大部分人口还在农村，只要中国农民在领取补贴款时还如此无序，中国的乡镇政府就是无法取消的，即使原有的乡镇公共事务权力（比如土地、城建）已经向上集中。因为任何事情总要有人去组织，总要有一个组织去承担，而当代中国农村还没有出现能够取代乡镇政府及其乡村组织的组织。
而且，现在对这种组织的需求不是下降了，而是增强了。以农业生产来说，随着农业生产的资本替代劳动的加速，传统的小农正在被组织化的社会生产代替。农药必须统一施用，耕地必须统一深耕，这几年水稻病虫害的猖獗（厉害时每亩要200元农药都治不了，因为病虫害不统一治根本无用，免耕法的推广也带来病虫害的问题，去年A乡农民水稻就几乎颗粒无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农民与乡村干部的不合作态度，现在各村的农药钱收不上来，而这些钱都是由村干部以私人名义向信用社贷的款，本来他们指望能通过这次扣留直补款来抵充，现在已经无望了，村干部充满了怨气。“明年上边再要求统一治虫，谁还会理睬呢？”各位可能会说农民会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把问题想的太简单了，比如去年A乡就出现在青霉素可以杀虫的谣言下农民纷纷购买青霉素治虫的闹剧。
其实，农村的事情千头万绪，岂是仅仅一个水稻治虫了得？
应该看到，随着乡镇人员、教师工资转由县财政拨付，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有了很大缓解，但是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乡镇政府与乡村组织不能仅仅为生存而生存，它存在就应该有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在于为农民服务，推动农村的现代化。有这个可能吗？笔者认为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农民有这个需求，但要乡镇起到满足这个要求的作用，就必须为其提供作为的能力。这里，固然有进一步促进乡镇的人员精简的必要性，但也要强调培养乡镇政府的经济能力，而且这种经济能力应该和乡镇组织的改造是一致的。
3、农村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近几年，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如火如荼。但是，笔者认为有一个根本问题需要弄清楚：现在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笔者认为根本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正所谓，越穷越落后斗的就越凶。其实，在过去的几天中，笔者发现，农村的干部不是不明事理，很多行为只是利益使然。他们改变不了大局，他们只能在大局中按照自己无法改变的逻辑出牌。
现在，A乡书记乡长都在外边“招商引资”。我觉得，其实“招商引资”其实只是名目，真正的目的不如说是拿着公款出去“见世面”，同时也躲开了那些伤透脑筋的说不清理还乱的事务（比如讨债的），何乐而不为呢？
经济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在于缺少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如何催生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要催生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又需要哪些社会条件？不搞清楚这些问题，简单的说什么“取消乡镇政府”除了把水继续搅浑之外，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就象这次农村直补，即使把发放直补的权利从政府手里移到了信用社，但最终还是绕不过政府，绕不过乡村两级组织。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天下有这等美事么？
希望我们能找到教育农民的更好的办法，或者说希望能找到不仅能教育农民更能改造乡村社会的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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