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经济学家》(The Undercover Economist)第一版封面上印着一个通俗小说中常见的私家侦探形象。这是我提议的——反正也没有人规定不行嘛。我当时几乎没有意识到,这即将成为一股潮流:经济学家化身侦探。
考虑到经济学家很喜欢图省事做一些简化问题的假设,这股潮流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假如福尔摩斯是经济学家,他肯定会假设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是圆球形的,且它所处环境的摩擦力为0。)不过,不管看上去可不可能,“司法经济学”(forensic economics)已经出现。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出现在1994年。威廉•克里斯蒂(William Christie)和保罗•舒尔茨(Paul Schultz)注意到,在纳斯达克(Nasdaq)市场,以1/8美元为最小报价单位的股价,实际上是以1/4美元为最小变动单位。结尾为1/8、3/8、5/8和7/8的报价非常少见。经过仔细核查,克里斯蒂和舒尔茨得出结论:这可能是做市的投资银行相互串通的表现,目的是使买卖双方的报价保持较大的价差。随后,美国证交会(SEC)展开了调查,投资者对纳斯达克提起集体诉讼,最终双方达成庭外和解。
司法经济学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例子。杰伊•里特(Jay Ritter)最近所做的一项司法金融学调查和埃里克•齐策维茨(Eric Zitzewitz)即将完成的一项司法经济学调查,共同勾勒出司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方法之一是采用纯粹的统计学分析方法。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来自布赖恩•雅各布(Brian Jacob)和史蒂夫•莱维特(Steve Levitt)。两人发现,在芝加哥一些学校的选择题考试结果中,出现了一些按照常理不可能出现的现象。这种可疑的“答案系列”(所有学生的答案都一样)与学生平均分的暂时急剧提高呈相关性。
另一种方法是利用不符合经济学理论的一些现象。齐策维茨发现了共同基金中“延迟交易”(late trading)的证据,这是违法的。他指出,这些交易与一些信息呈相关性,而这些信息是交易员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根据有效市场假说,他们也不可能通过推理获得这些信息。相关方面宣布将展开调查之后,这种可疑的模式就消失了。
人们也越来越喜欢把现场实验作为发现可疑行为的方法之一。本杰明•奥尔肯(Benjamin Olken)在印尼农村对公路建设中的腐败现象进行了研究,用自己设计的方法估算建筑材料失窃的数量,并与独立审计的结果进行对照。
司法经济学有何贡献?齐策维茨主张,一个主要发现是政府失灵——不仅在穷国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在美国和其他富国,也存在警察和监管当局失灵的情况。在如今这么不景气的时候,这个发现或许并不令人吃惊。
经济学家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资格进行这种分析?有这种疑问是合理的。经济学家是一群自信满满的人,他们自己大概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答案确实存在。
经济学既要求经济学家有处理复杂数据的能力,又要求他们有理解人(由人构成的机构以及人的动机)的能力,这是经济学的独特之处。而多疑是经济学家的天性:毕竟,经济学中假定的“理性人”,是没有道德观念的聪明人,这种人是大家都会提防的。
司法经济学的流行或许对经济学专业也是有利的。它要求经济学家不要在理论思考上花过多时间,而是要密切关注数据,以及市场实际运行中纷繁复杂的情况。如果经济学家能养成这样的习惯,那肯定是件好事。
蒂姆•哈福德著作《适者生存:为何失败是成功之母》(Adapt: Why Success Always Starts With Failure)平装本已经上市,由利特尔-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出版
译者/吴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