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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察家们正在拭目以待，看中国到底是成功软着陆、给过热经济降温并达到可持续性更强的增长率，还是会重蹈邻邦覆辙重重坠落。但对有些人来说——特别是大选年的美国政客——唯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贸易平衡。
诚然，人民币不久前还处于严重低估的状态，中国的贸易盈余也相当巨大。但这一状态正在改变。调整的力量正在中国经济中见效，因此对中国的外部观点也应该作出调整。
中国的贸易盈余在2008年达到了3000亿美元的高峰，此后一直在下降。（事实上，官方数据显示，2月份出现了310亿美元的赤字，为1998年以来最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目了然。自30年前重新加入全球经济以来，贸易伙伴便一直在抢购中国的出口制造品，这是因为中国的低工资使得这些产品极具竞争力。但是，近几年来，相对价格已开始改变。
这一改变可以用实际汇率升值来衡量。实际汇率升值部分由名义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决定，部分由中国通货膨胀决定。中国政府本应让名义升值（按每人民币可兑换的美元数量衡量）占实际汇率升值的大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结果，通货膨胀起了主要作用。
自然发生的价格调整过程被推迟了。首先，当局在1995—2005年和2008—2010年两次出手干预，使得美元汇率稳固在一个不变水平上。其次，在生产率不断提升的中国沿海地区，工人并没有获得完全代表劳动价值的工资（毕竟，中国经济尚未全部完成毛泽东主义向市场的过渡）。因此，中国一直以超低价格在向全世界销售商品。
但人民币最终还是开始了对美元的升值之路，2005—2008和2010—2011年间累积升值了25%。此外，劳动短缺也开始出现，中国工人开始迎来工资的快速上升。北京、深圳和上海均在过去三年中大幅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2010和2011年平均提高了22%。与此同时，另一大商业成本——地价也开始加速上涨。
随着中国沿海省份成本的上升，多种调整也将随之出现。一些制造业正在迁往工资和地价仍相对较低的内地，一些出口业务正在迁往成本较低的越南更国家。此外，中国公司正在开始自动化进程，以资本代替劳动，生产更加成熟的产品——沿着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雁行”模式发展。
最后，美国和其他高工资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在将业务从中国收回国内。毕竟中国的生产率还不能与美国相媲美。
这些对大部分中国国际观察者来说都不是新闻。但许多西方政客（平心而论，还包括他们的选民）还没有从十年前的陈腐观念中摆脱：（1）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经济；（2）那里的工资只有每小时0.5美元；（3）那里有十亿人口；（4）中国的工资永远不会达到教科书中的经济学定律所推论的水平，因此其出口将无限制增长下去。但事实是，经济学基本定律还是见效了，即使那是在中国。
与中美经济关系的其他方面相同，中国的调整与30年前的日本如出一辙。日本的贸易平衡在2011年由盈余变为赤字，这是1980年来的第一遭。去年的情形有些特殊，比如油价高企和3月份所发生的海啸。但日本贸易平衡的下降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今年，1月份的经常项目也是赤字。
相对而言，日本的这一趋势并未引起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关注，这着实令人新奇，因为二十年前日本的巨额贸易盈余让西方如临大敌，一如现在的中国。当时是，一些有影响的观察者警告说，日本人已经找到了超级经济模式，该模式（除了其他具有吸引力的方面外）以战略性贸易为特征，其他国家最好以日本为师。不管真是如此，还是日本人在“作弊”，我们都必须阻止他们。
大部分经济学家否定了这些“修正主义”观点，指出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很大程度上是由高国民储蓄率造成的，而高国民储蓄率体现了人口结构，而不是文化差异或政府政策。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人口相对较年轻，但由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出生率下降以及寿命的增长，日本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
这一观点最后被证明是正确的。1980年，9%的日本人为65岁及以上人口；如今，这一比例达到了23%以上，为世界最高之一。结果，30年前努力储蓄的日本公民现在正在动用储蓄，与经济学理论的预测完全相同。随着国民储蓄率的下降，经常项目盈余也越来越少。
中国面临着与日本相同的人口结构趋势，并且也在推行解放家庭消费以维持GDP增长的方针。与日本一样，中国储蓄率下降的趋势也将体现在经常项目中。国际经济学定律最终将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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