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小时留念]--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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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挺突然的，不禁按一下“签到”图标确认一下，果然：

    不禁唏嘘一下，竟然又有五百在线上了，记得距离上次一千小时没几天似的。但事实就是事实，又在论坛上老了五百小时。想想这段时间与坛友们聊得那么好，这么个特殊的时间点，总该给大家意思意思以表心意。
    只是赠点论坛币显得太一般了。赠点什么给朋友们呢？想了想，平时总是与大家聊经济时政，这次咱换下，赠各位朋友一套经济学的书籍吧。希望大家能喜欢。
    感谢各位坛友，感谢你们一直那么积极地参与宏观经济学板块的讨论。希望各位在论坛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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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全8册）分6卷
      第一卷《信息经济学：基本原理》
      第二卷《信息经济学：应用》
      第三卷《微观经济学：不确定性与研发》
      第四卷《宏观经济学：增长与分配》
      第五卷《公共财政》
      第六卷《发展与发展政策》
作者简介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当今世界上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1943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0年考入美国东部著名大学———阿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经济学，师从保罗·萨缪尔森，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年仅26岁即成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此后他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79年获美国经济学会专为40岁以下有杰出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克拉克奖。1993年至1997年在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先为成员，后任主席。1997年至1999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授为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2001年由于他在“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模式或多或少地把市场假设为一个完美的市场，讨论的重点是理性人在完美市场的行为。这显然与现实生活中的失业和经济衰退的不完美相去甚远。
    斯蒂格利茨改变了这一陈旧的分析模式，把经济分析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信息不完美条件下的市场模式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研究为信息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作为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生的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一位是萨缪尔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和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主席斯蒂格利茨，以其在经济学众多领域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和全球若干重要的公共政策倡议，为各界熟知。时光如梭，从23岁的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到72岁的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斯蒂格利茨迎来了自己经济学职业生涯的第50个年头。
    2015年10月16日，为表彰斯蒂格利茨对经济学教育和美国经济政策研究的重要贡献，哥伦比亚大学校方专门举办“公正社会——斯蒂格利茨从教50周年”学术庆典。各国学者济济一堂，肯定和赞扬斯蒂格利茨对经济学研究和促进世界和平繁荣所做的重要贡献。就中国而言，除了经济学理论，斯蒂格利茨教授关于中国改革的诸多政策建议、在国际场合为中国正当利益的频频发声，积极地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获得诺奖的经济学家
    1943年，斯蒂格利茨出生于加里市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有强烈的公民与正义感的父亲，教育孩子“金钱不能使人幸福”的母亲，都对斯蒂格利茨日后的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接受完印第安纳州的公立学校教育后，斯蒂格利茨考取了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作为美国最著名的文理学院之一，阿姆赫斯特学院以通识教育著称，强调对学生的人文、自然、社会科学知识的教育，而不是专门的技能培训。多年以后，斯蒂格利茨对阿姆赫斯特学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方式仍然赞誉有加：“重要的是提出正确的问题。”
    学习之余，斯蒂格利茨广泛参与各种学生活动以及社会公共事务。1963年，作为学生会主席的他甚至步行到华盛顿参加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大游行。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他是在利用学生会主席的平台推动社会变革。2013年，“我有一个梦想”大游行50年之后，斯蒂格利茨还在报纸上公开撰文缅怀马丁·路德·金，称他影响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这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对另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纪念和缅怀。在薪火相传的意义上，不理解马丁·路德·金，很难全部理解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
    先学物理学、后改学经济学的斯蒂格利茨，大学还没毕业就被阿姆赫斯特的老师推荐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就读期间，斯蒂格利茨和同学阿克罗夫以一篇合著的会议论文，登上美国的经济学舞台。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让这两个老同学日后一起收获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作为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1995年报告的主要作者，斯蒂格利茨的重要贡献使得IPCC获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1966年，博士还没正式毕业，年仅23岁的斯蒂格利茨就开始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助理教授。1967年，凭借对不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篇论文，斯蒂格利茨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作为斯蒂格利茨的加里市同乡和指导教授，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萨缪尔森教授这样评价：“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最好的经济学家。”
    走出麻省理工学院3年之后，斯蒂格利茨在1970年获得了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职位。此后，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还先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始终没有离开经济学讲台。
    他的研究领域遍及经济学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领域，从效率到公平的各项议题。他是学术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被认为是改变世人对世界认知的极少数经济学家。祝贺斯蒂格利茨从教50周年的学术庆典上，作为学者的他戏言，美国大学是一个研究治学的好地方，他几乎在所有的美国一流大学工作过。作为经济学教授的他，培养了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等一批经济学博士；作为官员的他，遴选了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福尔曼在内的青年经济学人进入白宫和世界银行，和他一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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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斯蒂格利茨经济学 斯蒂格利茨 格利茨 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经济学

从白宫到世行的政府高官
    从学生时代到正式从教、再到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对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前瞻性原创研究，对公共事务积极而忘我的热情参与，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的坚定追寻，对世态冷热与自身得失的乐观淡定，一直是斯蒂格利茨多年来学习、研究和工作的主线与动力。
    对传统经济学模型和流行的经济学理念的怀疑和挑战，对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和平等问题的关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彼此作用，则是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力邀斯蒂格利茨加盟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先任顾问、后任主席的斯蒂格利茨，成为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局内人，更为他作为经济学家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然，这并不是斯蒂格利茨第一次从实践和一线中思考经济学问题。无论是在故乡加里市还是在非洲的肯尼亚，经济发展的现实案例都曾拉近了他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经典理论模型的距离。这些经历，使他比在城里长大的同学们能更好地理解经济问题。
    无疑，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职经历，使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研究有了更大的优势。这一机构需要提供的政策建议，并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方面的。作为公共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斯蒂格利茨深度介入了各种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斯蒂格利茨日后回忆说，他这段工作的最重要贡献是帮助人们认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1997年，再次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克林顿希望斯蒂格利茨再工作一个新任期，此时，世界银行已经决定邀请斯蒂格利茨出任主管发展问题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度关注，对发展中国家多次难忘的访问经历，使斯蒂格利茨决定到世界银行赴任。此后，他大量介入了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问题，在各种场合上为发展中国家说话。他公开批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推行的很多政策，认为IMF推行的“华盛顿共识”，既不正确、也不民主；而IMF本身也是一个不民主的机构，由一个国家行使投票权。
    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对IMF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不满，达到了顶峰，IMF和美国财政部则希望他保持沉默。尽管世界银行行长也认可斯蒂格利茨的诸多理念，但是斯蒂格利茨还是决心重返学术界。有人说他是成功的经济学家和失败的官员，可他志在经济学和天下苍生。无论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于他都轻如鸿毛。
“世界教授”
    2003年，斯蒂格利茨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并担任主席。校级教授是美国大学给予该校教职员工的最高荣誉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动员了各国上百名学者参与其中，就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进行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
    对斯蒂格利茨而言，重返校园是其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继续。自2002年以来，他撰写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喧嚣的九十年代》《自由落体》《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不公平的代价》《创建知识性社会》《大分裂》等十多部著作，在全世界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仅《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就被译成至少35种文字，销量逾百万册。
    这些书籍的议题，既涉及以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与以“后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之争，又涉及美国经济社会的过度金融化、不平等化；既涉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之间的辩证关系，又涉及创新的微观机制和宏观的制度设计，以及产业政策、自然资源管理等。
    在批评“华盛顿共识”这种一刀切的模式，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去监管化与不平等化的同时，斯蒂格利茨肯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独立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区分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百姓福祉之间的巨大差异，强调了政府在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失灵等方面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设计了从国民幸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治理、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与世界和平繁荣的路线图。
    针对美国及全球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斯蒂格利茨近年来连续出版三本著作。他指出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是一个政治选择的结果，号召美国社会上下齐心、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及对发展中国家的仗义支持，也出现在IMF年会以及处理国际偷漏税、希腊危机和阿根廷债务多个国际经济场合。
    斯蒂格利茨担任了多个国家政府、政党和国际组织的政策顾问。2008年，应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之邀，斯蒂格利茨出任“经济表现测量和社会进步委员会”主席，负责研究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关系。2009年，联合国大会任命斯蒂格利茨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现存不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研究提出改革建议。2011年到2014年，斯蒂格利茨出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
    从教50年来，他被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内的40多所国际院校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当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哲学学会和计量经济学会的院士，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通讯院士等。
    哥伦比亚大学的官方通讯称斯蒂格利茨是世界的教授（TheWorld＇sProfessor），这个头衔或许是对他学术生涯的最好的概括。
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言
    自1980年代首次访华以来，中国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斯蒂格利茨的脚印。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七卷本《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及其他十几本专著，也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的巨变和当下的改革，是他的经济学课堂和执教50周年庆典的核心话题之一。除了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许是斯蒂格利茨最为关切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心、支持和建议，得到了中国政府领导人和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在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斯蒂格利茨积极推动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6年当中美两国关系处于低谷时，斯蒂格利茨受命担任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访问中国，为促进两国关系而努力。1997年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斯蒂格利茨更加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1998年，斯蒂格利茨在北京大学发表“中国第二代改革战略”的演讲，得到时任总理朱镕基的高度评价，并推荐《人民日报》第2版全文刊发。
    近年来，斯蒂格利茨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多次在中国召开学术研讨会，探讨中国和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的重要问题。他关心和支持中国经济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先后获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名誉教授或讲座教授，与中国经济学界互动频频。
    斯蒂格利茨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建议至少从1980年代就已开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和路径方面，他指出了“华盛顿共识”存在的种种问题，肯定中国自主发展道路和经验的重要性，强调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
    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产生了太多的失灵，市场也不能存在于真空世界里，政府必须设定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良性的发展机制有赖于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关系的彼此平衡。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他指出了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产权至上理论的缺陷，称其为“科斯谬误”，认为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大型企业中，明晰的产权对企业的效率本身并不重要。
    关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他认为中国政府应对此高度重视，不要重蹈美国因政府监管不足而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覆辙。尤其是对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要审慎，决不能操之过急。
    关于不平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应该在改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提高医保水平、打击寻租腐败等方面一起发力。
    关于创新，他认为政府和市场应该各自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合力打造一个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经济。因为创新不仅仅是个别政策产生的，且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运行的结果，包括那些影响社会平等、教育医疗的因素。
    斯蒂格利茨还认为，中国应该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缺陷（比如过度的专利化等）中吸取教训，设计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体系。
    2015年初，斯蒂格利茨发表的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再次吸引全世界广泛关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指标，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应当正视这一事实，放弃零和博弈思维和以遏制为中心的对华外交政策，一起和中国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针对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摇摆态度和霸权思维，斯蒂格利茨公开撰文表达对中国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坚定支持，认为这一多边倡议将有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不足的问题，而通过基础设施带动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
    多少年来，在涉及中国威胁论、中美贸易赤字、知识产权和人民币汇率等一系列问题上，斯蒂格利茨一次又一次为中国仗义执言，在美国和西方主流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肯定中国发展道路和成就的同时，斯蒂格利茨也一再强调，“十三五”期间，中国政府应该在环境、创新、平等、健康、教育、社保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这些都是斯蒂格利茨这位老朋友的知心话，值得中国政府部门和经济学家们认真考量。
“我有一个梦想”
    五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与自己的名气和成就相比，工作和生活中的斯蒂格利茨是一位和蔼慈祥的忠厚长者。他的工作日程经常是从早上9点排到下午5点，在办公室接待一拨又一拨学生和客人。每次指导我们论文，斯蒂格利茨都会精神饱满、引经据典地给出看法，从不言累。他的午饭经常是一份简单的盒饭加蔬菜。
    从哥伦比亚大学尤里斯大楼的一楼到斯蒂格利茨的办公室，有一个二十多个高台阶的长楼梯。每次上完课，72岁的他都会从此拾级而上，而不是坐电梯。有一次，我看到，大概是为了赶车，他拉着行李箱在校园里小跑。过人的体力和精力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感到惊讶。
    在经济学领域深耕了50多年，坚定乐观、乐于接受挑战的斯蒂格利茨没有丝毫疲倦和懈怠的迹象。他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经济学研究、教学和全球重要政治经济政策的讨论和倡议上。今年以来，他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出书两部，继续着他精彩的经济学人生。
    我们有理由相信，斯蒂格利茨会像他的父母一样工作到90岁，因为“我有一个梦想”，为一个公正的社会。

呵呵，提醒一下，第 2/3/8 部分竟然在主贴的最底部。
不知怎么搞的，明明写在一起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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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

作者：斯蒂格利茨

　　当人们书写2014年的历史时，一个很少被人关注但很重要的事实是：2014年是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以第一的姿势进入了2015年，看起来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不是永远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回到了那个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有的位置。
　　比较不同经济体的GDP是困难的。技术委员会尽可能做出好的判断，试图估计所谓的“购买力平价”，这使得比较不同国家的收入成为可能。这些数字尽管不大可能精准，但它们提供了不同经济体的相对规模，这是一个好的基础。在2014年初，执行这一国际评估的“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World Bank 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给出了新的数字。（任务的复杂性在于20年间只有三分报告。）最新的评估发布于上个春天，与以往的评估相比，这份评估在某些方面更富有争议性，也更重要。新的数字显示，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且速度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在2014年年底之前就步入了轨道。
　　争议的根源会使很多美国人惊讶，这一根源显示了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把我们的某些态度投射在中国人身上是有危险的。美国人非常想当第一，我们享受这一地位。相反，中国就没那么热切。根据一些报道，中国参与者甚至威胁要离开技术讨论。中国不想当出头鸟，因为当第一随之而来会有损失。这意味着要花更多钱去支持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要在气候变化这样的议题上担任更多的领导角色，这会是很大的压力。还会促使普通的中国人想知道是否更多的国家财富花在了民生上面。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担忧是：从心理上，它完全理解美国对当第一的先入之见，并深深地担忧美国失去这一地位后的行为。
　　当然在很多方面——比如出口和居民储蓄——中国早就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占到GDP的近50%，中国人担心储蓄的部分过多了，就像美国人担心太少了。在其他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间就赶上了美国。在专利授予方面，中国还落后于美国，但差距也正在缩小。
　　美国有竞争力的领域都是我们不想注意到的那些领域。两国有相当的不平等程度。（我们的不平等程度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中国死刑的人数上超过了美国，但是在囚犯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美国遥遥领先（每10万人中就有700人在监狱）。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这是从总量来计算的，摊到每个人头上，我们依然是世界领先。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花在军事武装上的钱，比后面的前十名国家加起来都多（尽管我们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不总是那么明智）。但是美国力量的根基更多是“软实力”（其中大部分是经济影响力），而不是军事力量。这是我们应当铭记的关键一点。
　　全球经济实力的结构性转变从前显然也发生过，因此我们的结果也略知一二。就在两百年前，拿破仑战争之后，大不列颠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覆盖四分之一个地球；它的货币——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就像黄金一样坚挺可靠。英国还时常会和盟友协同一致，强行施加它自己的贸易规则。例如，英国会排斥进口印度的纺织物，而强迫印度购买英国的织物。大英帝国及其盟友还会强制中国为其鸦片放开市场，特别地，当中国了解了鸦片的毁灭性后果，想要关闭边境口岸时，联军还两次发动战争以确保鸦片的自由贸易。
　　英国的主宰地位持续了近一百年，即使19世纪70年代在经济上其实已经被美国超越之后，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其间总会有个时间差（美国和中国之间也会有）。转折性的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才赢了德国。一战后，英国自愿放弃了自己的主导地位，美国不情愿地承担起了它潜在的新责任。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尽其所能建立了一个战后世界，以减少引发另一场世界级冲突的可能，然而偏安国内的孤立主义使得美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1920-1946年，联合国成立前的国际组织)。在经济领域，美国也是我行我素——它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s），结束了全球贸易繁荣的一个时代。大不列颠依然保持着帝国的模样，但英镑渐渐让位给了美元：最后，经济现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众多美国公司成了全球化的企业，而美国文化明显占据了优势地位。
　　二战是接下来的决定性事件。大不列颠在战争中收到重创，几乎失去了所有殖民地。这一次，美国主动承担起了领导职责。它在创建联合国和设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都是扮演核心角色，为全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然而过程并不平坦。美国并未创制一种原本可以大大有益于世界经济稳定的全球储备货币，而是优先考虑了短期的自我利益，愚蠢地认为把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就能有利可图。美元的地位是件好坏掺半的事：在别国需要美元放入储备时，它让美国可以以低利率借贷，与此同时，美元可以（高于应有价值的）增值，制造或加剧了贸易逆差，并使经济疲软。
　　二战之后的四十五年里，全球政治被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强权主宰，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愿景——如何组织管理经济和社会，以及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相对重要性。最后，苏联体制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内部的腐败，像其他事物一样未经民主程序的检阅。苏联的军事力量曾强大得令人害怕，而它的软实力却越来越成为笑话。于是，世界就这样被单一超级大国主宰，而这个强势国家还在持续不断大举投资军事。也就是说，美国不仅是个军事强国，也是经济强国。
　　美国犯了两个关键的错误，一是，它断定自己的胜利代表着所有人的胜利。但对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贫困以及左翼长时间以来所争取的经济权利依旧是首要问题。二是，从柏林墙倒塌到雷曼兄弟破产这段时期内，美国利用其单边统治追求自己狭隘的经济利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跨国公司和大银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去建立一个新的、更稳定的世界秩序。美国在1994年推进了世贸组织这一贸易制度，此制度是如此的不公平，以至于五年之后建立另一个贸易协定的时候，其前景导致了西雅图的一场骚乱。说到自由与公平贸易，在为其富裕农场主坚持农业补贴的利益时，又显示出美国的伪善和自私。
　　美国ZF从来都没有全面认识到这些短视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本意是要强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但长期来看却适得其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东亚危机期间，亚洲多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和萧条，日本启动宫泽计划，慷慨豪掷千亿美金助力亚洲经济发展，而美国财长却尽力削弱宫泽计划带来的影响。当时，美国对亚洲各国采取财政紧缩和高利率的财政政策，未给困境中的各亚洲银行提供任何纾困贷款，这样的财政政策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自身的财政政策完全相反。如今，东亚危机已经过去了15年，但提起东亚危机时候美国的做法，亚洲各ZF仍是一片指责之声。
　　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体，为什么我们需要担心？在某种层次上，其实并不必担忧。世界经济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这种博弈中，中国增长的同时是我们自己的损耗。事实上，中国的增长与我们是互补的。中国快速增长，将会买更多的我们的商品，带来繁荣。只询问那些因为中国而失去制造业工作的工人，就不断宣扬，这其中多少有些夸张。而这一现实跟我们自己的国内经济政策有关，就像在其他国家那样。
　　在另一层面上，中国成为最顶尖经济体确实是件大事，我们确需注意其影响。
　　首先，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美国真正的优势在于软实力，包括美国向其他国家做出的表率及其经济政治观念的影响。中国崛起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其政治和经济的杰出模式以及独特的软实力形式因此备受关注。同时，中国的崛起也让全世界再次严苛地打量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很大程度上都并非由美国人传递给世界。如果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并不如25年前，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虽然在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非常显著，但中国的大多数人都能或多或少地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收入不再增长的这个时期，中国帮助五亿人脱贫。如果美国的经济模式无法使大多数的美国人获益，那这样的经济模式也无法获得他国效仿。美国应该将中国的崛起当作警示的信号，以此为契机开始推进自身的改革。
　　其次，如果我们在世界经济就是零和博弈这一意识形态下看待中国的崛起并采取行动，益己而损人，这将会进一步伤害我们自己的软实力。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警醒。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所得看做美国的花费，那我们就将争取遏制政策，采取遏制中国影响的计划。这些行动最终将被证明是无效的，并且会破坏美国在领导者位置上的自信心。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不断地掉入这一陷阱。想想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一个意在连接美国、日美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却排除了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它被很多人看作是以损伤中美关系为代价，来加强美国与某些亚洲国家关系的一条道路。亚洲供应链是大规模且动态的，在不同的制造层级上，货物流转于不同国家之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似乎就是想要把中国从这条供应链上切割出去。
　　又如：美国斜眼打量中国在某些领域开始承担全球责任的努力。在现有的国际机构中，中国想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实际上，美国国会说，旧俱乐部的成员不喜欢活跃的新成员：他们可以继续坐在后座，但不能有与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相称的投票权。当其他G20国家赞同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地位应该由贡献而非国籍决定时，美国坚持认为旧有的秩序已经够好了，比如，世界银行应该继续由美国人当头。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我在其中担任主席）的支持下，中国、法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呼吁创建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以完成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所开始的工作，美国则封锁了这种努力。
　　最后一个例子：通过新建的多边机构，中国致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在这些机构中，中国将会有一个更大的，也许是占主导地位的角色，而美国试图阻止这种努力。人们广泛地认识到，投资基础设施需求数万亿美元，这已经远远超出世界银行和现有的多边机构的能力。对于世界银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为包容的管理机制，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资本。而在这两方面，美国国会已经说不。同时，中国试图创立亚洲基础建设基金（Asian Infrastructure Fund），同亚洲地区其他多个国家一道建设。美国则摆弄武力，因而那些国家不愿参加。
　　美国正面临着真正的外交政策挑战，它们非常棘手：好战的伊斯兰分子；巴勒斯坦的冲突，到今天已经70年；气势汹汹的俄罗斯，坚持要求至少对其领居主张权力；核扩散的持续威胁。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以解决——如果不是全部——这些困难。
　　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时，我们要珍视这一时刻，将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心转移出来，远离遏制。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出现一个稳定的、运行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对两方都有好处。鉴于历史的记忆和她本身的尊严，中国无法接受现有的全球体系，因为它的规则是被西方所设定，由西方国家及企业受益，并反映西方的观点。不管我们是否喜欢，都必须合作，而我们应该希望能达成合作。同时，能保持美国软实力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其自身的体系之弊，亦即，经济和政治实践的衰败，坦率地说，它们过于倾向权贵。
　　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这是新经济现实的结果。我们不能改变这些经济现实。但是，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方式作出回应，就会有反弹的风险，其后果是不正常的全球体系或全球秩序，这明显不是我们想要的。

感谢楼主长期的分享，和日常讨论，收获颇丰。

ascta 发表于 2016-3-11 13:49
感谢楼主长期的分享，和日常讨论，收获颇丰。

前20位朋友的回复，还和一往一样，有特别回馈。愿友谊长存，愿精彩交流继续。

呵呵，感谢楼主为坛友做的奉献，祝新的一年一切如意、进步。

pzh_hzp 发表于 2016-3-11 13:52
呵呵，感谢楼主为坛友做的奉献，祝新的一年一切如意、进步。

因为有象您一样热情多学的网友，我做起来才有意义。

共同钻研，共同进步。

又没又抢到

xavierxu99 发表于 2016-3-11 13:59
又没又抢到

最近您老抢不到沙发，该去看木匠了。呵呵。

今天换口味，不讨论时政，改阅读，没意见吧？哈哈

这个人是个良心经济学家，有情怀。这套书全版得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