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
美国美利坚大学研究生 李华芳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04月12日
(编者按:FT中文网4月10日发表了旅美学者薛涌写的《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一文,希望就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奖”一事,展开一场冷静、理性的学术争鸣。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反馈。美利坚大学研究生李华芳认为薛文有疏失之处,社会上对茅于轼也有不少误解。故此我们也发表李华芳的文章,并欢迎进一步的商榷和争鸣。)
茅于轼获得2012年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弗里德曼推进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的消息,引发了诸多争议,本文试图澄清一些显而易见的误解,并解释茅于轼获得这一奖项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一、什么是“弗里德曼奖”?
大部分误解是由于未仔细阅读“弗里德曼奖”的说明及茅于轼的获奖理由所致,所以从该奖项开始介绍,呈现更多真实的细节,会助于澄清部分误解。该奖项全称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推进自由奖”,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2001年同意加图使用他的名字设立这个奖项,旨在奖励那些为推进人类自由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个人。
奖项是两年发一次,2002年是头一次颁奖,发给了英国经济学家鲍彼德(Peter Bauer),其后的获奖者包括2004年的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2006年的爱沙尼亚前总理马特•拉瓦尔(Mart Laar)、2008年委内瑞拉的学生运动领袖郭学权(Yon Goicoechea),以及2010年伊朗作家、记者甘吉(Akbar Ganji)。茅于轼是今年的获奖者。
从上面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奖”的重点是奖励推进自由的个人,而并不局限于这个人的身份,不论他是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是作家。从上述获奖者也可以看出,推进自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通过表现政治上的领导力,也可以是通过发表文章针砭时弊,还可以是通过普及学术推广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理念等。
二、争议茅于轼
对于这个奖项的介绍,实际上能打消大部分围绕茅于轼获奖的争议,因为这些争议实际上是对奖项不了解所致。
比如说,第一种批评意见来自学术界,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界。这种声音认为,茅于轼对经济学的进展没有贡献,所以发奖是发错了。但其实这个奖项和学术进展本身关系不大,属于打错了靶子。我个人能力有限,无法评价茅于轼的经济学贡献,但我认为即便是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也有两个必须要考虑到的约束条件。首先,茅于轼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所做出的贡献,应该和当时的经济学水平相互对照,以便考虑到其提倡的经济学数理化的影响和意义。
其次,在学术评价中始终存在关于评价标准的争议。顶级期刊、影响因子、引用率等我并不反对,只是好些“知识贩卖所的伙计”自己也不过是贩卖些陈腐的东西,硬要来指责做普及工作的没有自己“陈腐”得高级,倒是个挺有意思的研究课题。以推进个人自由的效果而言,就目前的中国来看,前沿研究重要,但普及工作也并非可有可无。两者实在是应该齐头并行的。
如果批评普及性的工作能推进对前沿研究的进展,那么这种指责大概还有些道理,否则就未免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了。另外一个值得细说的问题是所谓茅于轼的普及工作出了问题,实际上并不推动自由,那么这样的指责或许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稍后我将指出,在此问题上的误解,多数是以讹传讹所致。
另一种批评茅于轼的观点认为,茅应该清醒认识到这是由于中国强大了,西方才颁奖给他的。这种说法本来不值得一驳,因为这是一种没有逻辑和证据的说法。所谓空有屁股坐定,脑袋却空空如也。奇怪的是,这种说法尽管非主流,但还是有一些市场,所以要再来说一说这种观点谬在何处,以便读者知悉。
关于茅于轼获奖是因为“中国强大了,西方才给予特殊关注”这种说法要成立,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弗里德曼奖”的所有颁奖都是因为获奖者所在的“国家强大了,西方给予特殊关注”。很可惜,这是无稽之谈,甚至都通不过第一轮检测,因为第一个获奖者鲍彼德来自英国,获奖更多是因为他在发展经济学上的贡献,英国的地位其实看起来是衰弱而不是“强大”了。而委内瑞拉和秘鲁也断然是称不上“强大”。
值得检讨的是,这种中西对立的二元思维曾经严重损害中国的外交利益,也在“冷战”中使美苏都遭受重大损失,已经是国际政治中极为“猥琐”和落后的思想。可喜的是,这一声音正逐渐削弱,正常的贸易和邦交思维占据了正道。开放才能拥抱全球化,“阴谋论”、“筑墙自闭”还没有被完全淘汰,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害怕自由的拓展危及他们的利益,于是设置一些障碍,还将此念头表达为西方的阴谋,以阻挡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步伐。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改革开放,早日打破这些障碍,茅于轼获奖正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