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竞争与制度变迁话题讨论

先回答duandaodi的问题

1、 诺斯早期研究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参数的函数。后来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里，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最重要。

也就是说诺斯早先认为制度是外生变量，后来认为制度是内生变量

2、制度环境：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由一国的基本制度决定，影响其他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还有一种称法叫“宪法规则”

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一般在制度环境里进行。制度环境决定制度安排的性质、范围、进程等，制度安排也反作用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又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

3、主体：在诺斯的理论中组织和个人都是主体。对这个问题，我不同意duandaodi的说法，诺斯的理论是建立在欧美宪政的制度环境之下（守夜人）的，所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并不如个人和组织。诺斯的理论在中国遇到的却是人民民主专政（专政和宪政的差别不属于本论题，暂不讨论），改革之初中央作为第一行动集团推动制度变迁，地方政府作为第二行动集团，改革进行到现在，地方政府基本成为第一行动集团。所以中国的制度变迁理论集中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我认为是抓到了主要矛盾的。

最后国家变迁和地方变迁是不同构的，这点必须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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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答greenork：

1、政绩问题：杨瑞龙认为地方政府“是中央的政治代理人，追求能被上级观察到的政绩最大化。中央（或上级官员）从“德、智、勤、绩”几方面考核下级官员，但前三者十分抽象，只有“绩”具体，且是前三者的显示信号。“绩”主要由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来体现。”

也就是说经济绩效成为第一考核目标，也就是地方政府间竞争的核心标准；社会稳定只要不出大问题就是，这是个最低标准

2、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问题：这个问题同样有着本土特色，首先，中国官员的经济利益来自其政治地位，这是事实，也是中国几千年官本位的历史遗留问题，所以各个官员想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最佳途径就是沿着金字塔式的官僚等级制度向上爬。金字塔式等级制度决定了官员的升迁是一件极端残酷的竞争，所以地方政府进行推动制度变迁以谋取潜在制度收益的动力是相大大的。

诺斯论述的经济组织和个人最大化行为：杨瑞龙认为“在诺思的制度变迁模型中，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是两大支柱。在国家理论中，诺思抽象掉了地方政府行为，集中考察国家与产权主体在制度变迁中的博弈过程。这一理论假说很难真实地描述我国现阶段的制度变迁过程。事实上，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从而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

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在渐进式制度变迁中的核心地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16 13:29:51编辑过]

对duandaodi的回应：

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其间的各个部分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关系，不论是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还是正规制约与非正规制约。我们谈制度变迁，若只是拿着各种极为抽象的概念到处推理，我觉得那才是“泛泛而谈”，诺斯这样的大师也许有这种驾驽能力，而且其" 泛泛而谈"也是极为有价值的，但他也在著作中到处引用历史中的具体制度案例来辅助讨论。我们这里谈国家与地方政府，也是在案例中努力澄清学习、竞争与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的微观运行。nie之所以成功，很大的一点就是因为其重微观的分析。

我当然也很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从纯理论角度对学习、竞争与制度变迁的机制给予有价值、有创新的阐述，但我也很欢迎更多人提供更多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制度变迁理论没有案例的实证检验,是无力的

这是搞制度变迁理论的共识

首先，我们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什么是外生变量？这是我们讨论制度变迁的一个问题。如果宪法或是文化作为外生变量，那么宪法和文化就不能变化，这不符合制度变迁的研究论题。我一直搞不明白这个问题。

其次，把人的本性作为外生的，利益驱动，但这不符合诺斯说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主力，显然，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冲突是微观的，但确实一直存在的，如何解决？诺斯只是断言，没有证明。

第三，实证与案例研究是不可少的，可是指标如何选择，如何度量，这似乎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

相反，在地方政府研究中这些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所以，地方政府的研究就多一些。

谢谢回应

[em07]

不好意思,对那本书浏览了一下,也许是太快,没有看到诺斯有那样的论断.楼主能说说在什么地方吗?

个人觉得把竞争和学习作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应该是有问题的,属泛泛之谈,借用竞争这把万能匙分析只能说明变迁过程中(不是发生前)的选择问题.

而学习通过对知识的分析也只是表达微观层次上企业家关于诱致性"组织变迁"(不是制度变迁)的形成.

还是同意诺斯的相对价格变化,虽泛但难挑毛病.

1、Duandaodi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制度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诺斯在考察制度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时，还是依托了新古典中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生产要素、技术、管理等）的。

我估计你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你在问什么是内生变量，什么是外生变量时，我读出来你问的是制度变迁的内外生变量问题。

还有宪法规则不等于一个国家的宪法，可以大体等同于制度环境。这个认知错不得。制度环境包括产权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正式制度，也包括意识形态、宗教、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

2、个人和组织都是制度变迁的主力，不要对个人的作用小看了，你想想英雄在历史中的作用不可小看就可以理解

3、制度变迁是一个演进的过程，静态的指标对它有些不适用，所以案例研究中，更多的是对过程的分析，和建立一般化的模型

现在回答Birch：

1、制度变迁理论有诺斯建立，但是诺斯的理论并不是制度变迁的全部，所以我们不能谈制度变迁就把诺斯当成唯一。

“青木昌彦（2001）等人通过一个演进博弈模型把诺思的框架形式化，在青木昌彦的模型中，诺思提出了一些问题得到更明确的解释和证明；斯密德（1987，2003）等人则进一步发展了诺思关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当事人的认知心理的观点，并在基础上引入结构－行为－绩效框架来解释制度变迁问题。”（周业安《新制度经济学》）

“中国目前正处在市场导向的转型期，制度变迁理论的……相结合产生了一系列有着深远影响的本土制度变迁理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1、早期林毅夫提出并影响深远的“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1994），……。2、周业安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2000.05）中针对林毅夫的理论，……提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的双重秩序演化路径理论”，……。3、杨瑞龙在《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1998）……提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并在《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2000.06）中……构建了“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呵呵，本人写的）

2、nie说过一句话，我记住了“本来改革是“知识的冒险”（哈耶克），但是在“致命的自负”下也可能成为全国的冒险。”

这是中国的现实，执政党对执政知识的发展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制度环境，所以楼主的对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是很有道理的

看了大家的讨论，觉得非常不错，这样的帖子越多越好。

我说几点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1、关于制度变量问题：制度至少可以分为制度环境（地理、宗教、习俗等）、制度安排（产权、法律、宪政等）、具体组织（企业、政府等）等多个层次。谁是内生变量，谁是外生变量，没有固定的区分，依研究的需要而言。对于中国而言，我觉得研究转型时可以把制度安排看作内生的，研究企业时则把制度安排看作外生的。

2、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问题，这估计是“中国特色”了。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经济分权的好处，但是对于经济分权的坏处和政治集权的好处重视不够，不少学者现在开始重视了。

3、天则研究所做过几批制度变迁案例，应该还算可以的。

4、就方法论而言，新古典微观分析仍是主流，交易费用的方法正受到考验，计量和博弈论是两种主要的工具。

对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具体组织的解说，我同意nie的，呵呵，这就是理论素养的差距，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