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竞争与制度变迁话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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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对制度环境的分发也有道理，现在找到周业安《新制度经济学》里面的一张图

回答birch：先表示歉意，也许是我的记忆力太差，犯了做研究最大的错误；也许是我记忆力太好了，竟把这个观点记得这么久！请见《改革》1995年第3期P53，诺斯的题为《制度变迁理论纲要》的演讲。至于学习（与竞争）对制度变迁的推动，《制度》里有专门一章作阐述，虽然没有明了的按照顶层的文字那样表述；但《制度变迁理论纲要》中表述的就更为明显了。顶层表述应该还算合适吧。如果这些还不够充分，请别见怪。

还有就是望各位不要把论题发展到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争执的地步，像warsky所说，保持论题的统一。

呵呵，看来既当裁判又当选手，还真的不行啊，呵呵

以下是引用warsky在2005-3-16 22:59:18的发言： 对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具体组织的解说，我同意nie的，呵呵，这就是理论素养的差距，不服不行。

对于制度的分层，应该是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知识了，现在。我不过拾人牙慧啊。

再发几句：

warsky的幽默感也值得在学术研究中适当的运用，哈哈！

对方法论问题作个总结：

（1）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的确定我同意nie的意见，其实那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事实，举个明证：威廉姆森在研究治理结构（制度安排）时就是把制度环境作为外生变量；至于诺斯包容了几乎全部制度的研究，其解释见第二条；

（2）duandaodi：“把人的本性作为外生的，利益驱动，但这不符合诺斯说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主力”这段话抓住了关键。我想表达一下我的理解，人的本性及行为在任何经济研究中都会涉及，且对其进行假定是分析的基础，但“假定”（我对“人性是外生的”说法保留意见）并不是完全的固定，在这一假定下，人会随着传统经济学所涉及的约束以及nie（指新制度经济学，不要误会）所关注的制度约束的变化，做出符合其人性假定的不同选择。——注意是不同选择。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人性可以假定，人的行为也可以假定（比如完全理性、有限理性、效用最大化、机会主义等等），但如果其衍生的选择（对其研究已形成了选择理论）也假定，那么自由何在？这样的话，经济学也就走到尽头了。因此对人性的假定显然不会影响组织变迁，——因为有自由的选择权，从而也就不会影响制度变迁。不知上面的“胡诌”有无道理。望nie点评！duandaodi回应

（3）“实证与案例研究是不可少的，可是指标如何选择，如何度量，这似乎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这是duandaodi的原话。我这点可以肯定：duandaodi显然受到经济学方法论的先入为主的影响，只注意到了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与计量经济学，而忽视了近来才受注视的比较制度分析，或分立结构分析。虽然nie继承了“老经济学”的一贯逻辑，但也要看到他的特殊的分析方法。望nie点评！duandaodi回应

忘了几句：

（1）尽量不要再谈方法论问题；

（2）请warsky也为另外一个响应贴“版面费的由来”发表思想，这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案例，只不过连地方政府也比不上，更别说国家；也请nie更多关注。

回22楼:

因没有看过《制度变迁理论纲要》一文,不知怎么说.

我觉得顶楼的表述是不对的.但在22楼用"推动"一词较好.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的探究应该是很重要的.

如果顶楼是对的,我认为诺斯违背了自己分析的逻辑,所以,不知我怎样能看到95年诺斯一文.

回15楼

我觉得在制度变迁研究中，制度的稳定状态与人的制度创新精神可能也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辉煌和后来的长期衰落。由于人们创新出的制度是优越的，表现出了良好的绩效，社会发展进入盛世；也因为长期的盛世太平，本来是内生变量的制度在人们的头脑中越来越神圣化和固化，结果成了外生变量，对人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强，祖宗之法不可变，人们的创新精神被自觉压抑到了最低限度，这个时候，由于时过境迁，制度本来的优势在慢慢丧失，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显现，结果制度的绩效表现也越来越差，结果社会经济发展陷入了长时期的低水平均衡，等待人们的制度创新精神的缓慢苏醒，或者等待来自外来优势制度的挑战和冲击……

在这里，似乎存在一个制度变迁与人互动的“周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探讨制度演进的周期规律。我想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先说几句方法论的问题：

1。诺斯研究制度变迁是从历史的角度入手的，马克思也是。这种方法隐含假定人的本性，或是某个规律是不变的。这是我的理解。所以，在他们那里，制度（生产关系）不过是人类为了发展而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一切都是可变的。用这个方法讨论长期问题是有效的，但在短期，很多因素就不能忽略，我认为不合适。所以，我们讨论中国制度变迁，主要讨论20几年时间，即使再长一些，也不过50多年。仅仅从历史的角度是不够的。

2。至于个人和组织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我倒要感谢warsky的启发，任何在历史上有作为的个人，都依托一个组织。诺斯的观点是，个人对社会的力量太小，所以他们才参加组织。而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由于某些制度的影响，一些共同利益者成立组织是非法的，就形成了olson所说的隐蔽群体。这次农民工的共同行动可以说是隐蔽群体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把隐蔽群体理解成一个组织的话，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观点，其实就是相对价格的变化，才能导致隐蔽群体共同行动。

3。我没有看过演化经济学，请问演化经济学与路径依赖有什么区别，在研究短期问题中，演化的方法好用吗？

再说几句关于竞争的话题

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积极地参与经济建设，除了通常分析的利益最大化考虑之外，我认为有一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掌握着土地资源。生产需要资本、土地、劳动。劳动姑且不谈，资本要投资，必须有土地，这时候政府必须加入进来，否则投资就不可能。因此，地方政府参加到经济建设有被动的一方面。当然其自身利益的驱动是谁也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