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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纽约——
美国喜欢自称希望之地，其他人基本上也这么想。但是，尽管我们可以想起一大把自力更生登上社会顶层的美国人，真正有意义的却是统计数字：一个人的发迹在多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父母亲的收入和教育？
如今，统计数字显示，美国梦只是一个传说。论机会平等，美国还不如欧洲——其实是不如任何有该数字可考的发达工业化国家。
此乃美国不平等程度为发达国家之最的原因之一，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在2009—2010年的“复苏”中，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获得了93%的收入增长量。其他不平等性指标——比如财富、健康和寿命预期——有过之而无不足。显而易见的趋势是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而底层日益贫穷。
如果顶层的高收入来自更大的社会贡献，这倒也说得过去，但大衰退所展现的另外一幅图景：即使是银行家——他们毁掉了全球经济和所在公司——也获得了不菲的奖金。
更仔细地审视顶层阶级，我们可以发现寻租的作用畸高：有些人从垄断权力中攫取财富；有些人身居CEO高位，利用公司治理的漏洞将不成比例的公司利润揽入自己腰包；还有人利用政治关系从ZF的慷慨中获利——比如ZF的高价采购（药品）和低价出售（矿权）。
类似地，金融业的财富部分来自剥削穷人——通过掠夺性贷款和泛滥的信用卡消费。在这些例子中，顶层人士的富裕直接建立在底层人士的痛苦之上。
如果滴漏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一种所有人都能从顶层人士的发迹中获益的奇谈怪论）中含有那么一丝真理的话，这或许称不上大坏事。但如今大部分美国人的境况比15年前的1997年还不如——真实（经通胀调整的）收入下降了。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全被顶层攫走了。
美国不平等性的辩护者指出，穷人和中产阶级不应该抱怨。尽管他们在经济蛋糕中分得的比重较过去减少了，但蛋糕本身扩大了很多——此乃富豪和超级富豪之功——因此他们所分得的份量其实是有所增加的。然而铁证如山，这种言论纯属胡诌。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至今的几十年中，共同增长时期的增长率要比1980年以来的两极分化时期高得多。
只要你能够理解不平等性的源头，对于出现这一现象就不会感到奇怪。寻租导致了经济扭曲。当然，市场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但市场是受政治影响的；而在美国，政治现金形成了一个几近腐败的系统，ZF和产业之间的后门越开越大，政治在受金钱的影响。
比如，破产法把衍生品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却不允许清偿学生贷款——不管所提供的教育是多么不充分——这不啻于劫底层济银行家。在一个金钱压倒民主的国家中，可以预见，类似的立法将会频繁出现。
但不平等性的恶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不少市场经济体比美国做得好得多，不管是从GDP增长的角度还是从大多数公民生活标准提升的角度。一些国家更是出现了不平等性有所改善的现象。
美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正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不平等性导致了增长减速和效率低下。缺少机会意味着最宝贵的资产——人得不到充分利用。许多底层甚至中产人士并没有获得与其潜力相符的生活水平，因为不需要公共服务又担心强势ZF会实行收入再分配的富人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实行减税和削减ZF支出的政策。这导致了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的投资不足，阻碍了增长引擎的充分转动。
大衰退恶化了不平等性，同时削减了基本社会支出，而高失业又压低了工资。此外，调查大衰退起因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改革专家委员会和IMF均发出了警告，称不平等性导致了经济不稳定。
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国的不平等性正在侵蚀其价值和身份。不平等程度是如此之高，要是你发现所有公共决策——从货币政策到预算分配——都受着不平等性的掣肘，一点都不用奇怪。美国不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这里是富人的天堂，有钱就能得到平等——按揭赎回权丧失危机就是明证，大银行仗着自己规模庞大，认为它们不但不能倒，甚至不可问责。
美国不能再向从前那样自视为希望之地了。但妄自菲薄也不可取：振作起来重塑美国梦为时未晚。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最近著有《不平等的代价：分化社会如何威胁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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