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日前决定接受国际援助,为本国银行业纾困,标志着战争已经打响。这场战争关系重大。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警告称,欧洲“距离上世纪30年代的灾难重演仅有一步之遥”。
与上世纪30年代一样,目前人们认为在西班牙的战斗对决定欧洲命运的整场战争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用不了多久,来自各国的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就会启程前往加泰罗尼亚。在这部泛欧戏剧中,德国再次扮演反派。
当然,没有人质疑现代德国的民主背景。只有最极端的希腊媒体才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相提并论。但全球媒体描述的默克尔是一个固执的德国人,她的作为对全球构成威胁。上周末的《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封面将全球经济比作一艘正在下沉的轮船,并请求默克尔“启动发动机”。
《经济学人》总结了国际社会“一致认为默克尔必须做的几件事”,包括“转变紧缩政策”、“建立银行业联盟,实行覆盖整个欧元区的存款保险机制”以及“有限的债务共同分担”。私下里,世界各地——从伦敦到华盛顿和罗马——的领导人也纷纷敦促柏林采取类似的行动。
国际社会之所以要求德国ZF做这些事情,是因为他们衷心希望避免上世纪30年代的情形重演——当时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上的灾难。
然而,尽管这些要求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但从政治上来说不仅不现实,而且还很危险。这些是教科书式的解决方案,无法通过现实世界的检验。更糟糕的是,如果这些要求得以实施,将可能引发他们归根结底想要避免的政治激进化。
你只需细想一下清单上的这条建议就会明白:建立泛欧的银行存款保险机制。正如一位认同德国观点的荷兰资深政治家所说的:“在法国将退休年龄降低至60岁而我们却提高至67岁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推动建立银行业联盟。”站在荷兰和德国的角度来看,由它们的民众为其他国家的银行担保,拿自己的钱贴补那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而那些国家的福利甚至比德国和荷兰还好,这么做是不公平的。
这种困境表明,一种技术上相对完善的举措(比如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会对国家主权产生深远影响。一旦你向推行欧洲债务共同分担机制迈出一大步,你就会被迫推进更深层次的政治联盟。这不只是人们热议的设立权力高于各国ZF的欧洲“财政部长”。要避免为公平问题而吵得脸红脖子粗,你还需要协调欧洲的社会保障体系。这需要几十年时间才有可能完成。
默克尔ZF并未表示永远不可能推出欧元区共同债券或欧盟存款保险制度。它辩称,任何此类举措都只能作为建立政治联盟这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的任何举措都像是德国给南欧国家发行了一张没有信贷上限的信用卡。
很难想象欧洲政客们如何能在数周或数月里完成如此宏大的改革——美国和其他国家就是如此要求的。皮尤(Pew)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欧洲人反对将国家在预算事宜上的主权让渡给一家中央机构。该民调还显示,默克尔普遍受到赞赏,不仅在德国,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
就这一点而言,公众比那些竞相抨击柏林的知识分子们表现得更为理智。尽管默克尔处理危机的方式并非完美无缺(谁又做到完美无缺了?),但有一项巨大的功劳应该属于她。默克尔没有让政治极端势力在德国立足。
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不真实的危险的人,应该看看德国的邻国。在法国,三分之一的选民投票支持极右或极左的总统候选人。在荷兰,极右和极左的候选人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分列榜首和次席。荷兰与德国一样,是一个反感为南欧国家纾困的债权国。在奥地利,极右势力在民调中获得近30%的支持率。
德国具有导致极端势力反弹的所有条件。该国选民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在欧元问题上受到了误导。他们曾经得到承诺,共同货币包含了一条“不纾困”条款,按照这一条款,德国纳税人不会面临不得不为其他欧元区国家提供支援的处境。但德国已经被迫为欧洲的多个纾困计划承担2800亿欧元的潜在负债,而且未来还将有更多的纾困请求。光是为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提供的出资额,就会令德国今年的预算赤字从260亿欧元增加至350亿欧元。
然而,尽管德国已经承担了这些负担和风险,但该国ZF发现自己仍然被指责做得不够。孤立和指责柏林,同时又试图迫使该国为整个欧元区的财政担保,在政治上是一种危险的行径。希腊或荷兰极右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非常令人扼腕。但如果极右势力在德国兴起,那将是一场灾难。
作者: 英国《金融时报》 吉迪恩·拉赫曼 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0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