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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六年前，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到处弥漫着一种“嫉妒高盛”(Goldman envy)的情绪。
尽管高盛创造了令人瞠目的利润，资本回报率最高曾达到40%，但最让其他公司心生嫉妒的是，高盛拥有银行业中的“它”因素（这里借用一下名人杂志喜欢用到的短语）。最聪明的毕业生想去高盛工作，最精明的客户使用高盛的服务，而当政2府2高2官2们离任时，也往往会加入高盛，这不仅是因为在高盛可以拿到高额奖金，更是因为当时的高盛正处于金融及政策创新前沿的核心地带。但眼下，这个“它”因素是否正从高盛悄然向贝莱德(BlackRock)等公司转移呢？最近，当看到有消息称瑞士央2行(SNB)前行2长菲利普•希尔德布兰德(Philipp Hildebrand)将出任贝莱德副董事长时（常驻欧洲），我想到了这个有趣的问题。
希尔德布兰德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个中原因他不曾在公开场合详细谈论；可能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战略方面的考虑。
如果让人类学家来研究此事，那么就现代金融“部落”而言，这至少反映出两种象征意义。
首先，这反映出贝莱德自身非同寻常的地位。当目光敏锐的前债券交易员拉里•芬克(Larry Fink)20多年前加入贝莱德时，资产管理还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领域，固定收益资产也不像股票交易那样，拥有炫目的光环。但随后几年间，通过有机增长和兼并，芬克不动声色地缔造了一个资产管理规模达到约3.7万亿美元的庞然大物。这甚至超过了英国的总体经济规模。
但可以这么说，更令人吃惊的是贝莱德所拥有的信息和架构优势。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贝莱德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用以追踪并衡量资产价值、尤其是固定收益和不良资产领域的资产价值。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无论是私人金融公司还是美国ZF所属部门，都纷纷向贝莱德寻求咨询、估值以及风险管理技能方面的服务。
一些欧洲国2家的政2府2和公司也在效仿：从爱尔兰到希腊，贝莱德目前正向许多国家提供至关重要的咨询服务。事实上，贝莱德目前所监2控的资产总额已达12万亿美元，几乎和美国经济总量不相上下。
这就把贝莱德推到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位置，但同时也给它带来了挑战。管理如此大规模的公司并非易事。寻找新的收入和利润来源同样并非易事（尽管贝莱德近期的利润尚算合理，但利润率却是差强人意）。此外，由于贝莱德与2政2府2的联系日益紧密，其在声誉上面临的挑战正在加剧。像谷歌(Google)一样，贝莱德也得益于在基础架构上享有的优势，但这也带来了2政2治2上的风2险。难怪贝莱德喜欢聘用熟谙政2策的人才。
但除了贝莱德本身，希尔德布兰德的举动所折射出的宏观象征意义也十分有趣。早在过去——或者说在2007年之前——高盛享有“它”因素优势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从事证券交易、设计出新颖的衍生品工具以及促成公司交易，这些都有着潜在的利润可赚，也能带来真正的心理满足感。这在当时属于“前沿”业务。然而如今，这些领域的利润和创新正受到金融改革和“僧多粥少”局面的压制，尤其是受到监2管的银行，情况更是如此。一种耻辱感正在浮现。
受监2管银行之外的业务，比如资产管理等领域，仍具有创造惊人业绩的潜力，尤其是在非银行部门。例如，这些领域眼下需要招募大量的人才，从而找到在“零利率”世界中，为投资者获取合理回报的方法。还需要为逐渐逼近的养老金危机制定出解决方案（未来十年中，这场危机引起的麻烦将不亚于当下欧元区危机所引发的问题）。诚然，这或许听起来没有自营交易那么吸引人或是利润丰厚，但它所拥有的创造性潜力却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贝莱德（或是其他公司）能否引领如此的创新，目前尚有待观察。贝莱德今后能否避开2政2治2上的所有挑2战，也还是个未知数。在西班牙等地，已经出现了对利益冲突的不满之声。这种声音可能会向别处蔓延，除非贝莱德在未来几年里表现出足够的智慧（请芬克注意：看看高盛的经历，就能明白大众情绪可以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是，芬克地位的提升即便不能说明其他问题，它也表明，金融危机不仅产生了大输家，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大赢家。
“嫉妒贝莱德”(BlackRock envy)不是一个朗朗上口的短语；但它可能揭示了当今金融业的演进方向。
译者/邢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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