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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在生活中，有时说句“我早就这么告诉过你们了”，会让人产生优越感。上周就是这样的时刻。5年前，我最早与迈克尔•麦肯兹(Michael Mackenzie)等英国《金融时报》的同事一起，尝试揭开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市场丑陋的一面。
当时，我们遭到了英国银行家协会(BBR)以及巴克莱(Barclays)等大银行的强烈批评，他们指责我们在“散布恐慌”。但现在我们知道，在英国银行家协会气势汹汹的背后，真实情况比我们所认为的还要糟糕。正如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公布的邮件所显示的那样，自2006年以来，巴克莱的一些交易员就在更高层经理的鼓动下，不间断且无孔不入地企图操纵Libor市场。而且，巴克莱可能不是这么做的唯一银行。无疑，有些金融家对此会轻描淡写，将其归咎于少数流氓交易员的作为。同时，按照银行业的惯例，在电子邮件中自留罪证的较低层员工已被解职。但是，这些被曝光的情况的整体象征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因为它们暴露出现代银行世界核心的一种狂妄自大。
最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十年来，伦敦金融城和华尔街的大型投行日趋以崇尚自由市场的宗教般高调来包装他们的所作所为。每当他们想要为超高的利润、诡异的创新，或者（在近期）阻止监管新规提供理由，他们都会无一例外地端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想。
但借用莎士比亚(Shakespeare)话来说，巴克莱企图操纵Libor一事表明，这种自由市场言论遭到的违反和遵守一样多。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就像上述邮件所承认的那样）几名巴克莱交易员未能“上报诚实的价格”。相反，真正的问题在于，Libor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组织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这才是为什么操纵行为不受制约地长期、大范围持续。
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回顾一下亚当·斯密的研究。当这位苏格兰经济学家在三个多世纪以前撰写论文时，他生活的那个世界里，占市场主导地位的都是家庭小作坊式的企业。斯密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任何市场体系中，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都应当是一致的，并且这些实体都在一个更广的社会与道德框架内行事。他也假定其他两个因素应当到位：广泛、自由的市场参与度和真正的价格透明度。若没有这样的开放度，市场经济中很难产生竞争，也很难产生至关重要的信任这个元素。
21世纪金融体系的很多领域都显示出了这些要素；公开股票市场（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然而，最近几十年，掉期领域最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这些原则。在Libor的例子里，定价过程不透明且反复无常，因为它是基于不公开提交的报价，而非实实在在的交易。另外，这个市场一直受到少数强势银行的控制，这些银行也控制着英国银行家协会。银行所有者（即股东）几乎没有机会控制这些金融管理者的活动。难怪这个小集团过去对批评的声音愤怒地拒绝接受。
改革这一体系并非易事。毕竟，英国银行家协会最初为Libor建立这个奇特的价格报告体系的一个原因是，与交易股票相比，利用公开市场体系确定贷款利率的难度更大。最近几年，这一任务变得愈发困难，因为银行间贷款市场的某些部分已趋于枯竭。
尽管一些金融参与者现在正试图通过转向其它基准（例如隔夜指数掉期利率(OIS)）来弥补这点，但它们不太可能很快取代Libor。毕竟，据估计350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合约是利用Libor作为参考利率达成的，美国约90%的商业和抵押贷款据信也与Libor挂钩。这意味着，与信用评级一样，Libor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已深深嵌入整个体系。
即便没有其他意义，上周揭露的事实也表明，英国政2治人物（例如前财相阿里斯代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要求彻底改革Libor体系的呼声是正确的。它们也表明英国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为何不应就此止步。因为Libor的故事并非罕见；相反，债务和衍生品世界的其他很多领域仍不透明且局限于小圈子，并继续违背亚当•斯密的基本原则——即便银行首席执行官们将自己标榜为自由市场的旗手。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讽刺和伪善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让公众普遍憎恶的源头，如果首席执行官们现在还对此置之不理的话，那他们就该倒霉了。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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