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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保云：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反思
发展中国家有不少国际级别的富翁，但很少见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因为私营企业的成长极其困难。它需要特殊的温室环境。盲目追加投资、资源掠夺性开发等行为，都会带来经济数字的增长，但不会带来现代化。我们的发展前景并非是已经确定了的，而是取决于进一步改革决心的大小。
1. 评价经济现代化的标准
这些年我们过多地追求经济数字的增长，其实经济数字尽管重要，却不能说明经济现代化的水平。中东一些石油国家的人均产值很高，但那里并没有经济现代化的发生。盲目追加投资、掠夺性开发资源等行为，都会带来经济数字的增长，但不会带来现代化。
现代化是包含器物、制度、观念等方面进步的综合过程。人们一般习惯于把这三者分开，把经济现代化看作器物的增加。其实，即便是经济现代化，器物的增长也不是根本的，更加重要的是制度和观念的变化。就制度而言，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规范市场经济;就观念而言，要树立权利意识、契约意识、法律意识等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念。
制度和观念的变化好像说不清，因为每个国家都可以夸耀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制度和观念要产生一个结晶即“企业组织”，而企业组织既可观察又可量化统计。现代化理论的结构功能学派以及经济学的制度学派都把企业组织强调到最突出的位置，把它的发展程度作为衡量经济现代化的标志，而把器物和数字的增加仅仅看作是结果。他们所说的企业组织是指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发展在逻辑上要经历个体企业—私有小企业—私有中型企业—私有大企业(包括家族大企业和股份制大企业)这样一个台阶。这个台阶标志出不同的发展程度。如果尚处在个体企业或小企业阶段，那么经济现代化就是初步的。如果出现了私营大企业群体，那么经济现代化就进入高级阶段。当然，还需要看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多少。私营企业的比重越大，经济现代化的程度就越高。
私营企业的角色和重要性作为一种理性知识早已深深地渗透进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历届美国总统都把“企业家”作为国家信心的根据而挂在嘴边，连小布什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电视讲话中也这样说：“我们不怕，我们有企业家!”私营企业的重要性也得到世界历史的反复证明。原苏联曾经风光一时，却突然地崩溃了，因为它没有企业家(私营组织)，80多年间没有发生经济现代化;日本在二战中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基础打光，但却在短短十多年就迅速恢复，因为它有企业家(私营组织)，有经济现代化。这样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说明，把私营企业组织作为评判标准，我们就能更准确地预测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
2. 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比通常估计的大
我国大陆地区的私营企业通常被称为“中小企业”，但从规模、技术、管理、适应性等方面看还远不能与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相比。多数私营企业目前还处在粗糙的个体企业和家庭小企业阶段。同时，私营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很低。改革开放后，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指导下，私营企业从无到有并不断壮大。根据工商联2011年7月公布的数字，目前民营经济占我国GDP总量“已超过50%”。这同改革初期相比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同经济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这个数字就低得可怜了。就全国看，制造业领域的数字要高一些，超过了70%。但是制造业领域外资较多，凡是有较高技术的企业背后都是外国公司的背影。如果去掉外资成分，制造领域的私营企业的比重也同样是很低的。
占产值总量“已超过50%”是什么概念呢?与韩国比较一下我们就清楚了。韩国在1945年后国有资产占总资产的90%以上，这些都是没收的日本殖民者的财产。韩国在1950年代初搞了私有化，搞得迅速彻底，连几家大银行也私有化了，从此到1980年代国有企业占产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到8%之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东亚四小龙”主要学习了出口导向、引进外资、扩大投入等政策，但在制度层面上却学习得不够。从工业化整体水平及人均指标看，我们现在大致相当于韩国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水平。如果比较私营企业的发展阶段，那么我们目前也就是韩国1960年代初期的水平。
企业组织的差距是经济现代化的深层差距，是制度和观念的差距。这种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力量是强大的。多年来，从ZF到社会各界都为一些现实问题所困扰，诸如居民收入增加缓慢甚至停滞、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大、技术创新力低、内需不足等等，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技术”，一是“民生”。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根源就在于私营企业成长缓慢。试想，国有企业效率低，而私有企业又没有成长起来，靠什么来实现产业升级和生产方式转变?同时，“民生”的目标只能靠民营来实现，因为民营就是民众的参与。然而，生产50%的GDP的私营企业雇用80%以上的工人，而生产另一半GDP的国有企业却雇用不到20%。一些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垄断资源，盲目投资，绑架金融地产，在制造泡沫数字的同时不断地进行私分、贪污、浪费、资产转移的运动，80%的劳动者(还不包括农村)被排斥在这个运动场之外。在这样的机制下，怎么可能解决好“民生”问题?
企业组织的落后对现代化的延误往往是以百年为单位来计算的。拉丁美洲在17世纪早期城市、交通、文化等发展水平高于北美，但由于没有私营企业组织的发展而很快被美国超过，从此就一直落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主要拉美国家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也经历了几个高增长阶段，也出现过让国际惊叹的“奇迹”，现在它们的人均产值已接近1万美元，城市化率也早已超过80%，然而，他们离实现现代化还有很远距离。技术创新力弱、教育落后、大面积贫困、农村落后等问题并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发生丝毫改变，而是被固定化、永恒化了。在体制上，这些国家长期保留一种“混合经济”，私营部门、封建性大地产、庞大国企部门共存。私营企业始终处于受挤压和被扭曲的不发达状态。同拉美相比，我们目前“混合经济”并无特殊之处，虽然我们没有封建性大地产，但是我们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其封建性一点也不弱。而且，我们国有企业垄断的局面要远远超过拉美。
3.前途取决于进一步改革的决心
发展中国家有不少国际级别的富翁，但很少见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因为私营企业的成长极其困难。它需要特殊的温室环境。
第一，ZF的积极、大力扶植。西欧国家的私营企业当年并不是自然长大的。早期受到贵族和王室的支持，比如哥伦布的航海船;重商资本主义时期则受到国家的帮助和保护，比如各个东印度公司就是这个使命。后起的德国和日本，它们的私营企业的崛起主要靠ZF的扶植。韩国是战后世界上唯一在制造业领域培植出私营大企业的国家。这依赖于一种特殊的体制。朴正熙ZF不仅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而且通过免税、奖励、低息贷款等方式帮助那些业绩优秀的企业加速资本积累。1962～1971年，仅给予企业的利息津贴就占国民产值的3%。1972～1979年，为了配合重化工业发展和产业升级，韩国ZF给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为3%，最低为 -14.9%。此时期约10%的国民产值补贴给了私营企业。三星、现代、SK等大财阀企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第二，国有企业要迅速收缩从而为私营企业腾出空间。在现代化早期阶段，ZF投资一些国有企业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是正常的，但是要尽快地退出。在此，总结一下台湾地区的教训很有必要。台湾地区在1950年代的私有化没有韩国那样迅速、彻底，而是时间拖得很长。这使台湾地区在1960、1970年代的高增长时期没有成长出大的私营企业，直接影响到之后的产业升级。到了1980年代，台湾地区在技术上比韩国低了一个台阶，一直遥遥领先的人均产值也在1990年代被韩国反超了。
尽管如此，台湾地区还是提供了国有企业一路收缩的成功范例。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则是国有企业膨胀容易而收缩困难。这不仅是因为受到认识或意识形态的阻碍，还有很多别的原因。1960年代中期巴西、阿根廷上台的军人ZF信誓旦旦地要压缩国有企业而发展私有企业，但在他们执政期间国有企业反而进一步膨胀了。因为官僚集团要通过国家投资来谋取利益，所以找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扩大投资。无论原因如何，国有企业不能腾出足够的地盘，私有企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这样，无论经济数字怎样增长现代化总是空的。
第三，私营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民主制度的配合。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理性的资本主义”需要“宪政体制”的支撑。如果不建立起民主制度，那么政治领域的封建权力结构和观念因素就不会削弱，私有化也很难进展;并且，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即便是搞了私有化，法律体系也难以有效运转，企业的行为也得不到很好的规范，其性格会必然遭到扭曲而同样成长不起来。此外，社会道德的提升、经济透明度的增加、工人权利和消费者权益的保障等等，都需要民主的发展。一句话，政治变革与私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分开的。但近些年，国内学界在研究韩国时得出了“独裁发展”的结论，认为韩国经验是利用“独裁”保持社会稳定从而获得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朴正熙总统时期被韩国人认为是“最独裁的”，但实际上朴正熙ZF一直是在宪政体制下活动，更重要的，韩国的ZF是“小ZF”，不仅规模小而且远离凯恩斯主义，与儒教传统的官本位体制的性质完全不同。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条件外，私营企业发展还会受到历史、文化等其他因素的作用。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些条件的确很难达到。这也是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步履维艰的原因。尽管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作为儒教文化圈的成功给我们展示了很大希望，但我们的发展前景并非是已经确定了的，而是取决于进一步改革决心的大小。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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