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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早在1972年，Grossman就已经从理论上证明，健康投资可以延长未来的健康时间进而增加个体禀赋。但是长期以来，该如何进行最优的健康投资一直都成为经济学界和现实政策制定过程中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9月3号举行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IIES50周年学术庆典会议上，来自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雷默教授就如何结合现场试验方法改进健康投资决策发表了精彩而独到的演讲。
投资健康的核心意义在何处？克雷默教授认为有两点：一方面健康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直接影响到个体的预期寿命、死亡率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健康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又会对教育的结果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决定了个体的劳动状况和一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可以通过市场自发作用来决定最优的健康投资水平，这是当前经济学界中主流经济学者坚持的观点。而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对市场的力量保留质疑，在他们看来，健康产品的外部性以及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情形要求对健康投资进行ZF干预，如此才能达到社会最优。对此，克雷默教授强调，健康作为公共品，具有外部性的特点，因此需要适当地进行外部干预。
现场试验得到的结果是更为鲜明的例子。克雷默教授在肯尼亚进行的驱除寄生虫计划和水源保护行动，支持了健康投资需要外部干预的看法。例如在肯尼亚的除虫计划，在1998-2001年的早期，研究者将样本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并对实验组进行了两到三年的除虫治疗，控制组则保持原来状态。实验人员随后对样本进行了常年跟踪观察，以记录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劳动产出差别。结果表明，除虫治疗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增加了12%，平均工资增加了20%，并且实验组成员最后更多的从农业领域转移进了制造领域。
但是，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服务的提供上，ZF也可能失灵。对于这个问题，克雷默教授认为，对健康服务进行干预的力量不一定要来自ZF，并且根据现实操作中可以借鉴现场试验的经验，在干预中引入NGO或是其他自发性组织的力量可以纠正ZF失灵。克雷默教授展示的在乌干达、印度、柬埔寨等国家的试验项目表明，社区问责制、提供激励、对结果支付、健康服务承包等途径都可以有效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产生更好的健康结果。例如，在柬埔寨试验是由NGO承包提供医疗服务，极大地提升了相关地区的健康水平。
尽管面临社会规则的约束和大众媒体的意见，但在与不同社会组织合作进行现场试验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克雷默教授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现场试验都是一种利用有限资源产生最大效果的可行路径，它既能够帮助经济学家更加紧密地接触地区现实以更好地研究有关健康的理论问题，同时还能够指导建立不同的并且能够不断调试的地区性项目和组织，以帮助提升相关地区的健康状况。
人物简介：
迈克尔克雷默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科学院院士，曾获麦克阿瑟奖学金和总统学院奖学金，并提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他近期的研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供水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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