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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熊性美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时光荏苒，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已经走过了八十五个春秋，而我本人从来经研所求学到现在，也已经过去六十二年了。其间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值此之际，我愿意将我的三点想法，说出来与各位同事和校友们共享。
首先，是最近因为参与编纂《方显廷文集》的关系，我读到两本美国学者研究民国时期我国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状况的书，一本是江勇振的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19-1949，另一本是Paul TrescottJingji Xue: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1850-1950。前一本书有两章，后一本有一章都专门探讨了1949年以前的老南开经研所，这位Trescott 教授还写过一篇论文专门介绍方显廷的经济学思想。就我以往所见，除了这两位学者以外，至少还有十种以上的英文论文和专著也都研究过我们老经研所，此外，一些日本学者也有关于老南开经研所的研究。
这就引发了我的思考——经过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外国学者一直对我们老南开经研所抱有浓厚的兴趣呢？除了他们的研究会引用老南开经研所的调查资料以外，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南开经济研究所在近代中国经济学领域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1927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前，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总体上仍以翻译和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主，只有很少数的学者能够把经济学理论用于中国问题的分析。而以何廉和方显廷两位先生为代表的南开学者则从经研所的创办之初，就把统计和调查列为我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明确提出了经济学必须实现中国化的主张，应该说，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见解。这也引出了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当时老经研所在经济学中国化方面做出了哪些主要的成就。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张伯苓校长当年提出的“知中国•服务中国”。要服务中国，首先得知中国，了解中国的情况。在这方面，南开经济研究所做了两项了不起的工作，一是编纂南开指数，二是开展了大量的经济调查。
何廉来南开后从事的第一项研究工作就是编制天津物价和工人生活费指数，最初只有他自己和一名助手，后来则发展成为了包括物价指数、收入指数、生活费指数、进出口贸易指数和外汇指数在内的南开指数体系，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甚至在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天津期间，还对南开指数进行了续编。
在何廉主持编制南开指数的同时，方显廷和吴知、毕相辉、谷源田、冯华德、李陵等同事则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调查，撰写了大量研究报告。就我所见到的，包括对新式工业的调查如《中国之棉纺织业》，对旧式手工业的调查如《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天津之粮食业及磨房业》和《天津鞋业之组织》，对乡村工业的调查如《中国之乡村工业》、《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由宝坻之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和《乡村织布业的一个研究》，以及对乡村行政和财政的调查如《河北省定县之田赋》和《河北省定县之田房契税》等等。这些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纯经济学理论的探讨，而在于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实际，解决具体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些调查的详尽周密，今天已经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研究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这种重视调查和搜集资料的工作作风，在后来也成为了我们南开经济研究所一直以来的传统。即使在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发展时期，经研所的老师仍然与经济系的同事们一起，进行了启新洋灰、开滦煤矿、永利久大等企业史资料和近代盐务史资料的编辑工作，这些资料书在相关领域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南开经研所的名字也将随着它们而长存。
但是由于当时的著作一般只署名单位，许多参加者都没有署自己的名字，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已经故去，值此经济研究所八十五周年之际，我想应当记下他们的名字，让我们未来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人能够了解和铭记这段历史。
最早倡议进行企业史料编纂的是滕维藻先生。
参加启新资料编纂的是郭士浩、阎光华、孙兆录和朱秀琴老师。
参与开滦煤矿资料翻译、整理和编写的人员较多，包括谷源田、俞启孝、阎光华、熊性美、朱秀琴、潘源来、郭士浩、丁长清、龙吟、唐维霞、刘佛丁、丁世洵、伏义琴、刘君煌、彭贞媛、李文光、王健、孙永安、张励生和经济系1973届的学生；尤其是当时带队去开滦并打开工作局面的宫克勤老师；还有给予我们热情支持的开滦煤矿及其档案馆的领导郑宝成、刘秉钧和刘裕福先生；与我们一起从事翻译和整理工作的开滦煤矿的工作人员黄国祥、张海若、张立兴、李静恩、王永成、王惠敏、朱逖人、易连山、化春萍、李建坡和倪瑞林等同志；以及外单位为我们提供无私帮助的严中平、吴承明、聂宝璋教授和朱宗凤先生。
参加近代盐务史资料编辑和整理的有潘源来、李建昌、杨敬年、岳毓常、刘佛丁、汤仁、丁长清、李宝珠和朱秀琴老师。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资料工作在当时，基本都是由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系的同事们亲密协作、共同完成的。在这里，我也希望经研所和经济系老一辈的合作传统能够在将来被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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