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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黄人天原创的相对全面经济学的有效生产力、投资消费融合发展、产业协同发展等理论在关于解决中国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增长乏力和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导致雪上加霜等难题的讨论中得到应用和发展：
1、2025年8月，在中国消费不足、生产过剩、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宇树科技公司 CEO王兴兴表示：“十年后大家就不用工作了，吃喝都由机器人提供。未来，当机器人具备大规模作业能力时，每台机器人出厂就可以收税，生产的价值里面产生的税直接上交国家。”
黄人天根据相对全面经济学认为，这种广泛传播的观点以未来人类依靠机器人交税不劳而获的“大饼”掩盖了产业政策片面重视供给侧投资导致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前景，会导致目前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 马克思指出：市场经济中生产能力无限增大趋势和劳动人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趋势之间存在根本的矛盾，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经济危机。100多年来，这一规律并没有本质改变。看看今日中国经济，贫富悬殊、失业率高企、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社会保障乏力、年轻人躺平、不婚不育，消费不足，生产过剩，而早已腰缠万贯的科技企业家们却在过度偏向供给侧的税收减免政策扶持下，为了追求利润或所谓理想还在激进地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替代人类劳动，缩小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这种人为拔苗助长推动的单方面供给侧投资不顾需求侧衰退现实，难道不属于马克思所指出的盲目扩张产能吗？难道不会导致生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吗？
我们不应限制机器人产业发展，但在各种扶持政策拔苗助长产业的同时，却在提高社保费、学费、公用事业费等等，继续加大潜在机器人消费者的负担，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最终也将因为削弱有效需求而限制机器人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公平和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如果中国不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不搞好社会分配改革，不能调节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失衡，那么未来生产更多机器人，机器人再生产更多商品，卖给谁呢？中国是否在提前预约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时候，人类不工作而靠机器人养的“大饼”还能存在吗？
因此，人工智能应该负责提高效率，而决定性的人类智能则应该负责兼顾效率和公平。
相对全面经济学认为解决市场经济基本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结合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有效生产力，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正常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市场主体才能偿还债务恢复信用，实现正常交易的市场经济。
相对全面经济学的有效生产力理论起源于2011年出版的黄人天专著《富国阳谋》第33页，当时定义为：“一个国家拥有的能够有效占据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不包括废弃机器、闲置资本和失业工人，也不包括产品卖不出去，还在盲目生产的生产能力，有效生产力的大小就是对市场需求的占据能力大小。”
建议大国改变过度偏向供给侧的政策，以必要的分配调节政策促进供需相对平衡，使经济发展可持续。建议可以采用相对全面经济学的投资消费融合发展理论和产业协同发展理论。投资消费融合发展理论是在现有的有效生产力所支持的货币发行量范围内，将边际收益递减的传统基础设施投资转移到解决导致人民不敢消费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四座大山”难题上，提高劳动者实际收入，释放消费能力，进而刺激生产性投资，促进有效生产力发展，同时将部分符合市场需求的过剩生产力转化为有效生产力，合理解决过剩经济问题。
产业协同发展理论是发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相对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互保互促效应，包括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稳定低风险现金流为相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不稳定高风险创新提供资本支持和风险对冲，创造数量尽可能多的、种类尽可能丰富的国民收入，做大经济蛋糕以便有利于社会分配。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还有很多，义乌市场带动全国就业3200万人，而且无论AI如何发展，永远都会存在使用劳动力相对较多的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
投资消费融合发展理论与产业协同发展理论结合应用可形成以分配公平化带动生产科学化、以相对全面产业结构促进供需平衡的新型生产关系，而这种相对全面化的新型生产关系可使有效生产力的发展更加可持续。最终，相对化解市场经济基本矛盾，实现更稳续经济发展。
2，2025年8月，有学者提出由于中国拥有大量过剩产能，因此央行可以直接印钱解决分配不公导致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等经济问题。
黄人天使用有效生产力及其相对应的无效生产力（过剩生产力）概念对社会生产力进行了分类解释，指出来源于有效生产力的政府正常财政收入和资产积累是政府发行货币所需的准备金和制度约束等物质基础的来源，同时指出维护无效生产力（过剩生产力）反而需要消耗成本并压低市场价格、挤压正常企业的生存空间，因此无效生产力（过剩生产力）不能作为货币发行的物质基础，换言之以无效生产力（过剩生产力）为“物质基础”印钱属于凭空印钱，会导致货币金融信用受损，引发通货膨胀。
2012年黄人天出版的《货币突围》第123页，以有效生产力理论解释信用货币的物质基础问题：
“信用纸币的本质是货币化的信用，是记录发行者信用价值量的货币化票据。信用是实实在在建立于物质基础上的，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物质基础是指哪些东西？换言之支撑纸币的真正力量是什么？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有效生产力才是信用纸币的真正支撑力量，是其物质基础，而黄金和外汇储备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因为黄金外汇虽然可以支撑一时，但是如果有效生产力持续下降，再多的黄金外汇储备也是坐吃山空，最终也会消耗殆尽。反之，有效生产力持续上升的国家，黄金外汇储备必然持续上升。”
《货币突围》第144页提出发展有效生产力是拯救信用货币滥发型经济危机的方法。
“归根结底，要拯救纸币滥发导致的危机，不能靠继续滥发纸币，而是必须振兴国家生产实物财富的有效生产力。只有有效生产力得以恢复，信用纸币才能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3、 2013年10月，黄人天在《市场观察》杂志《财经辩论》专刊发表长篇论文《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大论战》。
《财经辩论》第44-49页提出了有效生产力对经济循环和增长的作用机理，并推导出国家产业利润、相对全面比较优势、产业互保互促协同发展等创新理论或理论雏形：
“‘有效生产力’是指生产并能够实现有效交易从而占据市场有效需求的生产能力，不包括没有生产或生产而不能实现有效交易的过剩产能。经济体“有效生产力” 是指经济体境内存在的能够占据境内外有效需求的生产能力。
那么，“有效生产力” 对经济循环和增长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经济主体本身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就是有效生产力。生产者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消费，投资形成新生产能力，如新生产线、新基础设施、新培训工人等。新生产能力产生新供给，即新商品。（供给是商品，生产能力是生产商品的生产能力）。
新供给必须与有效需求相匹配才能形成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匹配的新生产能力就是新有效生产力，过剩生产能力则沦为无效生产力，即便是新生产线和新基础设施的过剩部分产能也是无效生产力。进而，形成新有效供给才能通过工资、税收、再生产投资、净出口转化为新有效需求，转化为新有效需求才能引致新供给，从而形成有效经济循环。
可见，在人类经济之中，新生产能力能否成为新有效生产力是经济循环能否形成进而有效经济增长能否实现的关键。有效生产力不仅可以占据有效需求，本身也是有效需求的来源，不仅创造投资，也创造消费。因此，有效生产力是连接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生产者与消费者、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等相对对立经济范畴并使之成为统一体的桥梁。
就中国而言，无论政府主导或引导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还是体制改革释放消费需求，其实都是为了促进有效生产力发展，只有通过形成健康发展的有效生产力占据有效需求，才能实现有效经济增长。
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属于一种有效生产力，因为它们能够成功实现销售，然后上交国家税收、发放工人工资、进行再生产投资，从而自然形成了政府开支、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等有效需求，再加上他们创造的出口，这不就是经济增长的来源吗？
因为放任转移，转移出去的企业如去年（2012年）的阿迪达斯工厂，回过头来就对中国市场出口，瞬间国内企业就变成国外企业，而我国就从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这意味着我国不仅在丢失外需，而且内需也丢失了，形成“产业转移双向贸易损失”。进而这部分政府开支、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全部损失，并丧失这部分经济产出造血功能，形成“产业转移增长潜力损失”。
一个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体，如此奢侈地放弃能够占据有效需求的有效生产力，经济怎能向好？因此，笔者提出产业政策应树立“国家产业利润”新概念。具体地说，就是站在国家和全民的高度，凡是有效生产力，其产业利润不应该只看投资者的利润，工资和税收都应该计入“国家产业利润”。
基于这一全新认识，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其就业量和企业基数导致的巨量总工资和总税收，就绝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所谓低端产业，而是一种“国家产业利润率” 较高的产业，它对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创新产业。对于这种产业，即便其投资者利润率较低，但只要“国家产业利润率”即利润、工资和税收占投资的比率高于资本利率，就是有保留价值的产业。如果企业出现国际产业转移倾向，那么国家就应该采取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信贷优惠等扶持政策，必要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投资者利润率，从而留住有效生产力。
况且，中国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并没有完全丧失，我们还有国家贫困线以下的约8000万至1.2亿贫困人口期待产业扶贫，只能说接近“刘易斯拐点”，而“越过论”是错误的拔苗助长。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拥有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完备工业体系，及其所产生的超群产业链配套能力，中国产业链配套的成本优势可以抵消高工资的成本劣势，从而能够更长时间保持综合成本优势，也就是说中国距离“综合成本拐点”比距离“刘易斯拐点”更远。
比如，中国工资早已超过东南亚、非洲很多，但是为什么国际加工巨头直到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才开始离开中国，而且大多不愿离中国太远呢？这就是因为刺激计划导致的工资非正常飙涨削弱了沿海地区的综合成本优势，迫使企业转移，但转移得不远就可以继续享有中国的产业链配套服务。阿迪达斯工厂于2012年10月迁离中国，新厂址就位于东南亚而不是成本更低的非洲，而当时阿迪达斯中国工厂的工资达到3000元人民币，已相当于转移目的地国家的3倍左右。
虽然沿海地区优势丧失，但中国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优良的中西部仍然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综合成本优势，只需要政府实行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国内产业转移即可。
应当悬崖勒马了，否则经济增长率还会继续下降。今年（2013年）四季度经济可能继续回暖，但随着乐观情绪蔓延，明年上半年如果收缩信贷进行结构调整，届时经济增长率极可能再度下挫，因为国家的有效生产力在持续下降，从而潜在经济增长率在持续下降。
中国无法承受“喜新厌旧”的产业政策，14亿中国人应一部分转型升级，一部分继续努力保持传统优势产业，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必须尽力保持完整产业体系，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应实行差别化产业发展战略。试问，如果高科技产业加金融业、服务业的所谓先进产业体系尚不能支撑3亿多人口的美国可持续发展，难道能够支撑14亿人口的中国可持续发展吗？
应赶紧遏制人民币汇率，赶紧出台针对传统优势产业国内转移的因势利导政策。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是靠升值换来的，而是要靠国家有效生产力为后盾，用人民币升值倒逼转型升级得不偿失。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而传统优势产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与转型升级并不矛盾，留住传统优势产业，就留住了有效生产力，就能为国民经济转型升级保持强大现金收入流，支持高投资高风险的全面创新，这是实现转型升级的保障，也是促进有效经济增长的基础。”
2013年12月5日，黄人天以《财经辩论》专刊当面委托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向中央上书。参考链接
12月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采纳黄人天的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次提出“要保持传统出口优势”。12月31日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年1月央行下调人民币汇率，当时舆论认为政策倒退。但2014年中国出口形势转暖，经济下滑势头缓解，实现贸易顺差3825亿美元，同比猛增47.2%，创历史新高，2017年对美国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在此背景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了长期协同发展，导致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片面比较优势教条被证伪。参考链接
黄人天：相对全面经济学创始人、中国经济学创新论坛创始人，中国共生智库国际研究院副院长，50人独立经济学家论坛副秘书长。2012年开始公开批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误导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和垄断学术资源排斥异己，并提出相对全面比较优势理论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片面比较优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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