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经济下新古典范式的系统性崩塌:从均衡失效到计量危机
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范式,以二元均衡模型为骨架,以效用最大化为微观基础,以计量回归为经验检验工具,构建了一套看似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然而,这一体系的核心前提,是将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并列视为最终需求,本质上是对实物交换经济的抽象模拟,与当代信用货币经济的现实存在根本性错配。在货币经济中,投资需求并非最终需求,这一核心事实的确认,将直接击穿新古典范式的底层逻辑,引发从均衡模型到效用函数、再到计量经济学的系统性失效。
新古典二元均衡模型的全部逻辑,都建立在“投资作为最终需求”的核心设定之上。在标准的新古典两部门模型中,家庭部门通过提供生产要素获得收入,在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将收入拆分为消费与储蓄;企业部门则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利用家庭的储蓄进行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并向家庭支付要素报酬。模型通过利率的灵活调整,实现储蓄与投资的均衡,进而达成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同时出清,最终形成“总需求=消费+投资”的均衡恒等式。在这一框架中,投资被赋予了与消费完全对等的最终需求属性——它和消费一样,被视为对产品的最终购买,能够直接吸收总供给,实现市场出清。货币在其中仅承担交换媒介的职能,是不影响实体经济均衡的“中性面纱”,这就是新古典经典的“二分法”设定。这套模型的本质,是将复杂的货币经济简化为物物交换的实物经济,忽略了货币作为价值贮藏手段和资本增殖载体的核心属性,为其后续的系统性失效埋下了伏笔。
在当代信用货币经济中,投资需求的本质是中间需求,而非最终需求,这是由货币经济的运行逻辑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循环公式G-W-G',早已清晰揭示了货币经济的核心矛盾:资本运动的起点是货币,终点是更多的货币,整个循环的唯一目的是货币的增殖,而非实物产品的消费。企业进行投资,本质上是为了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完成生产过程并通过销售实现货币回流,最终获得利润。投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货币增殖的中间环节,它既不会为企业带来直接的效用满足,也无法成为经济循环的终点。整个经济体系中,唯一的最终需求只有家庭消费——只有消费是为了满足主体的效用需求,是货币回流的最终渠道,是再生产循环得以持续的根本前提。投资形成的全部产能,最终都必须通过消费来实现价值兑现,如果没有对应的消费需求,投资形成的产品就会沦为过剩产能,企业无法收回成本,投资循环便会直接断裂。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便是最典型的例证:即便央行将利率降至零水平,企业坐拥巨额现金储备,也因消费需求的持续萎靡而不愿扩大投资,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恶性循环。这一现实直接击穿了新古典模型中“利率调节实现储蓄投资均衡”的核心逻辑,也印证了投资作为中间需求的本质属性。
当投资不再被视为最终需求,新古典二元均衡模型便陷入了系统性的失效。首先,市场出清的均衡条件彻底崩塌。新古典模型中,投资作为最终需求,能够独立吸收家庭储蓄,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但在货币经济中,投资依赖于未来的消费需求,而消费又依赖于当前的收入,收入则依赖于投资与生产,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内生约束。当投资形成的产能超过消费的承载能力,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市场无法出清,经济不存在稳定的均衡点 。其次,模型中的因果关系完全颠倒。新古典模型秉持“储蓄决定投资”的逻辑,认为家庭的跨期消费选择决定储蓄规模,进而通过利率调节转化为投资 。但在货币经济中,是投资决定了收入,收入再决定储蓄——只有企业扩大投资,才能创造就业与居民收入,进而形成储蓄,这就是凯恩斯提出的“乘数效应”的核心逻辑。最后,两部门的行为设定与现实完全脱节。新古典模型假设企业的投资决策由资本边际产出与利率决定,但在现实中,企业投资的首要约束是终端消费需求,而非技术层面的边际产出。若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撑,即便资本边际产出再高,企业也不会贸然投资,因为产品无法实现价值兑现,边际产出无法转化为真实的货币利润。
二元均衡模型的崩塌,直接导致了新古典范式中效用最大化的变量与函数关系的全面失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理性人假设下的两大核心函数:家庭的效用最大化函数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函数。但在货币经济的现实中,这两大函数的核心设定均存在根本性错误。对于家庭部门而言,新古典理论假设效用仅来源于当期与未来的消费、以及闲暇,效用最大化就是在跨期预算约束下选择最优的消费路径。但在货币经济中,货币本身具有独立的效用价值——它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流动性保障,是财富积累的核心载体,是社会地位与资源支配能力的象征。家庭持有货币,不仅是为了未来的消费,更是为了财富的积累与风险的对冲,甚至很多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早已饱和,但其财富积累的行为仍在持续。新古典效用函数完全忽略了货币财富这一核心变量,其构建的效用最大化逻辑从根源上就失去了现实基础。对于企业部门而言,新古典理论假设企业的目标是实物利润最大化,其行为由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收益递减的生产函数决定,核心是实现要素投入的最优配置。但在货币经济中,企业的核心目标是货币资本的增殖最大化,甚至是金融市场的估值最大化,与实物生产函数的技术约束完全脱节。现实中,大量企业会为了迎合资本市场的估值预期进行短期财务操作,而非开展长期生产性投资;互联网等新兴行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也完全违背了新古典生产函数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两大核心函数的变量设定、函数形式与约束条件均与现实不符,基于此构建的效用最大化逻辑,自然沦为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
效用函数与生产函数的系统性失效,最终引发了计量回归经济学的根本性失败。计量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基于新古典的理论设定构建回归模型,通过现实数据估计变量系数,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并预测经济走势。但如果理论的核心前提与函数关系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无论采用多么精巧的计量方法,都无法避免伪回归的结局。首先,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新古典计量模型通常将投资、消费、利率等变量设定为外生变量,或通过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但在货币经济中,所有宏观变量均存在内生的循环因果关系:投资依赖于消费,消费依赖于收入,收入依赖于投资,利率依赖于货币供给与投资需求,政策变量也会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内生调整,根本不存在严格符合外生性假设的变量。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建立在理论设定正确的基础上,当核心理论逻辑错误,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便无法成立,OLS估计得到的系数必然是有偏且不一致的。其次,函数形式的误设导致回归结果毫无经济意义。计量回归的前提是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新古典模型通常假设变量之间为线性或对数线性关系,比如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在货币经济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非稳定甚至是不连续的:在经济正常运行时期,投资与利率可能存在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但在经济危机时期,即便利率降至零,投资也不会随之增长,两者的关系完全断裂。用固定的线性函数拟合这种非线性关系,即便得到了很高的拟合优度与显著的t统计量,也只是数字上的巧合,无法反映真实的经济联系,这就是典型的“伪回归”现象 。最后,理论前提的错误导致计量模型的预测能力完全失效。以主流的DSGE模型为例,其本质是基于新古典二元均衡框架的结构化计量模型,尽管加入了各类摩擦因素,但核心仍未脱离“投资作为最终需求”的设定。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几乎所有的DSGE模型都未能预测到危机的发生,危机后的解释也极为乏力。当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已经崩塌,无论如何优化估计方法,都无法改变其“用错误的模型拟合现实”的本质。
从投资需求的属性错配,到二元均衡模型的失效,再到效用函数的崩塌,最终到计量经济学的危机,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个范式体系,都因脱离了货币经济的现实而陷入了系统性的困境。当代全球经济面临的债务高企、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长期增长停滞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在新古典的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解决。经济学的理论重构,必须跳出实物经济的抽象假设,回归货币经济的本质,正视投资的中间需求属性,以最终消费需求为核心,构建符合经济运行现实的理论体系与分析工具。唯有如此,经济学才能真正摆脱范式囚笼,实现对现实经济的有效解释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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