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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关于劳动的“复杂程度”，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多次提到——
（1）第五章：“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们的不同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须加以考虑。……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做一小时，比普通业务做一月所含劳动量也可能较多。但是，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的准确尺度不容易找到。诚然，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生产物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作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
（2）第十章：“劳动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相同。”“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然而，黄佶却想当然地把第五章中的“市场议价”当成了斯密给出的确定劳动复杂程度的唯一原因，说市场议价“已经解决了”劳动的复杂程度问题，（《问 wswzwzws：既然斯密的方法无伤大雅，为什么马克思不继承呢？》）因而他不仅对第十章的论述完全视而不见，而且还断言“引进教育成本无济于事”。（《在 wswzwzws 的指导下，我又发现了《资本论》的一处错误》）
但是，如果斯密的“市场议价”已经解决了劳动的复杂程度问题，那他为什么还要在第十章中把不属于市场议价的“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看作是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工资”差异所基于的原则呢？
事实上，对于斯密第五章“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中的“两不相亏”，我们只要不是视而不见，那么就必然会留下怎样才是“两不相亏”的疑问，从而就绝不会得出“市场议价”已经解决了劳动复杂程度问题的结论。
并且，第五章中的“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做一小时，比普通业务做一月所含劳动量也可能较多”也已经提示我们了，在斯密看来，劳动复杂程度的问题一定是与教育有关的。
由此可见，黄佶对斯密关于劳动复杂程度的理解完全就是他相当然的产物：由于想当然，他不仅以断章取义的手法对斯密第十章的论述视而不见，而且对第五章论述中的“需要十年学习……”和“两不相亏”也以断章取义的手法视而不见。
所以，我们不得不强烈怀疑黄佶研究经济学的动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想当然和断章取义的手法来编制稻草人，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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